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用来比喻居有定所、乐于工作的社会安乐蓝图。
此典出自《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又见《汉书·货殖传》：“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
老子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战乱的时代。当时，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人民不满意自己的“食”、“服”、“居”、“俗”，不“重死”，敢于犯上作乱，暴动起义，因而就产生了频繁的战争。
针对这种状况，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
建立一个国小人少的社会。这个社会不要提高物质生活，不要发展文化生活，人民无欲无知，满足于朴素、简单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让人民感觉到他们的饮食香甜，衣服美好，住宅安适，生活满足。
老子的这种理想是复古倒退的，但他的意图是反对奴隶制，反对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
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用以比喻治平乱世，回复正常，将国家政事导入正轨。
此典出自《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为了巩固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而制定了一些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称作礼或礼教。统治阶级对于礼是非常重视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提倡礼治，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分守己，遵守礼制，不得僭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而更有效地统治人民。《论语·宪问》中有“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同时也要求对人民“齐之以礼”，《荀子·修身》中有“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之说。
秦末汉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些礼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汉朝建立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就派人重修礼仪，以正君臣之位，《汉书》将其作为拨乱反正的措施之一。
百废俱兴
这个典故用以比喻在遭受某种破坏之后，建设事业重新振兴蓬勃发展的景象。
此典出自宋代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岳阳楼记》是北宋时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为岳阳楼的重修写的一篇文章。
岳阳楼，在湖南省岳阳县城西面，面临着洞庭湖，是唐朝初年修建的。宋仁宗（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做知州。到了第二年，政务做得非常突出，上下和谐，一切荒废的事情都兴办了起来。于是重修岳阳楼，扩大了原来的规模，同时把唐朝名人和当时的名人的诗赋刻在上面。为此，范仲淹应滕子京的邀请，写了这篇《岳阳楼记》。
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个典故形容以学识辅佐君王。“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可省作“半部《论语》”。
此典出自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太宗尝以此语句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普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春秋时代的孔子有许多关于治国的论调。孔子的学生把他的言行整理记录下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人们称之为《论语》。
宋代赵普任宰相时，有人说他只读过《论语》一部书。宋太宗（赵光义）把这些话告诉了赵普，并问他是不是这样？赵普一点也不隐讳，坦诚地回答道：“我平生所学，确实没有超出《论语》。从前，我以半部《论语》辅佐宋太祖（赵匡胤）打下天下，今天，我要以另半部《论语》辅佐陛下建立太平盛世。”
扁鹊见秦武王
这则寓言说明要“与知者谋之”，不要“与不知者败之”，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依靠真知灼见，莫听啧声烦言。除病与知政，都是同一个道理。
此典出自《战国策·秦策》：“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
这段话意思是说：名医扁鹊朝见秦武王，武王声称自己有些什么病，扁鹊看后表示要给武王医治。
左右近臣们说：“君王的病是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要医治它不一定能彻底治愈，反之会把耳朵搞聋，眼睛搞瞎。”
武王把这些话告诉了扁鹊。
扁鹊一听大怒，立刻扔掉了手中的石针道：“君王和知道病理的人商量治病的事，却又和不懂医道的人一同败坏它。
如果像这样去管理秦国的政治的话，那么秦国很快就要亡国了！”
澶渊之盟
澶渊，又名澶州，即今河南濮阳。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在澶渊签订和约，史称“澶渊之盟”。后以“澶渊之盟”比喻签订和约。
北宋大臣寇准（公元961～1023年），字仲平，在宋太宗时期任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宋真宗即位后，也非常信任他。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圣宗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宋朝疆域，直逼京都。参知政事钦若主张迁都南逃，蜀人陈尧叟建议真宗逃往成都。真宗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说：“谁为陛下出这等主意，罪不容诛。如今陛下正当英勇之年，将相团结，如果陛下御驾亲征，敌人一定闻风而逃。”于是，真宗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真宗把军事委托给寇准处理，寇准指挥果断，号令严明，士卒喜悦。辽国在战事上没有占到便宜，就派遣使者前来，要求订立盟约，寇准不答应。
有人造谣说，寇准不想讲和，是为了拥兵自重，谋取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寇准迫于无奈，只好答应了。
由于宋真宗对战争早已厌倦了，急于讲和。
他派大臣曹利用到辽军谈讲和条件，答应每年朝贡给辽国银两，宋真宗向曹利用交底儿说：“每年朝贡给辽国的银两只要在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把曹利用召到军帐里向他交代说：“虽然皇帝作了交代，但是你谈判时，答应每年输送的银两不许超过三十万。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曹利用来到辽国军营，按寇准的条件和辽国谈判，最终果然以三十万银两的条件签订了盟约。
朝令暮改
“朝令暮改”的意思是说，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改变了。人们用它比喻政令多变，反复无常。
此典出自《汉书·食货志上》：“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尝责者矣。”
西汉时期，有个人叫晁错（公元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人。他聪明好学，学识渊博，被称为“智囊”。文帝非常信任他，任他为太子家令。
文帝后期，官僚、地主、商人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广大农民被迫逃亡，生活非常困苦。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晁错上书汉文帝，主张打击商人投机倒把的行为，限制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出注重粮食、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论贵粟疏》。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写道：“农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有两人，一年里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一家人齐心协力种田也超不过一百亩，收获也超不过一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采伐薪柴、给官府服徭役等等，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严寒，一年四季，哪有喘息的机会呢？另外，还有其他的耗费，如送往迎来、吊死丧、问疾病、养育孤儿幼童也包括在内。他们不但勤苦至极，而且还要承受水灾和急征赋税的剥削。如此沉重的赋税，不分时间地征收，而且变化无常，早上的规定，到了晚上又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粮食的只好半价出卖，没有粮食的只好借那种取一还二的高利贷。到头来他们无可奈何，不得不卖掉田宅、子孙来还债。”
楚王好细腰
“楚王好细腰”这个故事劝诫人们，只依靠个人的好恶去提倡、宣扬某种事物，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从下面的人来说，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是逢迎上面的好恶，一味盲从，也不会有好结果。
此典出自《墨子·兼爱中》：“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这段话意思是说：
从前，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害怕腰肥体胖，失去宠信，所以就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减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就这样时间长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立起来。
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
定于一尊
“定于一尊”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有最高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
此典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全国，称为始皇帝。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又设了县。他还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修建驰道，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举措，对巩固秦王朝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也遭到了一些守旧的读书人的反对。
公元前213年，秦王朝又增加了四个郡。为了祝贺，在咸阳宫里开了个庆祝会。
大臣们都争相向秦始皇敬酒，表示祝贺。大臣称赞秦统一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自古以来所有君王都没干过的伟大事业。
这时，有位叫淳于越的儒生对秦始皇说：周王实行分封制，周朝享受了八百多年的天下。如今皇帝统一天下，但是自己的子弟和功臣连一块土地都没有，这是不行的。不论干什么，不把古人当老师最终都会失败的。秦始皇见发生了争吵，就征求其他大臣的意见。丞相李斯说：五帝的事业各不相同，三代的制度也不一样，不能照搬照抄。以前列国散乱，诸侯混战，一些读书人假造圣贤，托古说教，以古否今。
如今天下统一，制度统一，举国上下定于一尊，只要注意法令，劝导农民只要专心干活就行了。如果拿古书来对照新法，造谣生事，毁谤朝廷，国家还成何体统。为此，李斯建议，除了秦国的历史和那些有用的书如医药、占卜、种树、法令等外，其余的诗、书、百家言论，都要全部烧毁。
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建议，因此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多难兴邦
“多难兴邦”指国家历经困难，反可促使上下团结奋斗，使国势兴盛起来。
此典出自《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开）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春秋时，晋、楚两国曾相互朝见。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派大臣椒举到晋国去，希望借晋国的势力让其他诸侯拥护楚国。
晋平公想自己称霸，害怕其他国家强大，所以他不想答应楚国的请求。晋国大臣司马侯对晋平公说：晋、楚两国的霸业只有靠上天的帮助，而不是可以彼此争夺就能得到的，君王还是答应楚国的请求才好。晋平公说：晋国有三条可以免于危险，还有谁能和我们匹敌呢？
我们国家地势险阻又多产马匹，齐国、楚国又多祸难，有这三条，我们怎么会不成功呢？
司马侯回答说：依仗着地势险要和马匹多而对邻国幸灾乐祸，这是三条危险。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都是九州中的险要地带，它们并不属于一姓所有。冀州的北部，是出产马的地方，并没有新兴的国家。凭借着地势险要和马匹多，是不能巩固自己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而往往是多有祸难而巩固了国家，开辟了疆土；因为没有祸难而丧失了国家，丢掉了疆土。
晋平公认为司马侯的分析十分有道理，便答应了楚国的请求。
飞龙失乘
这则典故表明：慎到的政治思想是反对贤治，提倡法治，而主张势治。
此典出自《慎子·内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同矣——则失其所乘也。”
这段话意思是说：
飞龙驾云，腾蛇穿雾。等到云气没有了，雾也消失了，那些龙和蛇就和蚯蚓、蚂蚁一样不足道了——这是因为它们失掉了所赖以生存的条件。
分崩离析
“分崩离析”用来形容国家或团体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此典出自《论语·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冉求、季路在鲁国大夫季孙氏手下任家臣。季孙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准备去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于是冉求、季路为此去请教孔子。
孔子说：“冉求，你知道颛臾是我们鲁国生死存亡的藩属，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冉求辩论道：“颛臾城池牢固，而且离季孙的封地费地非常近，如果现在不把它攻打下来，将来一定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祸害。”孔子很不高兴地说：“我最讨厌的是不说自己贪得无厌的人，却一定要找借口去侵犯别人。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大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孔子又告诫冉求道：“像你们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冉求、季路听了孔子的这番话，纷纷点头称是。
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用来表示各人按自己的主张办事，不顾全大局，也不与别人配合协作。
此典出自《左传·宣公二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
公元前607年，郑国侵犯宋国，宋文公任命大夫华元为主帅率领宋军进行应战。开战前，华元为了鼓励将士，杀羊进行慰劳，并亲自分赏。没想到却忘记了赏给为他驾车的车夫羊斟。为此，羊斟怀恨在心。
等到战斗开始，羊斟对华元说：“前日赏羊的时候是由你做主，想分给谁就分给谁；今天驾车就由我做主，想把车驾往何处就去何处。”说完，羊斟驾着马车长驱直入郑军的阵地。于是郑军就把他们团团围住，华元寡不敌众，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宋文公得知华元被俘，非常惋惜，就用100百辆兵车、400匹马作为礼物，向郑军赎回华元。可是礼物送去一半，华元已经逃回了宋国。结果送去的礼物白白地浪费了。
华元回到宋国后，见到了羊斟。华元问道：“是不是那匹驾车的马使我当了俘虏？”
羊斟回答说：“不是马，是赶马的人。”
由于华元在宋国深受宋文公的宠爱，羊斟怕遭到陷害，就逃亡到鲁国去了。
更令明号
“更令明号”用来说明贤明君主应重新申明号令，以取信于民。
此典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更令明号而信之。”
楚厉王为了在有紧急事情时以便动员百姓行动，便设警鼓。只要国家有了紧急情况需要百姓行动时，便以击鼓为号。一次，楚厉王喝醉了酒便击起鼓来，顿时全城百姓大惊。左右的人急忙告诉楚王说：“千万不能乱击警鼓，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失信于民。”可是楚王毫不在乎地说：“我喝醉了酒，击击鼓，不过是和大家开个玩笑罢了，这有何妨呢？”百姓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就各自回家去了。
几个月后，真的有警报了，楚厉王大击其鼓，可是百姓楚厉王在开玩笑，一个也没有来。楚厉王所设的警鼓已失信于民，不能号令百姓行动，因此只得“更令明号而信之”。
广开言路
“广开言路”这句成语常用来指尽量创造使人们发表意见的机会。
此典出自《后汉书·来历传》：“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