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初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和吴昌硕的历史贡献任伯年辞世后，吴昌硕成了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吴与任情在师友之间，吴初到上海涉足画坛时，曾得过任多方的帮助。郑逸梅在《小阳秋》中引孙紫珊云：“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已五十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张，请伯年改定。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不大类。伯年曰：‘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验证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至伯年处谈画理。”而任伯年的学生王一亭与吴昌硕亦交谊浓厚，并对日后吴昌硕的书画金石营销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王一亭是一位从艺与经商“两栖”人才，这也是上海这个经济大都市所培育而成。他20岁时即在李平书所经营的公司“天余号”做外勤，凭着工作勤奋和头脑灵活，升至经理。1907年，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并在上海设立了分社，王一亭任上海制造绢丝社社长，经济实力雄厚。正是出于对吴昌硕书画金石艺术的推重与崇拜，他不仅向日本商人大力推介吴昌硕的作品，还时常和吴昌硕合作书画。
吴昌硕
吴昌硕以前住在苏州，时常往来沪上，1912年才正式定居上海，自此其书画金石之艺风靡于世。特别是1913年吴昌硕又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更奠定了他在海派书画界的领袖地位。而其时，吴昌硕的书画金石也进入了人艺俱老的巅峰状态。当时吴的画案上订单堆积如山，根本来不及应付，甚至有时不得不请儿子、学生代笔。正是王一亭与日本商界的频繁接触，使日本画商大批量地销售吴昌硕书画，如经营美术作品的山中商会的山中次王一亭吴昌硕郎，就极为欣赏吴的画风，书法家河井荃庐在高岛屋百货店的美术部也专门设立了吴昌硕作品专卖。1922年吴昌硕与王一亭还在大阪江户崛的高岛屋美术部举办了联合画展，充分展示了海派书画的艺术魅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带动了日本的“吴昌硕热”。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鱼住和晃统计，现存日本的吴昌硕书画可达一千多件。这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实际上的数量恐要远大于此。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海派书画艺术风格的最后确立和艺术影响的最大辐射是吴昌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在书、画、印三个领域实行了全方位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并以自己深厚的文学造诣滋润着自己的丹青笔墨和金石篆刻，成了一代开宗立派的巨匠，并以大师的创造能量、高超造诣、开放心态、豪放气魄及广泛的人脉，参与了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海派书画家的一面旗帜。更重要的是他以那种雄健郁勃、瑰丽豪放的画韵笔姿，博得了上海新兴市民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了海外艺苑的肯定，从而使自己的书画金石艺术寻觅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知音，也就是说使自己的书画金石作品真正具有了商业元素和市场要素，不仅整体提高了海派书画的艺术地位，而且真正确立了海派书画的品牌地位，使海派书画凸显了鲜明的生活情致、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独特的经济价值，使上海成为当时全国书画创作的中心和最为活跃之地，从而生动而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地区发达的经济对艺术创作所起的推动促进作用。正是一个现代大都市新兴市民的青睐、多方的市场需求、丰厚的笔润等经济成因，在创作观念、审美情趣及表现形态上激活了海派书画的群体能量和本体张力，使海派书画家们具有了结社、出版、办展、雅集、游览等经济实力。
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是当吴昌硕在1912年5月定居上海后，1912年下半年海派书画的润格开始大幅地上升，进入了一个高价位期。如1914年上海振青书画社书画集第一期载缶庐（吴昌硕）润例是：堂匾念（二）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六尺八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六尺十六两等。该润目下注：每两作大洋一元四角。癸丑正月缶翁七十岁重定。而到了1922年，77岁的吴昌硕重新推出的“缶庐润格”已是：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五尺十两、六尺十四两。横直整幅三尺十八两、四尺三十两、五尺四十两，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刻印每字四两，题诗跋每件三十两，每两作大洋一元四角。从这张润例来看，吴昌硕书画的价格涨幅是很大的：如原先写堂匾是2元8角，而后是42元。原横直整张四尺11元2角，而后是42元。吴昌硕自1912年定居上海，至1927年在上海逝世，在这十几年中，上海的物价还算是稳定的。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曾说：“中华民国（1912）成立以后，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国家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上海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尚未出现后来40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从中可见吴昌硕也是幸运的，他鬻画时期正是币值坚挺、物价稳定期。当时的一块银圆约可以买16斤大米、4斤猪肉、6尺棉布、5斤白糖、4斤菜油，订一个月的报纸，买一到二本书。可见在职业书画家中，吴昌硕的经济状况是相当优越的，相当于中型实业家的资产。1913年，他经王一亭介绍迁至北山西路吉庆里的石库门建筑，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并在此终老。
王一亭虽然也是海派书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但杨逸编撰的《海上墨林》所列海派书画家名录，并没有将其收入，可见他不属于职业书画家，而是“买办”与“实业家”。因为《海上墨林》是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发行的，而吴昌硕与王一亭正是该会的发起人，王对此没有异议，可见他是认可的。所以，王一亭的经济形态是富庶的，他拥有“名画家”和“名实业家”的双重身份，他在上海南市乔家栅建造了豪华典雅的私家庄园“梓园”，并在庭院内养了白鹤等多种鸟类。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梓园”出走迁至爱而近路（现安庆路）居住，并与张静江、虞洽卿、沈缦云等政界、实业界人士交往，可见这位海上书画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
作为海派书画家的巨擘，吴昌硕不仅丰富了海派书画的艺术表现形态，而且能以雅兼俗，以俗显雅，从而拓展了海派书画的海内外市场，使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在整体上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和吴昌硕差不多同时代的曾熙、李瑞清、陈半丁等人当时的润笔都价格不菲。如1916年1月23日《民国日报》所刊曾熙书例为：堂幅：丈二尺每幅十四金，八尺十二金，六尺八金，五尺五金，四尺四金（一金作一银圆，下同）。1916年1月21日《国民日报》所刊李瑞清的书例与曾熙的基本一样。1918年4月《毛公鼎》刊曾熙的书例为楹联丈二廿四元，十丈二十元，八尺十元，六尺六元，五尺五元，四尺四元。李瑞清书例也大致相同。即便是吴昌硕学生辈的书画家润例也是不低的，如《申报》1923年6月11日刊“吴昌硕介绍楼辛壶书画名家”山水：堂幅三尺十元、四尺十四元、五尺廿元、六尺念（二）六元、八尺四十元。扇面三元。石章每方一元。其时楼辛壶43岁，吴昌硕79岁。1925年已年届81岁的吴昌硕在为自己年仅21岁的学生徐穆如订“虚云阁润例”时，标价为堂幅四尺六元，六尺十二元，八尺二十元。刻印，每字一元。而那些具有历史影响和文化地位的名流书法，其润例也是相当高的，如张謇鬻字的润例载于1922年7月12日《申报》，系助赈性质。屏每幅四尺十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堂幅每件四尺十六元，每尺加四元。康有为鬻书的润例载1922年8月25日《申报》，亦是为了救灾而折减半价。楹联四尺十元，每加一尺加一元。中堂四尺十二元，三尺六元，每加一尺加一元。从中可见海派书画家对文化名人的价值评定和地位认同。
吴昌硕在书、画、印、诗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奠定了其在海派书画家中的一代大师地位。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真正具有领袖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巨擘，他极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同时亦有人格魅力，从而把海派书画家整合成一种社会力量和群体实践，在他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有才华和底气的书画家。他团结同仁，提携后进，扶持学子，襟怀坦荡，高风亮节。如西泠四君子诚邀他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他虽不是浙派印人，但仍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欣然出山。当《汉三老石碑》面临被外人所购的风险时，又是他不顾自己病臂之躯、垂暮之身，四处奔走，带头作书画义卖，抢救国宝于危难之中。在笔者所查阅的民初海派书画家的润例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是出自吴昌硕的手笔，他的荐语评述严谨客观，言简意赅，十分精彩。如他1921年为小他20岁的齐白石订润格时，开首写道：“齐山人生为湘绮弟子，吟诗多峭拔，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擅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睱，为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过八尺另议。屏条视整减半，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是年吴昌硕已77岁，而齐白石57岁，一为海派巨擘，一为京派画家，但吴昌硕并没有门户之见和派别之分，其润格评述全面肯定了齐白石在诗、书、画、印上的独特造诣，为海派、京派书画家的友善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而从经济结构上来看，北京当时的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要比上海低，如北京在1921年其8角银元，约折合今人民币42元8角，其物价指数为117。而上海在1921年其7角1分8银元，约折合今人民币31元8角，其物价指数为139.3。海派书画润格高于京派是和当时的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有关的，但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也展示了上海作为大都市的经济水平和商品销售的张力。
四、二三十年代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和“三吴一冯”的艺术导向正是凭借着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经济活力，海派书画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鼎盛期，涌现了一大批书画艺术名家，而其中尤以“三吴一冯”为领衔，以他们为代表主导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书画创作，这个书画精英群体的规模与数量都要超过任伯年、吴昌硕所主导的时代。也就是说以吴昌硕为主帅的海派书画家至此已达到了其巅峰状态。“三吴一冯”以吴湖帆领衔，吴待秋、吴子深及冯超然为主将。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赵叔孺、王福厂、沈尹默、刘海粟、潘天寿、钱瘦铁、马公愚、张大千、徐悲鸿、丰子恺、谢稚柳、唐云、汪亚尘、来楚生、陶冷月、邓散木、陈巨来等。这批书画家有着良好而完善的智能结构和独特而优越的成才条件，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