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说:哲学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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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杜威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但是应付环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许多蛆在粪窖里滚去滚来,滚上滚下,滚到墙壁,也会转弯子,这也是对付环境。一个蜜蜂飞进屋里打几个回旋,嗤的一声直飞向玻璃窗上,头碰玻璃,跌倒在地;它挣扎起来,还向玻璃窗上飞;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头;它飞到玻璃上,爬来爬去,想寻一条出路:它的“指南针”只是光线,它不懂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气一样,何以飞不出去!这也是应付环境。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他爬上树顶,用千里镜四面观望,也看不出一条出路。他坐下来仔细一想,忽听得远远的有流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寻到水边,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险。这也是应付环境。以上三种应付环境,所以高下不同,正为智识的程度不同。蛆的应付环境,完全是无意识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线的指导去寻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识的作用了,但它不懂得光线有时未必就是出路的记号,所以它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智识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他迷路时,不慌不忙地爬上树顶,取出千里镜,或是寻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贵,正为人有这种高等的应付环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和奢侈品。

总括一句话,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因为思想在杜威的哲学系统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现在介绍杜威的思想论。

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第一,戏台上说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那个“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说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那种“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杜威说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论理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Inference)。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做根据,使人对于后者发生信用。这种作用,是有根据有条理的思想作用。这才是杜威所指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两大特性:一,须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譬如上文所举那个在树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树林里东行西走,迷了方向寻不出路子:这便是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这是第一个条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树顶远望,或取出千里镜四望,或寻到流水,跟水出山:这都是寻思搜索的作用。这是第二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寻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平常的动作,如吃饭呼吸之类,多是不用思想的动作;有时偶有思想,也不过是东鳞西爪的胡思乱想。直到疑难发生时,方才发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难的问题,便定了思想的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有了这个目的,此时的寻思搜索便都向着这个目的上去,便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了。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上文说过,杜威一派的学者认定思想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的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变迁。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经惯的物事,从前那种习惯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国白话小说的人,看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碰着一段极难懂的话,自然发生一种疑难。又譬如上文那个迷了路的人,走来走去,走不出去:平时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这种境地,我们便寻思:“这句书怎么解呢?”“这个大树林的出路怎么寻得出呢?”“这件事怎么办呢?”“这便如何是好呢?”这些疑问,便是思想的起点。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颐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处。有些疑难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个人迷了路,他的问题是怎样寻一条出险的路子,这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许多疑难,我们虽然觉得是疑难,但一时不容易指定究竟哪一点是疑难的真问题。我且举一个例。《墨子·小取》篇有一句话:“辟(譬)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举也物”三个字不可解,是一种疑难。毕沅注《墨子》径说这个“也”字是衍文,删了便是了。王念孙读到这里,觉得毕沅看错疑难的所在了。因为这句话里的真疑难不在一个“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这个地方既然跑出一个“也”字来,究竟这个字可以有解说没有解说。如果先断定这个“也”字是衍文,那就近于武断,不是科学的思想了。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过去,以为可以不必特别提出(看《新潮》杂志第一卷第四号汪敬熙君的《什么是思想》)。杜威以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这一步就同医生的“脉案”、西医的“诊断”一般重要。你请一个医生来看病,你先告诉他,说你有点头痛、发热、肚痛……你昨天吃了两只螃蟹,又喝了一杯冰淇淋,大概是伤了食。这是你胡乱猜想的话,不大靠得住。那位医生如果是一位好医生,他一定不睬你说的什么。他先看你的舌苔,把你的脉,看你的气色,问你肚子哪一块作痛,大便如何,看你的热度如何,然后下一个“诊断”,断定你的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不如此,他便是犯了武断不细心的大毛病了。

(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既经认定疑难在什么地方了,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例如上文那个迷路的人,要有一条出路,他的经验告诉他爬上树顶去望望看,这是第一个解决法。这个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镜来,四面远望,这是第二个解决法。这个法子又不行,他的经验告诉他远远的花郎花郎的声音是流水的声音;他的学问又告诉他说,水流必有出路,人跟着水行必定可以寻一条出路。这是第三个解决法。这都是假定的解决。又如上文所说《墨子》“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毕沅说“也物”的也字是衍文,这是第一个解决。王念孙说,“也”字当作“他”字解,“举也物”即是“举他物”,这是第二个解决。——这些假定的解决,是思想的最要紧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干。我们说某人能思想,其实只是说某人能随时提出种种假定的意思来解决所遇着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假设的解决,都是从经验学问上生出来的。没有经验学问,决没有这些假定的解决。有了学问,若不能随时发生解决疑难的假设,那便成了吃饭的书橱,有学问等于无学问。经验学问所以可贵,正为它们可以供给这些假设的解决的材料。

(四)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有时候,一个疑难的问题能引起好几个假设的解决法。即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种假设;一句《墨子》有两种解法。思想的人,遇着几种解决法发生时,应该把每种假设所含的意义,一一地演出来:如果用这一种假设,应该有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是否能解决所遇的疑难?如果某种假设,比较起来最能解决困难,我们便可采用这种解决。例如《墨子》的“举也物”一句,毕玩的假设是删去“也”字,如果用这个假设有两层结果:第一,删去这个字,成了“举物而以明之也”,虽可以勉强讲得通,但是牵强得很;第二,校勘学的方法,最忌“无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须问当初写书的人,何以多写了一个字;我们虽可以说抄《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以无心中多写了一个“也”字,但是这个“也”字是一个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这个字来?如此看来,毕沅的假设虽可勉强解说,但是总不能充分满意。再看王念孙的解说,把“也”字当作“他”字,这也有两层结果:第一,“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举他物来说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义;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写像也字,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书中当不止这一处;再看《墨子》书中,如《备城门》篇,如《小取》篇的“无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写作也字。如此看来,这个假定解决的含义果然能解决本文的疑难,所以应该采用这个假设。

(五)证明。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有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一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举《墨子》书中“举也物”一句,王念孙能寻出“无也故焉”和许多同类的例,来证明《墨子》书中“他”字常写作“也”字,这个假设的解决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个迷路的人,跟着水流,果然出了险,他那个假设便成了真正适用的解决法了。这种证明比较是很容易的。有时候,一种假设的意思,不容易证明,因为这种假设的证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着,必须特地造出这种情形,方才可以试验那种假设的是非。凡科学上的证明,大概都是这一种,我们叫做“实验”。譬如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观察抽气筒能使水升高至三十四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这个大概是因为空气有重量,有压力,所以水不能上去了。这是一个假设,不曾证实。他的弟子托里切利(Torricelli)心想如果水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气压力所致,那么,水银比水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试验起来,果然不错。那时伽利略已死了。后来又有一位哲学家帕斯卡(Pascal)心想如果托里切利的气压说不错,那么,山顶上的空气比山脚下的空气稀得多。拿了水银管子上山,水银应该下降。所以他叫他的亲戚拿了一管水银走上多姆山,水银果然逐渐低下,到山顶时水银比平地要低三寸。于是从前的假设,真成了科学的真理了。思想的结果,到了这个地步,不但可以解决面前的疑难,简直是发明真理,供以后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说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这种说法,有几点很可特别注意。

(一)思想的起点是实际上的困难,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结果,疑难解决了,实际上的活动照常进行;有了这一番思想作用,经验更丰富一些,以后应付疑难境地的本领就更增长一些。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

(二)思想的作用,不单是演绎法,也不单是归纳法;不单是从普通的定理里面演出个体的断案,也不单是从个体的事物里面抽出一个普遍的通则。看这五步,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别事实和情形,然后发生一些假定的通则;但是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是先有了通则,再把这些通则所含的意义一一演出来,有了某种前提,必然要有某种结果,更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证明某种前提是否真能发生某种效果。懂得这个道理,便知道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FormalLogic)单教人牢记AEIO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开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树林里迷了路,你脑子里熟读的一部《穆勒名学》或《陈文名学讲义》,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供给你“寻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个假设的解决。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使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地胡思乱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它所含的效果,自然会来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

(节选自《实验主义》,原载于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