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派出高升号的事情，伊藤伯爵，’我说。‘如果现在只是你我之间简单的非正式谈话，不属于谈判的范畴，我就想说一句——我认为你方对我方船只的打击行为，实在是可恶且野蛮。”
“虽然伊藤的脸抽动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我相信他是在极力克制自己，战胜了内心的挣扎，把‘是的’这个词又吞了回去。”
“这之后过了一小会儿，他就离开了。在第二天上午的正式和谈之前，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福斯特先生陪着我将近一整天，直至深夜才离开。我觉得这里是我表明想法的合适地方，我认为中国应该永远记住福斯特，他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伟大朋友，就像我应该永远拿他当良师益友一样珍惜他。我的确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不是福斯特先生，当时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虽然他的观点一点都不片面倾向于我方，甚至是在争论几点问题时他实际站在了日本那边。”
“在和谈上我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宣布立即停火。我力劝说既然我们是交战国各自派出的全权代表，我们聚集在此的共同目的都是商讨签订和平协议。那如果在我们和谈的同时还在不断向陆上和海上的将军们发号施令，那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就这个问题说了一会儿，这是我就此类问题发言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我说完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几分钟。接着伊藤伯爵离席，与他的同僚们聚到了房间的一角。经过他们一番商量之后，伊藤伯爵说到：
‘作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全权代表，我们同意中堂大人的提议。
但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要求：至少是在停战期间，清政府必须将塘沽、山海关的安全防护堡垒和所有军需品移交给日本；将天津一线的铁路和全部车辆交给日方；将天津城的堡垒、军需品也都交予日本管理。’”
“听到这个提议，我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在心里谨记着这次会议的严肃性，以及日本代表团成员的个性，我肯定会谴责伊藤狮子大开口。坦白地说，想到他们在停火之前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实在是让我大为惊骇，我似乎已经找不到言语来表达我的惊讶了。事实上，我当时能想到的就只是请伊藤伯爵将他刚刚说的话复述一遍。如果他是真的让我们把京城的大门和我们的战争军需品转交他们手中，那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伊藤一字一字地复述了一遍，和之前一字不差。”
“他每多说一个字，我的内心就似乎有新的愤怒激起。在他说完之后，我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爆发。”
“我抬头看着福斯特先生，到此刻为止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看见了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这些是你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条件吗？’我尽可能冷静地向日本天皇的全权代表问道。”
“‘这是能让我们停火的唯一条件，’他回答道。”
“‘那就让我们在谈判的时候继续打仗吧，’我回应道。”
“和谈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戛然而止。”
“当我再次回到住处，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一步一步地仔细研究了当前的局势。我极不情愿地得到了以下结论：日本政府打算把和平协定里可能存在的最严苛的条款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日本人像我一样，完全了解了大清的现状。因为这些年来，就我个人的了解，他们将间谍、密使和情报人员安插在了大清帝国的每个角落。北京、天津和南京都充满了日本的文武官员，他们有些受雇于饭店，有些从事房产买卖，还有大部分都生活在外国租界，据我所知，还有少部分，甚至是从我这里领取俸禄。当然，我在知道这些之后，立刻将他们赶出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外。”
“但是，大清完全毫无准备，没想到会与日本开战。不是我自夸，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前的可怕事实。我一直以来都主张保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都是我们的藩属国。如果她不是与满洲相分离的一个狭长半岛，日本人就永远不会认为他们在那里享有比在山东，或是在我家乡安徽更多的权利。但为了与邻居之间和平相处，清政府与日本于1884年，在天津签署了一项协议，当时伊藤伯爵也是日方代表。协议商定，双方都应从朝鲜撤兵，并由朝鲜国王处理国内的所有内部骚乱。双方还进一步达成协定：‘特此提出并达成一致，如果朝鲜国内出现任何严重动乱，或是与大清或日本有重大关系的事件，如果朝鲜请求外部派兵救援，协议两国都应该予以支援，但在派出军队之前要书面告知对方派兵的意图，并在事件平息之后，立即撤兵回国，不得留兵在朝鲜的任何地方。’”
“日本政府声称我大清政府违反了这一严肃的条款。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我已经告知了伊藤公爵，就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从北京接到的确切消息是，在响应首尔方面的请求，派出援军之前的恰当时间里，朝廷已经派人向东京送去消息。朝鲜国王自知无法镇压东学党的疯狂起义，于是毫无疑问地向清政府寻求援助，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我曾在两个帝国的高级谈判人员的面前做出过此声明，福斯特先生是当时的见证人。但我想在这里将其记录下来，作为我永久的判断。”
“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迟早将朝鲜霸占，那它就不会在接到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已经向首尔派兵的消息后，就立即向朝鲜派出军队，我再强调一遍，是立即。清政府派兵并不是为了侵略朝鲜，也不会为了给侵略朝鲜寻找机会或借口。恰恰相反，我们的皇帝和政府都十分愿意，甚至是十分急切地，想要看到朝鲜靠自己处理内部事务。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都是我朝的巨大负担，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所谓的隐士王国朝鲜和清帝国之间存在着最友好的关系。清政府其实是在政治上和实质上都将朝鲜纳入为一个省，由设在首尔的总督衙门管辖，或者是更加直接地由朝廷直接管辖，这样清政府都得不到一点好处。”
“如果不是日本急于向我大清开战，朝鲜政府不管是在此前还是之后，都可能永远不会赞同‘高升’号被击沉，以及随之发生的成百上千名勇士被杀。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前往朝鲜维和，这些将士本身处于毫无防御能力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向日本发动进攻的企图。”
“我指控日本天皇政府蓄意挑起与我大清之间的冲突，这样做的唯目的是霸占所谓的朝鲜国。我指责日本人所采用的这些方法是卑劣野蛮的。
我谴责日本人蓄意击沉我‘高升’号，并对船上士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以政府的名义犯罪作恶，还佯装自己是东方思想和知识的领袖，并声称自己吸收了东方思想的所有精华。”
“这些是我个人的感想和声明，但还需要用此次战争的全面事实，和在东京、北京可以找到的记录，来进行进一步的证实。考虑到我的性命和动机，有些人可能就会说，我有义务去将这些证据收集来，并呈现出来，让世界去评判。有些人会说，这样做即使不是我对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也是我应该为国家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人公开指责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好像都应该遭到谴责和诋毁。”
“但是，此刻我有充足有力的理由保持沉默，并且，我相信世界上的所有政治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我最近刚从一个议和会议上回来。所有的赔偿都已谈妥，和解已经达成。战争已经结束，追求和平再次成为了中日双方的主要目标。我的名字签在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上，同意我们的纠纷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双方都渴望建立友好的关系，并希望正确地处理好两国存在的问题。我的祖国感觉受到了羞辱，我个人也感觉很丢脸。”
“我要再次打开这些旧伤疤，促成冲突的重现吗？我在写下这些话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在这可悲而且不公的两国冲突导尚存之时，将它们公之于众。我期望大清和平，日本和平。”
一个星期后，李鸿章在北京写道：
“我仔细阅读了今天收到的来自圣彼得堡的大量信件，其中一部分来自我的朋友卡西尼伯爵。收到这些信件，就像是我的这把老骨头得到了一粒新长生不老药。即使是少了荣誉，我至少还是可以带着更好的心情南下。”
“现在，皇上又再次对我友好起来，但太后对我有明显的冷淡。然而，太后十分仁慈的承认，去年在这些战乱迫在眉睫时，我与俄国之间的交涉，的确带来了十分令人满意的和平担保。”
“太后是个奇怪的女人，她是个矛盾的人，有时还像魔鬼一样刚愎自用。但如果她觉察到自己犯了大错，只要不危及个人尊严，她总是很乐意改正。”
“昨天听她的语气，她是想让我代表自己说点什么。在接到来自圣彼得堡的好消息后，不到一个小时，她就了解了信件的要点，于是很快就令我进宫面见她。”
“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这些俄国来的信件，得知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俄国都不允许日本侵占大清的任何领土，太后对此万分感激俄国。”
“为什么在去日本之前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呢？”
“如果我早知道了沙皇政府关于日本侵略朝鲜和满洲的态度，在我的停火提议被日本人那样回应之后，我会这样对伊藤说：‘继续战争吧！’”
“虽然如此，我还是经常在心里怀疑这些欧洲人的真正目的，我还发现，他们的一些最有才干、最受人尊敬的外交官，说起谎来会像南京的买鸟人一样轻松。他们会像一个想借钱，但却没有还钱保障的人一样，肆无忌惮的做出承诺。特别是英国人，他们会发誓说打算做一件事情，但事先他们肯定盘算好了怎样去做另一件事情。”
“俄国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我们最需要提防的敌人。她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也装作是我大清的朋友。俄国希望自己能成为我国更好的朋友。她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俄国人所谓的命运趋势让他们这样做。她统治着整个北亚，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对大清施加巨大的影响。”
“她会帮我们把日本挡在门外，因为她自己想走进来。”
“7月28日。——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即使是最坏的基督教徒。但就在今天，就在一个小时前，我经历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相信，在财富和荣誉之外，还有一些小事情会触及到人的内心，让我感受到人类并不都是那样冷血、贪婪和虚伪。”
“今天，这个我掌管了二十四年的衙门里，来了一群伟大的传教士，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进过这个院子。我几乎是流着泪接待了他们。”
“这两个人是来自那个令我痛苦的日本城市马关的日本基督教徒，他们给我带来了治疗头疼的药，并看看我身体好些了没有！我想知道，是不是基督教教会他们做这样的事？肯定是的，因为日本人是一个面对身体的疼痛会假装坚强的种族，并且，他们是个讨厌外来者特别是中国人的民族。因此肯定是有什么新思想，钻进了这个男人和男孩的脑子，让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亲眼看着他们走上衙门的台阶，一开始，我摆出了主人的架子，让师爷赶他们走。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是日本人，我很好奇他们会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或者，他们想找的人到底是不是我。师爷让他们进来了，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来意，因为这两个人说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他们的某种方言，我只能偶尔听懂几个词。”
“我命人去请我的翻译过来，我十分吃惊地听这个男人说我们曾经见过面。他说，在日本和谈期间我被一个疯子袭击，子弹伤到了颅骨，我在病房修养时，有一群当地的基督教徒探望了我，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仔细地看了看他，发现他说的都是事实，因为我认出了他。他说他的名字叫佐藤，这个跟他一起来的男孩是他十三岁的儿子。”
“佐藤说在门司附近有一个小传教团，团里都是当地的基督教徒，他们起初派代表带着花去我的病房探望，自从我受伤那天起每天都在谈论我，他们还向基督上帝祈祷，希望我早日康复。他说，他的教友们都痛恨战争和杀戮，他们知道我去日本是为了制止战争。”
“‘我们的想法不对吗，中堂大人？’他问道。”
“‘是对的，佐藤先生，’我说：‘你们说得非常对。我去就是为了努力制止战争。自从那以后就没有战争了，不是吗？’”
“他说的确没有了，还说我是一个大好人。”
“然后，他解释说他所有的朋友都十分急切地想要了解我的近况。他说有时他们会听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但有时又会听说我已经去世了。因此，他们实在是无法再忍受消息的不确定，于是大家就凑了钱，派佐藤带来他们的善意，还有一些草药。”
“我收下了那些草药，并用最美味的食物来招待我的两位客人。我想他们在府上多待几日，并告诉他们，我会好好款待他们。但是佐藤先生说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甚至有一两次他都要转身回去了，特别是看到他的儿子那么孤独。而且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是在北京还是在南方，他都快要急疯了。”
“他们准备好要回去的时候，我给了他们一大包礼物，他们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家乡的亲戚朋友们。我还给他们二百两银子，让他们带给教会。还给了他们一笔钱，偿还他们在此次行程中的花费。佐藤说他不想接受后面这笔银子，他说身上的钱还够回去时的花费，那些派他前来的朋友可能不想要我给的盘缠。但我还是说服他把钱拿上了。”
“我想这个基督教使穷苦、卑微的人们勇敢和无畏，因为在佐藤先生和他儿子离开之前，他问我他们可不可以为我祈祷。我说可以，我以为他的意思是他们回到家里了为我祈祷。但他弯腰对他的小儿子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就在门口跪了下来，开始为我祈祷。当我看见这个穷苦的男人和他惊恐的小儿子向上帝为我祈祷时，我的心砰砰直跳。他们向那个会庇护我、还有他们以及全人类的上帝祈祷，祈祷我早日康复。”
“看着他们离开，我感到很难过。”
“在这我掌管了二十多年的老衙门里，上演过各种各样奇怪的场景：
召开过盛大的会议，影响全世界的午夜会议也在这里举行。我接待过皇室、公爵、大使、公使、杀人犯、强盗还有叫花子。有人在这里被判处死刑，有人在这里高高兴兴地得到土地租契、铁路合同或者是官位。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其本质是什么，我都认为是我主宰着这里的一切。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第一次相信上帝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衙门里存在。”
李鸿章在写这些话时并不是衙门的‘主人’，他只是把这里当成他在天津停留期间的总部。
“可怜善良的佐藤先生，一路从日本跋山涉水赶来，只是为了给我这个不信教的老总督向上帝祈祷。我不知道除了我自己的家人，还有没有人如此关心我，愿意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喜欢日本人，但也许基督教会帮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