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毫无疑问地更有资格当选为19世纪的开创者；他甚至比掌握大清帝国命运的那个精明的女人更有资格。慈禧太后虽然有技巧多变和才智出众的统治手段，但她毕竟是个外族统治者，而且就中国大众而言，她的影响随着她的死亡和朝代的结束而消失了。但是，李鸿章的作品和言论以及他多层面事业的成败所变现出的善与恶的力量，如今在中国生活海洋中的许多潜流中都能感受到。
袁世凯，中国后来那个不幸的统治者，不论是出任驻朝鲜总办、直隶总督、中华民国总统还是准皇帝的时候，总是李鸿章经世之道的体现者和传承者，不过他缺乏李鸿章的资质，运气也差一点。
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国家的知识界或行政界以最高表现而出名的人，不论是作为正统的保守派，还是穿长礼服的进步人士，其物质和精神的装备都要归功于认识到了必须采用新措施去迎接西方影响的那个头脑，以及敢于公布这个认识的勇气。伍延芳，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唐绍仪，东西方文化卓越的结合者；梁敦彦，彬彬有礼的国务大臣和美食家；孙逸仙，职业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梁启超，外号“神笔”的爱国者和思想家；还有那些藏身在日本的革命者，如已故的黄兴——他们的理想，或多或少源自李鸿章，他们不少的成就也要归功于他。
在所有华北和华中各省的衙门里，维新派和保守派如今都感受到了来自东边日益逼近的日本的威胁，意识到京城里既没有经世之术，也没有明智的计划，而人们谈起李鸿章，都把他说成是一座力量之塔。事实上，照耀他出生的幸运星一直陪伴他走到黄泉路的尽头，他在中国百姓中的声望无疑得到了增加，因为如今他的后继者缺乏强硬的手段和指挥能力。
李鸿章自己完全相信他的幸运之星。像历史上许多其他伟人一样，他完全凭着精力和头脑在名声和权力方面达到了非凡的高度，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持着天真的超然状态，对自己人生的成功表现出明显的无穷的满足感，这其中不无人们考察他这类超人时经常带有的那种崇拜的惊叹。
对于我们这些根据他创造的历史来研究他成功事业的人来说，在他事业起步时，运气因素虽然无疑是一个原因，但与其非凡的身心精力和动力相比，与其无尽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其惊人的记忆力和处理事务的专注相比，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他还拥有那种叫作个人魅力的神秘品质——引起身边人共鸣的天赋，以及让追随者保持忠诚、令敌人感到钦佩的才干。
多少次欧洲外交官对这个对手产生了个人的尊敬，对李鸿章和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而言，这比任何一个权宜之计都更有价值。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天生的和蔼与平易近人，体现于“中庸”之道的通情达理，这一切形成了他的性格，如果在道德上没有说服力，至少是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在大多数儒家传统代表听不见维新派在远处发出的细小声音时，他的头脑不仅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还能认识到学习西方世界机械与军事科学的必要性。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儒家系统无懈可击的智慧的信心；但他又结合了典型的官僚的傲慢与无知以及精明的常识与宽广的视野，后者使他能权衡各种力量，确定相对的价值，这是他的同胞无人能做到的。同时，他拥有远远胜过一般人的智力和勤奋；他之所以非凡，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他成功地培养了强有力的性格。最后，随着东西方的冲突和交流，他获得了强加自身的成就，真实地成为了晚清外交界不可缺少的人。
尊敬的福斯特先生是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中的美国顾问，他在1913年“清政府同意”出版的那本《回忆录》的前言里用赞扬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
“李鸿章不仅是近代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最伟大人物，而且从综合素质看，他也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特别的人物。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作为军人，他在重要战役中为国家做出来有价值的贡献；作为政府官员，在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他在三十年里维持了那种公认的优势；作为外交家，他所获得的成就使他排在了历史上的国际外交家的前列。”
这份《回忆录》的编辑以独特的风格总结了李总督的个性和工作，其中带有批评的口吻和“维新派”式的味道：
“因为手中的财富、军队和外交手腕，李鸿章变得强大起来。为了增加他的财富或影响力，或者是为了造福全中国，他愿意扮演两面派的角色，甚至是十面派。从基督教或者儒学的道德标准来看，他都是不够资格的，但他还是保持着决心，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伟人，一个爱国者。他忠诚地为国家和统治者服务，也为自己服务；因为在他的官员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用这些财富开办了大型的工业企业……他是一个保守分子，奉行着古代的习俗和迷信；但他又是一个进步者，他引入了启蒙和改革。当他声称看到了鸦片的危害后，他却还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之一。他的品格中既有那种友善的博爱、无情的残忍，还有那种诚信忠实和虚情假意。在国人眼中，他既可爱又可恨，即可鄙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他懂得如何利用外国人。”
公正的读者或许会从这些评价中看出李鸿章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和许多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既有保守思想又有自由精神，既诚实又虚伪。和大部分人一样，他有时善良有时邪恶；他的人物方程式中包含着无法满足的野心和贪婪的因素，这些因素由于其他因素比如爱国和忠心而得到平衡，那些最熟悉他最了解他的人，一般能预料到在紧急情况下他的善良和邪恶中哪一面会占上风。但是，如果对他的一生作出总体评价，那么必须记住，李鸿章方程式的因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数值和结果。这是根据普遍的法则进行运算的；但就他自己来讲，差别更大，因为正像那个自我任命的编辑坦言的那样，这使他“即可爱又可恨，即可卑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例如，1895年给他带来耻辱并且让他接近死亡的事件，毫无疑问增强了他对金钱的热爱，以及他对具有安抚作用的财富的信任，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贪财成了他内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激情。
当李鸿章在紧张繁忙的天津衙门里，人们往往被他外表活跃的现代主义所围绕，忘记了他是一个翰林编修任职时，是一个儒家学者，对他来说，文学的传统和圣人的教诲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随着1898年清政府改革危机的出现，他性格中的这一面就像50年前那样显现出来。
慈禧太后在1900年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差点失去宝座，这时李鸿章虽在去广州时被人怀疑他的忠诚，但他不动摇的忠诚压倒了一切，直到他成功地和列强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挽救了慈禧太后的尊严和她的财产。总之，以最终决断性的权威对他发出命令的声音会在突发危机中决定他的行动，这些声音是他的守护神和祖先神灵发出的，有着返祖的本能，在许多世纪延续下来的家长制社会和由这种制度引发的激烈斗争中，这种本能遗传给了每一个汉人的子孙。
欧洲人在思考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哲学时，往往会忘记那种苦苦斗争的激烈性；但是这种斗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心中构成了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文人学士和绅士中，这种斗争如同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农民中一样的激烈；其残酷的阴影隐藏在道德公理和仁政理论的美丽外表之下。李鸿章一直都很明白那些成功的官僚在仕途上必须经历的困难和艰险；他和一个赌徒一样，以处变不惊的姿态进行战斗，充分利用了统治者的恩宠带来的各种机遇和变化，心里也十分清楚在任何时候他那精心设计的计划都有可能被紫禁城里突来的嫉妒或者是贪婪之风刮倒。在他的官宦生涯中，他有过三次被剥夺所有荣誉的经历，并被罢免了官职；正是在逆境中，他极力地发挥了沉着刚毅的品质，而这正是他令人佩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性格的许多方面，李鸿章明显和威严的统治者慈禧太后相似，然而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同一种话语崇拜和古老的社会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两者都有着天赐的、超于常人的体力和智力。这样的天赋又自然在两人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点，即冒险的冲动和根植于内心的传统观念。而且对李鸿章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赞美和忠诚必然使他在很多方面都以她为榜样。于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都有大气的特质，同样具有贵族的傲气，而且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同样尊贵无比而又鲁莽无礼；同样对古代传统怀有深深敬意，多才多艺，且相当迷信。最后两个都很幽默、有着睿智的常识和避免极端的快乐天赋：两者都是中庸之道的坚定信徒。
李鸿章通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且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称号；但是两者之间的类比并不十分贴切，因为这两个政治家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各自的国家都掌握着皇位后的大权。“铁血”的称呼从来都不适合李鸿章，“鲜血和银子”或许更为妥当。19世纪80年代，当他的权力和声望达到顶峰时，给予他这样称号的人是认为他的军备似乎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他粗豪的举止、开怀的大笑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那位“铁血宰相”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李鸿章和俾斯麦很少有相似的地方。在性格和政策方面，李鸿章在本质上是个和解派：他的外交是属于策略型的，主要运用手腕和头脑而不是残酷型的。赫德爵士在1900年很有见解地把他描述为“诡计多端的老绅士”，以简洁的语言总结了这个总督的国人对他的一般看法。国人有理由相信，李鸿章的备战活动事实上是他精心打造的治国策略中“弄虚作假”的一部分，对他和随从来说，这是一个捞钱的大好计划。所以无论怎么想象，都无法弄清他那柔软的指头怎么会变成坚硬的拳头的。
李鸿章是个伟人，但他也有软肋，那就是对金钱的迷恋。瓦伦丁·吉尔乐爵士曾有过很好的机会在当地研究李鸿章和他的事业，他在1896这样写道：
“就连他的崇拜者也承认，腐败以最大最无耻的规模在他的亲朋好友中繁盛起来，这些人是他在社会上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双手是干净的，因为他以巨额的财富而为人所知，许多人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腐败行为如何影响了他的军队管理，他的裙带关系是如何直接导致了海军在1894年到1895年的失败，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他的两位相对比较廉洁的同代人和评论家，即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看法，自乾隆时期富可敌国的大学士和珅以来，李鸿章和大太监李莲英要为公然腐败的风气负有相当的责任。
维新派的报刊的确喜欢把李鸿章比作和珅，也喜欢唤起这样一个事实，即和珅的悲惨结局是由他的无度贪婪引起的，他在别人心中会唤起贪婪的回忆。李鸿章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其财富肯定远不及我们洛克菲勒家族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但在中国也算是十分巨大了。在远东地区没有遗嘱检验和遗嘱公证；而且也没有像收取所得税的欧洲一样，有规避性的匿名财产。这个有钱的中国人把大部分积蓄投资在了各种零售业中（比如钱庄、典当行、鸦片、食盐和粮食等），其资本在这些行业中可以赚取极高的利润；于是他的资产成了公共财产，随着他操作范围的扩大和贪婪程度的增加，他的富有名声越来越大。他把另一部分财产变成了可动产（比如金条、珠宝、皮毛和翡翠）。于是在1894年底，当厄运降临时，坊间盛传他的可动资产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被秘密向南运往了安徽老家，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正如1901年慈禧在外地暂住后返回京城时带了整整一列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
随着财富的积累，李鸿章的贪婪欲望越来越大了。在与“常胜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出了很多贪婪的迹象：他与戈登及常胜军其他军官的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一直不愿放弃支配薪饷的权力。他宁愿让军队靠打劫平民以维持生存，也不愿从自己的支票上拨出定期的给养。无疑，前面一章已经讨论过他个人对金钱的考虑影响了他的决策，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削弱了他的决心和意志，他考虑到自己在朝鲜的既得利益，害怕战争的负担会让他的财产严重受损。这些都是不需争辩的事实。但当我们为之评论和谴责他时，应该记住盗用公款在东方是官僚的权力，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阶级特权。
在中国人的是非观里，这些在公共服务中有成就的官员可以把这种财富作为报酬。老百姓并不是不尊重官员的清廉，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品质是不正常的。就如同他们对张之洞这样清廉的总督所具有的世俗的智慧所持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个穷学者，他们的尊敬之情里混杂着同情心，这个人无法向他们教授圣人的智慧，即“有钱人的财富是他坚固的堡垒”，以及“礼物为人留出地方，带他接近大人物”。
李鸿章很好地运用了东方经典的智慧。这种智慧代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他身上十分明显，由于他名扬四海，由于他显然打算接受其他的理念和方法，这是他与欧洲文明接触的结果。亲眼见过李鸿章作为管理人和外交家而取得成功的欧洲人，希望他成为新制度的预言者，这个新制度会带领官僚们走出贪污的荒野。他们认为每一个伟人，无论他多么杰出，总是祖先和教育的产物，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他无法改造那个造就了他的社会：
“伴随着整整一代人，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随着这代人的制度、语言、知识、行为以及大量的艺术和工具，他也是巨大力量凝聚的产物，这些力量已经协作了很多年了……所有这些变化的产生都在他这代人中存在着主要的原因，而他是这些变化直接作用的结果。”
人们想要找到官僚阶层中诚实的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阶层的理想和行为是产生他们的制度的结果。吉尔乐爵士（写到李鸿章时）这样公允地观察到：
“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欺骗性组织。一个中国人一旦进入官场，他就属于寡头政治集团了，这个集团完全和国家的其他人是分离开来的，完全被它世袭的高傲所联结，捆绑在自身利益上。他也许会努力保持廉洁，但如果他妨碍了别人，那么自己就会惹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