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说:哲学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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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行为道德种种

杜威论人生的行为道德,也极力反对从前哲学家所固执的种种无谓的区别。

(1)主内和主外的区别。主内的偏重行为的动机,偏重人的品性。主外的偏重行为的效果,偏重人的动作。其实这都是一偏之见。动机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动机都是针对一种外面的境地起来的。品性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品性往往都是行为的结果,行为成了习惯,便是品行。主外的也不对。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完全在外的,因为有意识的行为都有一种目的,目的就是先已见到的效果,若没有存心,行为的善恶都不成道德的问题,譬如我无心中掉了十块钱,有人拾去,救了他一命。结果虽好,算不得是道德。至于行为动作有外有内,更显而易见了。杜威论道德,不认古人所定的这些区别。他说,平常的行为,本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区别。遇着疑难的境地,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但是这样做便有这等效果,那样做又有那种结果,究竟还是这样做呢,还该那样做呢?到了这个选择去取的时候,方才有一个道德的境地,方才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问题。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串的活动,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最初估量抉择的时候,虽是有些迟疑。究竟疑虑也是活动,决定之后,去彼取此,决心做去,那更是很明显的活动了。这种行为,和平常的行为并无根本的区别。这里面主持的思想,即是平常猜谜演算术的思想,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良知。这里面所用的参考资料和应用工具,也即是经验和观念之类,并无特别神秘的性质。总而言之,杜威论道德,根本上不承认主内和主外的分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动机也是活动,疑虑也是活动,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动。若把行为的一部分认作“内”,一部分认作“外”,那就是把一件整个的活动分作两截,那就是养成知行不一致的习惯,必致于向活动之外另寻道德的教育。活动之外的道德教育,如我们中国的读经修身之类,决不能有良好的效果的。

(2)责任心和兴趣的分别。西洋论道德的,还有一个很严的区别,就是责任心和兴趣的区别。偏重责任心的人,说你“应该”如此做。不管你是否愿意,你总得如此做。中国的董仲舒和德国的康德都是这一类。还有一班人偏重兴趣一方面,说我高兴这样做,我爱这样做。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便是这个意思。有许多哲学家把“兴趣”看错了,以为兴趣即是自私自利的表示,若跟着“兴趣”做去,必致于偏向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派哲学家因此便把兴趣和责任心看作两件绝对相反的东西。所以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只是要学生脑子里记得许多“应该”做的事,或是用种种外面的奖赏刑罚之类,去监督学生的行为。这种方法,杜威极不赞成。杜威以为责任和兴趣并不是反对的。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做的事看作一件事。换句话说,兴趣即是把所做的事认作我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不顾传染的危险,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做去。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杜威说,“责任”(Duty)古义本是“职务(Office),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仔细看来,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做苦工,决不能真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即如上文所说的医生,他初行医的时候,他的责任只在替人医病,并不会想到鼠疫的事。后来鼠疫发生了,他若是觉得他的兴趣只在平常的医病,他决不会去冒险做疫区救济的事。他所以肯冒传染的危险,正为他此时发生一种新兴趣,把疫区的治疗认作他的事业的一部分,故疫区的危险都不怕了。学校中的德育也是如此。学生对于所做的功课毫无兴趣,怪不得要出去打牌吃酒去了。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他自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社会上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商店的伙计,工厂的工人,一天做十五六点钟的苦工,做得头昏脑闷,毫无兴趣,他们自然要想出去干点不正当的娱乐。圣人的教训,宗教的戒律,到此全归无用。所以现在西洋的新实业家,一方面减少工作的时间,增加工作的报酬,一方面在工厂里或公司里设立种种正当的游戏,使做工的人都觉得所做的事是有趣味的事。有了这种兴趣,不但做事更肯尽职,并且不要去寻那不正当的娱乐了。所以真正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对于正当的生活发生兴趣,在于养成对于所做的事发生兴趣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