1.一个行业的畸形发展足以引爆一场社会危机
一个行业的畸形发展可以重创一个国家的经济，引爆社会危机，这不是奇迹，而是房地产经常干的事情。比如曾经在美国，在日本，在阿根廷，在西班牙--或许还有不久后的中国。
不清楚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何时能被超出政府“调控”能力的不可抗力“刺破”，但十几年来，它充当了瓦解社会基础的冲锋队队员角色，却是冷酷的事实。其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绑架”政府决策和中国经济，而是在社会团结、信任纽带、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一个社会釜底抽薪。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描述了工人在阴郁灰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社会机制。而在今天的中国，“异化”在房地产的唯我独尊中演变成一个社会的“自我套牢”。这里面的政治、社会、经济、心理机制，并不复杂。
官民
出乎很多人意料，因为有了房地产，中国的“社会转型”并没有按照“公民社会”之类的方向走。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在进行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在消解变成一个美好社会的种种可能性。
从1998年始，房地产开始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追求发展、满足权力美学冲动和土地财政渴望的一种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假如预设政府是发展的主导者，还有什么比支持房地产的发展更有利于自己呢？
这真是“黄金十几年”。政绩、利益的巨大诱惑，使政府角色悄然变异。它成为房地产利益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形成“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带刀的生意人”，冲在了诸如强制拆迁、征地的最前线--而按照改革的含义和民主政治的推进，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各利益主体平等谈判、最终达成交易的过程。
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政府定位不对，这一二元结构一定是紊乱的。房地产，因此加剧了社会的第一种冲突：官民冲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披露，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而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当政府被房地产“绑架”，其在社会冲突上的杀伤力，尤其是对官民关系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一个迟钝的观察者也能够看到：中国的改革，包括土地产权方面的改革，一旦威胁到政府部门在房地产利益链中的巨额分成，遭到抵触的可能性远大于支持推进的可能性。
比如，房地产本来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一直垄断在政府手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土地的提供主体，在进入“市场”时缺席了。又比如，农民自建的小产权房一直被“打击”，尽管它的客观效果，可以通过它的低价位冲击而降低房价，从而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也减轻政府在建保障房上的负担。而似乎与此遥相呼应，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商品房”的热衷，远大于建保障房这一本属于自身的职能。
当一些地方政府用一切手法维持房地产具有剥夺性的利益秩序时，不难想象会对民众形成何种诱导，又会让他们做出何种防御性的反应。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假定政府权力应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在伦理层面，又假定政府应比民众更具有“道德血液”。如果这两种假定中的一种，更不用说两者，在现实中都没有兑现，要一个社会不变坏，不处于官民冲突的风险之中，如果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
阶层
房地产不仅可以让某些权力狂热，恶化国家和社会这一二元结构，它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收割机。它不是用来重构、恶化阶层关系的，但很不幸，在各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中，它具有了这样的功能。
中国的贫富悬殊，从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房地产在其中的能量，让包括股市这一吸钱的“黑洞”在内的任何行业都望尘莫及。说它通过把人们分成“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并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预期中构造出了第二种社会冲突--围绕房子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峙，这并不夸张。
2013年4月初，深圳。刚买房不久的“房奴”林天，和他的朋友、30岁的“屌丝”刘哲雄结束了两年的友情。原因几乎不值一提：在一次聊天中，林天表示出希望房价能够继续上涨（尽管上涨下跌对于只有这套房子的他本人来说其实毫无实际意义），他明显还沉浸在终于告别无房的耻辱、跻身于“有房一族”的狂喜中，而没有顾及连首付的钱都没有的刘哲雄的感受。这刺激到了痛恨高房价的刘哲雄。双方争吵，分道扬镳。
这只是房地产撕裂中国社会的无数例子之一。从“房叔”“房婶”“房姐”到“房奴”，到“没有房子结婚”的无数屌丝，有无房子，有多少套房子，因为它的财富分量、利益预期、身份认同、婚恋选择时的排序，整个社会出现深深的裂痕。
这并非房地产本身有原罪。但它确实已经非常过分地被弄成一种资本，一种房子的“资本主义”：牟利的资本、抗通货膨胀的资本、娶老婆的资本、跻身于市民阶层的资本。这是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反，买不起房子的人，实际上在利益预期上、社会认同上、婚恋选择上，都处于一个被剥夺、被排斥的地位。依赖于高房价这一经济手段，房地产行业在对社会洗牌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底层社会的社会排斥。
那些看上去不处于底层社会的中产阶层，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按照中国的社会转型路径，以及一个社会稳定的需要，中产阶层应该越来越“壮大”才对，但高房价让这一切成为泡影。房价越高，中产阶层在房子，以及其他事项上越是要支付更大的成本，房子也就越成为少数有权有钱的人的游戏。所以并不奇怪，中产阶层发育的社会空间压缩的幅度，和房价上涨的幅度几乎同步：2003年前，中产阶层很风光，但随着2003年后房价上涨，逐渐褪去光环，而在房价已高得离谱的今天，这个社会群体已经灰头土脸了。和对底层的社会排斥一样，对中产阶层的这种打击，仍然是通过经济手段做到的。房地产越是把社会结构弄得畸形、紧张，瓦解社会团结，它继续这样玩下去的基础，就越会丧失。既得利益者看起来很精明，但其实已经陷入非理性的疯狂。
人心
就一个社会的构成来说，社会结构的畸形、紊乱，相当于“外伤”，修复相对容易一些，用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强有力地去“重构”即可。但如果人心被破坏，那就是“内伤”，要治疗就难得多了，它威胁到了社会构成的基础：价值导向、信任、公序良俗。
有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总体偏低，而医药卫生、房地产行业的诚信度最低。一个失控的、把全民押到赌桌上的赌博性的行业，其牟利的模式，原本就是需要排除诚信的选择。它强有力的竞争力就是垄断、强制、操纵和欺骗，而这，就需要把社会解构成一个不讲道德的竞技场，或者说，只有社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房地产才能让既得利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这是一种竞劣优势。
这一竞劣优势因房地产在利益导向上的呼风唤雨，影响千家万户而在中国社会被大规模地模仿，诱导、刺激人们也学会玩房地产利益链上的玩家们玩的那一套。社会因此而“房地产化”，变得浮躁、功利，投机心理盛行，对道德顾虑毫不在乎。
一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地往下降低的历史，它甚至威胁到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历次的调控，尤其是“限购”“20%个税”这类政策，都引发了大量的“假离婚”。仅仅是为了钻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政策的空子，或者规避房地产政策带来的伤害，原本神圣的婚姻，可以抵押给利益的考虑，而且看上去没有什么不正常。一个行业，“规范”这个行业的政策，当它可以轻易地瓦解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像赶一群鸭子那样迫使人们拿婚姻当儿戏，其杀伤力，可谓深入骨髓。
不需要和20世纪80年代比，只要和前些年比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在道德信念、精神气质上，越来越猥琐化、下流化。这里有房地产的一份功劳。当年做出“不买房”姿态，抵抗房地产掠夺的人，在今天全变成了傻子。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对市场的判断、对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导向的坚守，遭到无情的嘲讽。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会再有这样的“傻子”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他还没有去参与一场集体堕落的游戏，就已经被宣布出局。
和房地产对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绑架”一样，它对社会基础的破坏，也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高房价重构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形成巨大压力和利益诱惑→驱使人们参与房地产的利益狂欢→社会结构更畸形，道德更堕落→更推高房价……一直到房地产的掠夺游戏终于玩不下去，而社会结构也会被连根拔起。
任何一个形成恶性正反馈的游戏都无法持续。全面反思多年来房地产政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剥离它作为商品（市场）和居住（保障）的功能，定位好政府的角色，这正是新一届政府被寄予的厚望。这也是一种社会拯救。
2.失意者正成群结队走来
有党刊的声音，要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
有些网民是要教育教育。这个声音概括了大家都体验得到的一种社会情绪，就是“不满”--说这些网民“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用一个有点政治心理学色彩的词来表达，他们是一群“失意者”。
公正地说，不满的并不只处于社会食物链底端的人，境况稍好些的中产阶层，一些有钱人，甚至从体制中分享了一杯羹的人，也是牢骚满腹。可以说，失意者已大量涌现，而且情绪在社会中相互传染。
这暗合了当下中国的背景：逛一圈微博，好像就要发生“起义”一样；各利益群体、官民矛盾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神经过敏地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总担心有人对自己勒紧脖子；各种“崩溃论”不断，“暴力革命”的隐忧从未消除。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换一个问题问就是：今天的社会心态到底是什么？具备了“暴力革命”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吗？还是在一群失意者的撞击中，“现在”仍可以不变地维持下去？
神经过敏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的分析，可能会让具有“失意者”心理特征的人失望：现在只是具备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心理和现实条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骨子里，最害怕“暴力革命”的，除了既得利益者，还有那些因为失意而渴望骂几下、闹几下的人。
看起来很奇怪，但真相并不浮在社会情绪那儿，而是存在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中。
观察一下今天弥漫的社会情绪，可以发现，除了“不满”之外，还有诸如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对应的社会心态，大致可以用“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来概括。
心理事件，只是政治、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搞成这样，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言，“社会”被“国家”掐得喘不过气；就社会结构自身来说，洗牌已大致完成，阶层固化光临多时了；而在社会分配方面，“马太效应”持续存在，不公正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剧；还有阶层关系，心理对峙越来越严重，而且扩展到每个原子似的个人和抽象社会的心理对峙。
不用怀疑，这样的社会背景，谁能活得自在，心理上不受刺激？正如有毒的环境会摧残人的身体健康一样，不公正、不友好的环境也会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性。被剥夺的失意者自不必说，既得利益者虽然得到了在道德上不应得的利益，但也有心理后果，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结构，可能还有自我、人性，弄得更畸形和病态。
解释一下就是：剥夺别人，对别人不公平，在道德上当然是错误的，心理上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会有罪恶感。一个人如果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在罪恶感中继续剥夺别人，这会人格分裂的。在心理上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剥夺合理化。这个办法非常简单：贬低、蔑视、仇恨被剥夺者，说他们懒、素质低、可恶之类，从而说服自己剥夺他们是正确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剥夺。
但活还没有干完。剥夺别人，自然惹人恨，别人随时可能会忍受不了而报复，既得利益者当然能体验和预知到这一点，这又激起他们的恐惧。而消除恐惧，除了继续强化剥夺，别无他法。
就是说，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必须付出让自己在心理上“残废”和弥漫着恐惧、不安、仇恨的代价。伤害别人的人，首先在心理上、人性上杀伤自己。干掉道德的人，道德也会干掉他。
这引起了一个社会的大麻烦：无论是谁从“现在”得益或受损，心理上，大家都觉得“现在”难以忍受，充满风险，是不可持续的，而未来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失意者渴望发泄，闹点事，而既得利益者对于失意者的发泄、闹事异常地神经过敏。
他们在心理上共同制造了“暴力革命”的假想敌，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敌来临前的征兆，而不是这个假想敌还远着的证据。
先验渴望
群体性事件，是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现象。中国有，印度有，非洲有，土耳其有，美国有，欧洲也有。看上去，显然不都是“体制问题”。
事实上，首先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所主宰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一定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在现代性社会之前，人们以具体的共同体成员诸如村社、族群成员的身份存在。在共同体中生活，他受到了共同体的庇护。换言之，共同体或者不会让他的心理问题产生，或者就是对他的心理问题进行治疗。他的认同来自于共同体，而非“自我认同”。
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契约和钱来维系的，没那么俗。在具有神圣感的共同体里生活、生存之外，还存在一个鬼神世界。因此无论生活多苦，那只是体现在衣食住行层面，而非精神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共同体的生活，具有很多超越衣食住行的日常仪式，可以让一个人超越世俗生活的重压。而且，这种仪式感是日常生活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戏剧的上演。
在心理层面上，群体性事件、暴力革命和祭神、唱歌、跳舞、搞运动会的功能一样，就是借助它们的戏剧性元素，让一个人忘记孤立的自我，融入一个抽象的群体、氛围或世界中，超越或者逃避世俗生活。再说得露骨一点，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暴力革命”，在心理功能上，不过是对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具有戏剧性元素的生活的替代。
所以，除非被逼得活不下去，暴力革命是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很难想象的。而“群体性事件”，也不是一堆社会原子聚集起来干，而是不同的共同体成员的矛盾冲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