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早期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912年11月，正是枫叶含丹、金菊争艳的时节，在上海乍浦路上出现了一所令人瞩目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所学校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一个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也正是由于上海美专首开海派美术教育之先河，各种艺校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使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之最，并迅速辐射到杭州、苏州、北京、南京、广州、重庆等地，使当时的中国美术教育具有规模系列效应，产生了国际影响。
一、筚路蓝缕的上海美专
当时任上海图画美术院院长的是颇具传奇色彩、年仅17岁的刘海粟，这位性格叛逆、情感灼热、才华横溢的美术青年，富有创造精神和开拓意识，亦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领袖气质。他出生于江苏武进县青云坊村的一个封建世家，原名刘秀芳，自幼喜好绘画，6岁进私塾时就开始涂鸦，10岁进绳正学堂，生性活泼的小小少年对旧式教育深感厌倦，14岁那年他从乡间的阡陌中走出，来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上海，进入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绘画，并开始接触海派书画，由此开阔视野、丰富见识。第二年他就回到故乡，大胆地开起了绘画传习所，边教学边自学。
1912年，青春年少的刘秀芳刚满17岁，父母就为他找好了媳妇，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他选择了那个时代常见的反抗方式——离家出走，再次来到了上海。为了实现其艺术理想，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他和志同道合的艺友乌始光、张聿光一起创办了这所美校。并改名言志，撷取所崇拜的苏轼名句“渺沧海之一粟”之词境，将那个颇为女性化的“刘秀芳”改为气魄宏大的“刘海粟”，这颗“艺海之粟”终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掀起轩然大波。“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这是一代文豪，也是刘海粟好友郭沫若题赠的诗句。
创办之初的上海图画美术院虽说条件简陋、经费困难、地方狭小，但年轻的刘校长却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魄力、挑战的勇气，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艺术界进行了一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在四个方面开创了划时代的“第一”：一是首创男女同校，打破封建陋习，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震撼性。
即使在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发轫的清华大学，也是在1928年才开始招收女生的。二是首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倡导了科学的美术教育观，冲击了封建伦理。有人称当时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为提倡性教育的张竞生，二为谱写《毛毛雨》的黎锦晖，三为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三是首创大规模的旅行写生，开阔师生视野，打破旧式封闭教育。四是首创中国第一本专业性《美术》杂志，提倡现代美术观念和新型美术改革。正是从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到操作方式的一系列大胆举措，使这所私立性质的学校具有勃发的活力和新兴的能量，在当时不仅凝聚锻炼了一批卓越的艺术人才，同时也吸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源。如先后担任教授的有姜丹书、郑午昌、潘天寿、谢公展、诸闻韵、马孟容、张善孖、张大千、关良、汪亚尘、贺天健、黄宾虹、俞剑华、郑午昌等，而先后就学的有钱鼎、吴茀之、张书旂、许士骐、蔡若虹、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谢之光等，由师生共同构建的这个精英团队和大师群体使中国美术艺苑星汉璀璨，群贤毕至。
上海美专创立之初设有四个专业，分别是国画、西画、图案画、劳作。1915年1月，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增办预科及师范科。1917年聘请蔡元培、梁启超、王一亭、黄炎培等教育界名流和社会贤达为校董。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粟办校得到了中国“美育”的倡导者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1925年1月，该校进行了较大的院系改编，设造型美术院（中国画系、西美专第十七届师生合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洋画系）、师范院（图画音乐系、图画手工系）、图音专修科、图工专修科，后又添办工艺图案系。1929年学校发展兴盛，系科分设更为细致，如国画系就分山水科和花鸟科。1930年正式定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至此，该校进入全盛期。后在抗战中陷入困境，几经停办，1946年恢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并入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二、规范严谨的上海新华艺专
1926年冬成立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原名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其办学骨干及师资力量，实际上是上海美专分离出去的，其创办者为俞寄凡、潘天寿、张聿光、俞剑华、潘伯英、诸闻韵等人，其中潘天寿则起到了主要作用。
潘天寿具有独到扎实的绘画功力和深厚全面的理论修养。他27岁即执教于上海美专，勤于职守，对学生循循善诱，并且结合教学撰写了《中国绘画史》。刘海粟曾在《往事依稀怀阿寿》中说：“一方面因为他画画得好，一方面他是师范出身，能讲课。有的国画家能画不能讲，所以我就请他来教国画。”徐悲鸿亦曾高度评介过潘天寿绘画的功力，认为其“天资极高，在画人中不可强求的”。可是在1926年，由于模特事件的影响及社会压力的增大，上海美专陷入了困境，半年多发不出工资。于是一部分教授想另起炉灶，自办一所艺术专科学校。俞寄凡、诸闻韵等人四处奔走，筹备办学资金。俞的一位亲戚愿意贷款，但条件是必须由潘天寿作保。这下可使他有些为难，原先他一直埋头于教学及画画，对另办学校之事并不知情。囊中羞涩倒是长久了，而且他的太太又生了二女儿潘贞，家里的开销大了。在经济压力及老友们的劝说下，潘天寿终于同意作保。俞寄凡当上了新华艺专的校长，潘天寿当了艺术教育系的主任，诸闻韵任绘画系主任。但潘天寿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在上海美专的那些学生，同时还要给刘校长留些面子，因此也兼着上海美专的课。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址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南口，初设国画、西画、音乐、艺术教育四系。1928年迁至斜徐路，改为新华艺术大学，1929年秋季正式改定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增设了女子音体系。1931年重组了校董会，推选徐朗先为校长，汪亚尘为教务长，潘伯英为总务长，募集资金以购置教学器材及设置校产。1933年朱屺瞻为该校捐造研究所并任所长。由于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是同仁办学、名家执教，且主要教授俞寄凡、潘天寿、俞剑华、张聿光、诸闻韵等都有在上海美专办学、教学的经验，这使新华艺专具有雄厚的实力与强劲的底气，办得颇为正规而系统，汇集了当时海派书画家中的不少名家。1934年，学校还建立了友淑图书馆，开始收藏国内外图书资料及文物艺术品，扩大了校园，遍植花卉树木，并养了一些飞禽走兽，既美化了校园，又供学生观摩写生。1936年又建起了木工场、印染工场，供学生实习操作。
朱屺老生前曾在他巨鹿路的画斋“梅花草堂”中，与笔者谈起过当年的新华艺专，他说尽管新华艺专后办于上海美专，规模也没有上海美专大，但从学校设备、设施上讲，当时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可惜在1937年11月校舍被侵华日军炮火焚毁，后赁华立路（建国中路）155弄内房屋作临时校舍，汪亚尘夫妇及潘伯英、姜丹书竭力维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要求学校重新登记，富有民族气节的校董会表示拒绝，因而停办，显示了海上艺人的铮铮铁骨。
三、培养女子艺术人才的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在海派早期的艺校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该校创立于1918年，校址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西路）宝康里215号，校长唐家伟，校董有张甫泉、柏烈武等。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建立，不仅是对封建观念的挑战，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禁锢，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而且推行新兴的美术教育，培养了大量的女子艺术人才，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社会意义。学校在当时开设有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工艺美术科等。1921年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4月，中华女子美术学校举行了成立三周年纪念师生美术作品展，展厅内陈列中国画、油画、水彩画、刺绣等百余件，显示了相当的艺术水平，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1929年12月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举办时，该校校长唐家伟及学生陈乐君、钱忠箴等合作刺绣的孙中山《大同篇》及其他师生创作的中国画在这次国际展中亮相，凸显了中国近代女子美术教育的先进水平。
由于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开风气之先，破除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因而上海相继开设了不少女子美术学校，其中有李叔同执教的城东女子学校图画专修科、上海女子美术学校、上海女子艺术学院、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美术专门女子学校、上海女子审美学院等，形成了海派女子教育的规模效应，为日后海派女画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四、其他各类艺校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其他各类艺校的创办也十分红火，蔚为壮观，展示了海派艺校教育的强盛势态。如于1920年创立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设有图画、手工、音乐等科，于1925年和周勤豪创办的东方绘画学校合并，称上海艺大。1929年秋创办的晞阳美术院，是中日画家合资办校，由上海画家陈抱一和日本画家秋田义一共同执掌教鞭，此校规模虽不大，原系上海江湾陈抱一的私宅画室，但教学严谨，信誉良好。1930年创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原是在王道源办的人文艺术大学基础上改组而成，由陈抱一任西洋画系主任。另外，有“上海最早之职工业余美术学校”之称的“白鹅绘画研究所”，原是由画家陈秋草与艺友潘思同、都雪鸥、方雪鸪于1923年在北四川路45号创办的“白鹅画会”演变而来，除了几位同仁共同研究创作外，主要是面向普通职工中的美术爱好者，为他们的美术创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因而民主气氛浓厚，师生平等友好，很受青年职工的欢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该校毁于炮火，1934年恢复，改名为“白鹅绘画补习学校”。
海派早期美术教育的艺术地位和历史意义无疑是应当确认并加以研究的。海派早期美术教育不仅打造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新型的办学模式，而且培养了卓越的师资，造就了优秀的人才，进而孕育了中国美术界的百年辉煌，并支撑起了数代大师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