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昌硕艺术研究的当代意义
——纪念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逝世八十周年
引言：一个理论命题的提出
在笔者书房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幅吴昌硕先生摄于西泠锦带桥的照片，朝夕相对，老社长那温柔的目光穿越岁月的沧桑，弥散出人文的阳光。于是，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在我心间：先生身材瘦小，面容清矍，出身贫寒，自述“一耕夫来自田间”，然而正是他成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闻名遐迩的海派书画领袖。其睿智超逸的审美感悟、高迈勃发的创新精神、气势雄健的刀笔形态究竟何来？这其中的历史玄机或是艺术成因究竟是什么？先生已渐行渐远地走入历史，然而“吴昌硕现象”却成为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永恒的命题。
2007年正值吴昌硕先生逝世八十周年，西泠印社组织我们社员赴余杭超山先生长眠之地进行春祭。而我想纪念先生最好的形式，就是弘扬先生的从艺精神。特别是在当代这个文化时空和艺术生态中，书画篆刻应如何传承与发展，怎样突破与创新已成为大家关心的公共话语和共同抉择。“吴昌硕现象”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艺术资源和彪炳于世的审美高峰，它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他本人已取得的辉煌成就上，同时也凸显在他突破性的创造上，而以往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或研究还不多。坦率地说，当下对于吴昌硕的艺术研究，特别是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还远远没有到位。
吴昌硕是近代艺术史上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人物。中国书画篆刻艺术发展至清末民初，已趋于低靡，无论是代表正统的“四王画派”或是代表文人画的“扬州画派”，均是后继乏人，创作疲软，江河日下。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在开埠后的上海，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新兴市民的兴起、工商经济的繁荣等现代综合因素，“海上画派”的崛起与发展令人瞩目。而作为海派书画的领袖人物，吴昌硕的出现和以他为代表的书画精英群体的形成，标志着海派书画篆刻艺术鼎盛期的到来。由此而应确认、确立这样一个史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书画篆刻艺术的中心，对全国起着引领的作用。而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对此却并没有作出客观的评述和应有的定位。对此，笔者将另行撰文。而本文所研讨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课题，即吴昌硕艺术研究的当代意义。
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态，中国书画篆刻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传统积累。但有时这种历史积淀太多及传统积累太厚，反而会形成一种超负荷的压力和太沉重的包袱，使书画篆刻的创新变得举步维艰。因此，必须在师承传统与推陈出新间寻找或是选择一个变通的平台。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置、银行的建立及各地富商的涌入，上海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富庶的经济，为书画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吴昌硕寻找到了一个在传统与创新间打通的平台。吴昌硕在一首诗中曾深有感触地写道：“书画金石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正是以其先进的艺术觉悟、理性的变通意识和开放的创作心态，体现了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从艺精神。
简要勾勒一下吴昌硕艺术在上海变通的轨迹，可以使我们从中窥见一代大师成功的内因与条件。可以这样讲，吴昌硕书画篆刻风格的最终形成是在上海实现的，如果没有上海为他提供独特的城市艺术时空和新兴市民的审美情趣，如果没有上海为他提供坚实的商业经济基础和开放多元、东西交融的创作环境，那吴昌硕将是另外一种存在。吴昌硕自幼学艺，师从传统，并先专后博，举一反三，更可贵的是他的学艺过程不是平面式的渐进、程式化的效法、守旧化的沿袭，而是应时而变的打通、与时俱进的探索、不拘一格的拓展。同治十一年（1872），29岁的吴昌硕随友人金杰赴上海，认识了当时海上名画家高邕，从此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的人文之风是“求新求变求异”，具有兼收并蓄和广采博取的精神，这对吴昌硕的艺术创作产生了能动的影响和积极的引导。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是不能忽视的，即在吴昌硕来上海从艺之前，不少杰出的书画家已在这块开放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进行了可贵的艺术耕耘和实践。如有前海派殿军人物之称的赵之谦，他的艺术中介精神和文化创造作用，为海派艺苑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特别是他在诗书画印综合领域的整体性突破，为日后的吴昌硕做了先期的引导。而海派中坚人物任伯年在人物、花鸟画上的精湛造诣和娴熟技法，也把民间性、市民化的画风发挥到了极致，使海派书画名声大振，赢得了广泛的市场，他对吴昌硕的艺术观念及创作方法影响极大。蒲华是海派画家中的才子，他极具艺术悟性和变通精神，以篆隶笔法撇兰画竹，雅俗共赏而气息高古，富有时代精神，为新兴的市民知识阶层所青睐。吴昌硕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登上了海派书画艺术的大舞台。这就使他对传统的继承更有活力，对变通的把握更为准确，其对创新的实践相当理智，对风格的打造也极为倾力。他既遵循传统，又立足当下；既注重典雅，又体现通俗；既崇尚古朴，又追求新法；既考虑市场，又讲究品位。
吴昌硕的篆书早年取法杨沂孙，后又上窥秦代李斯。中年以后又涉足石鼓，并大力收集各种金石文字拓本，以吸纳质朴淳厚的民间气息，最终以石鼓为变通中介，笔致圆浑持穆，遒劲高古，线条浑朴郁勃、气势雄健，结构则参差变化、攲侧相依，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行草独具风貌，笔势翻腾而潇洒凝重，苍劲挺拔而意致高远，颇有传统意韵与个性抒发，同时通畅易认而格调清新。吴昌硕的篆刻初学浙派及钱松、吴让之，以稳健凝重为根基。后又效法秦汉古印及封泥、瓦甓，在刀法上也大胆变革，因而以封泥遗绪及汉印风范面世，使自己的篆刻高古苍莽、雄浑老辣，有大气磅礴之势、力扛九鼎之美。特别是在视觉效果上，线条圆淳健硕、端润畅朗，显得格古韵新，营造了一种审美亲和力。吴昌硕在绘画上曾师承陈白阳、青藤、八大、石涛、扬州八怪等，然而他精研传统而不泥古，善于“破古法”而“出己意”，使他的大写意花卉变通得气韵丰约、敷色古艳、风格超逸，呈现出别人难以企及的金石气。在构图上则饱满和谐而疏密有致，既无宫廷画的繁复，亦无野逸派的粗陋，弥散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鲜活的市民情趣。由此可见，近代上海的崛起为吴昌硕的艺术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而吴昌硕正是在“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引领下，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个机遇，从而成功地在传统与创新间实现了超越。
二、善于突破贵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