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时，内侍江京和中堂侍樊丰等人诬告太子刘保谋反。安帝信以为真，打算废掉太子刘保，为此征求文武大臣的意见。大将军耿宝等人主张废掉太子，大臣来历则认为太子年幼无知，其主要责任不在他，不应废掉。汉安帝不采纳来历的意见，还是坚持把刘保废为济阴王。
来历见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便约祋讽等十多个大臣一起到安帝那里去为太子说情。安帝见此情形，便派人拿着诏书去威胁这些大臣说：来历、祋讽等人不识大体，居然敢和一些小人在一起吵吵嚷嚷，这哪里是对待君主的态度呢！
朝廷广开言路的本意是让大家尽量发表意见，他们却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如果谁再坚持己见，就处死谁。来历由于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被罢了官。
国人皆曰可杀
“国人皆曰可杀”形容罪大恶极的人，全国人民都说他该杀。
此典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战国时期，一次孟子和齐国国君齐宣王讨论关于考察和选拔使用人才的问题。
孟子说：选拔人才，应当抛弃地位观念和亲疏观念。有时，地位低下的人可能会比地位高的人更有才能，关系疏远的人可能比关系密切的人更有才能。因此，地位高、同国君关系亲近的，并不一定都是贤能的人才。
然而，地位低下、同国君关系不密切的人，往往不容易了解和被认识。所以，在考察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而不能偏听极少数人的意见。就拿君王周围的情况来说吧，如果您的左右都说某人贤能，这个人未必就可以用；如果诸大夫也说这个人贤能，也未必可以用；但如果举国人民都说这个人贤能，君王再经过考察证实这个人确实贤能，然后才可以委以重任。如果您的左右都说某人不行，您先不要轻信；如果诸大夫也说其人不行，您也先别轻信；如果举国人民都说这个人不行，大王再经过考察证实这个人确实不行，然后再罢免。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说某人可杀，您先不要轻信；如果诸大夫也说此人可杀，您也不要轻信；如果举国人民都说此人可杀，大王经过考察，证明这个人的确该杀，然后再杀他。
这样，杀他的不是大王你个人，而是全国人民了。
黄池大会
这个故事是讲越王勾践养精蓄锐了很多年，终于借黄池大会的机会打败了吴王夫差。
此典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
六月丙子，越王勾践伐吴。……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公元前486年，夫差为攻打齐国，动用大量的人工挖掘运河，直通淮河，贯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如此来就可以利用运河率领水军从水路攻打齐国了。公元前484年，在艾陵（在山东省泰安县）打败齐军，抓获齐国的大将国书。齐国的副将高无丕几乎送命。夫差获胜，更让他相信水上进兵的方便。
于是他就征集了比上次更多的民工继续挖掘运河，北通沂水，西通济水。这样一来，吴兵从吴都坐船，一路可以从运河直上北方，从长江到淮河，再从淮河到泗水、沂水、济水。巨大的挖掘运河工程完成后，南北水上交通方便了，夫差要做霸主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但是吴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得差不多了，如果再出现其他情况，就很难支持了。
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十四年、晋定公三十年、齐简公三年、鲁哀公十三年、卫出公十一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与鲁哀公、卫出公一起到了黄池（卫国的地方，在河南省封丘县西南），派人去请晋定公开会。晋定公不想去。赵鞅劝他说：“夫差这回亲自带着大队人马到中原来，气势非常强大。他诚心跟咱们挑衅。他派使者来请咱们去开会，这是‘先礼后兵’的意思。如果不去，反而中了他的诡计。我想不如领着大队人马上黄池去，无论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随机应变。”晋定公就带着赵鞅去会见吴王。
到订盟约时，他们为争次序，争执了很多天。
次序先后关系重大，谁也不肯让步，会议陷入了僵局。
正在僵着时候，吴国派人来见夫差，偷偷报告：“越王勾践派范蠡为大将，亲自率兵攻打吴国。太子友、王孙弥庸已经阵亡；大将王子地抵挡不住，退到城里去了。情况非常紧急。请大王赶紧回去。”夫差听了，心里虽然焦急万分，却不露声色。他说：“咱们不能再跟晋国耗费时间了，你立刻。你把三万六千士兵准备好，明早就向晋君进攻，逼他订立盟约。”王孙雄说：“还是回去要紧。”夫差说：“不这么办，怎么能回去啊？
晋国不敢跟咱们对抗。不把会盟办完撤兵，赵鞅会来为难咱们。”王孙雄和伯很佩服吴王随机应变的能力。
第二天，天刚亮，夫差击鼓，三万六千兵打起鼓。赵鞅急忙派人打听。夫差说：“天子令我主持会盟。晋候不服，非要耽误时间，你就去对他说，无论答不答应都必须在今天给个答复。”那人回去，告诉晋定公。鲁哀公和卫出公都在场，赵鞅劝晋定公让步，但夫差也得让步，中原诸侯才有面子。晋定公派人对夫差说：“天子既然有令，我们哪敢不听呢？贵国既然尊重天子，同样是天子的臣下。这吴王的称呼就不妥当。
请把王号去了，改称‘吴公’，我们听从吴公。”夫差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用“吴公”的名义先“歃血”，晋侯第二个“歃血”，接着鲁侯、卫侯跟着“歃血”。黄池大会就“圆满而散”。夫差带军从江淮水路回去。
夫差害怕齐国宋国不服，派使者上成周朝见周敬王说：“楚国不尊重天子，阖闾征伐楚国，把他打败。如今齐国也不尊重天子，只好出兵征伐。托天子洪福，打了胜仗，特向天子奉告。”天子连忙慰劳吴国的使者，捎话给夫差：“伯父辅助王室，我就放心了。”周敬王还赐给夫差一张大弓和一块祭肉，以表明承认他为霸主。
吴王在半路上听到一个坏消息。士兵知道国内打了败仗，加上远途劳累，都无心打仗。越国的兵马经过几年训练，强大起来，两军交手，吴国的兵马就被打得七零八落。
夫差问伯：“你不说越国绝不会背叛吗？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了？还不赶紧去跟越王讲和求饶！”
于是伯就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越国兵营，跪在勾践面前，央求双方讲和。范蠡对越王说：“吴国不是很快就会灭掉的，不如答应伯，也算报答他从前待咱们的好处。”勾践答应跟吴国讲和，退兵回去了。
这回黄池大会不只给越国一个进攻的机会，还引起了卫国和楚国的内乱。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比喻愈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用人得当。
此典出自《史记·魏世家》：“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
一天魏文侯对他的谋士李克说：“谚云：‘家贫则思贤妻，国乱则思良相。’我想：魏成子和翟璜两个人都很好，因而不知道到底让谁做相国好，你觉得两人谁强些呢？”李克说：“你拿不定主意，是由于平时考察不够。考察一个人的标准是：平时要看他亲近些什么人；富裕了要看他和什么人做朋友；当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不做官了，要看他哪些事不屑于干；贫穷了要看他哪些钱不屑于拿。通过考察这五个方面，就可以决定这两个人谁强些。”魏文侯说：“行了，你休息吧，我知道该封谁做相国了。”
李克出来，遇见了翟璜，翟璜说：“听说文侯找你商量谁能够做相国，决定了没有？”李克说：“魏成子为相国。”翟璜不服气地说：“我哪一点不如魏成子？国王缺西河太守，我荐举西门豹；国王要攻打中山，我推荐乐羊；国王的儿子没有师傅，我推荐屈侯鲋。结果是：西河大治，中山攻克，王世子品德日益增长。我为什么不可以做相国？”李克说： “你怎么比得上魏成子呢？魏成子的千钟俸禄，百分之九十用来招揽人才，所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个人都从别的国家应募而来。这三个人，魏文侯都以师礼相等。而你所推荐的人，不过是魏文侯的臣仆，你怎么比得上魏成子呢？”翟璜思忖了一会，惨然失色说：“你说得没错，我是比不上魏成子。”果然，魏文侯让魏成子当了相国。
揭竿而起
“揭竿而起”的意思是高举义旗，起来反抗。现在多用它指人民起义。
此典出自汉代贾谊《过秦论》：“然而，陈涉，瓮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 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过秦论》是贾谊早期论述秦帝国灭亡的重要著作。
这段话意思是说：陈胜一个用破瓮口做窗、用绳子闩门轴的农民的儿子，是一个没有土地的雇农，被流放的罪犯，论德才既没有孔子、墨子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号陶朱公）、猗顿（春秋时鲁国人，在猗氏经营盐业成为巨富）那样富有；迫于生计他来到军队，不久，便率领士卒以木棒为刀枪高举义旗，天下穷人纷纷响应，山东等地的豪杰纷纷起义，于是秦王朝很快就被推翻。
近悦远来
人们用“近悦远来”形容附近的人得到恩泽而感到高兴，远方的人也闻风前来归附。
此典出自《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
‘近者悦，远者来。’”
春秋时期，孔子周游诸国，宣扬其政治主张，希望各诸侯国的君主能够采纳和运用他的主张。一次，孔子来到楚国，叶公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孔子回答说：“要使那些在你统治下的老百姓感到高兴，使那些不在你统治下的老百姓前来投靠你。”
晋国苦奢
这则典故说明一个道理：“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一言一行都会对群众产生影响，关系到世运人心，必须谨言慎行。
此典出自《尹文子·卷上》：“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无几时，人绵大布之衣，脱粟之饭。”
这段话意思是说：
从前，晋国流行讲排场、摆阔气的风气，晋文公便决定以身作则，用俭朴节约的作风去纠正它，他不穿华丽高贵的丝织品，不吃美味佳肴。
果然没过多久，人们都穿起了粗布衣服，吃起糙米饭来。
宽猛相济
“宽猛相济”指施政时宽大与严厉要相辅而行。
此典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家子产执政后，实行改革，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并把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
因而不久就使国力增强，威信提高。
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危。临死前，他对大臣子太叔说：“我死以后，由您执政。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是严厉了。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轻慢而玩弄它，所以死于水的就很多。
因而宽大不容易做到啊！”
子产死后，子太叔执政。他不忍心严厉，而实行宽大，结果郑国出现了很多盗贼，并且聚集起来侍机闹事。子太叔后悔地说：“我早听子产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了。”于是发兵攻打盗贼并全部杀掉。这一来，其他盗贼也就收敛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赞赏子太叔的做法。他说：
“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了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了百姓就伤残，伤残了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这样政事就调和了。”
离朱之明
“离朱之明”形容目光敏锐，能洞察秋毫。
此典出自《孟子·离娄上》：“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同“圆”）。’”
汉代赵岐解释说：“‘离娄，古之明目者，黄帝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这段话意思是说：
黄帝时，有一个人叫离娄，也叫离朱。
他有一双神奇的眼睛，能在百步以外看清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细毛。一次黄帝丢失了玄珠，就派离娄去寻找。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眼力、公输般（春秋末期鲁国人，亦称鲁班）那样高超的技巧，如果没有圆规和直角曲尺，仍然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
路轼怒蛙
这个典故说明“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越王路轼怒蛙，便能鼓舞民气，英勇赴敌。
此典出自《尹文子·卷上》：“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
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
越王勾践处心积虑想报吴仇，想让人民都英勇坚强起来，走路碰到一只发怒的蛤蟆都要凭轼伏身以表敬意。
过了几年，人民无论老少和敌人打起仗来，就是赴汤蹈火都不退缩。
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意思是，人民是立国的根本，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人民，而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
此典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而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夏朝的国君太康，本来是大禹的孙子，他在继任国君后荒淫无度，不问国事，一天到晚只知打猎寻乐。所以，老百姓都非常怨恨他。有一次，太康到洛水的南面去打猎，连续一百天不回京城。有穷国的君主羿趁机起兵反叛，并鼓动夏国的老百姓，把太康阻止在黄河南岸。于是，羿篡夺取了夏国的政权。
太康有五个弟弟，当羿起兵反叛时，他们用车载着母亲从京城逃了出来。虽然他们都非常怨恨太康，但心想：“我们是夏国的子孙，怎么因羿叛乱就躲得远远的呢？我们一定要恢复夏国。”因此，他们就和母亲一起在洛水之滨住了下来。
后来，太康的五个弟弟一起作了一首歌，赞扬大禹的功劳，谴责太康的荒淫，其中一段歌词是：“英明的祖先告诫我们：
人民不可鄙视而只能亲近。国家有了人民，好比大树扎下了稳固的根。一个人统领着万民，就好比用腐朽的绳索驾驶着快马在奔驰，随时要战战兢兢（“皇祖有训，民可近而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太康死后，弟弟中康做了国君。后来，羿也荒淫无道，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中康和他的弟弟们趁机起兵，恢复了夏国。
牛头马肉
“牛头马肉”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允许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不要做。以身作则，才能取信于人。
此典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
‘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月而国莫之服’”
这段话意思是说：
齐灵公喜欢内宫的妇女女扮男装，结果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全国妇女都穿起了男装。
于是灵公就派官吏禁止这种现象，下令说：“凡是女扮男装的，一律撕毁所穿衣服，扯断所系带子。”
然而，尽管人们亲眼看到有人遭到惩罚，但是女扮男装的风气依然禁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