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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介子推的影响

说到灵石,首先要讲的就是介子推和清明节的典故。在山西历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君主当推被奉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重耳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虽为晋献公之子,但献公晚年昏庸无道,听信谗言对他动了杀心。重耳闻讯后逃出晋国,从此开始了历时19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重耳饱尝艰辛,受尽风餐露宿、食不果腹之苦。重耳最终能够重返晋国为君,离不开随行忠臣的帮助,而介子推便是其中之一。汉韩婴《韩诗外传》记载:“重耳无粮,馁(něi,饥饿)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文公登基后论功行赏,忙乱之间竟忘记了介子推。事后,介子推并没有邀功请赏,而是携母入绵山隐居,从此杳无音信。据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文公后来将整个绵山区域封给介子推,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jīng,表扬)善人”。介山一带后来就设置了“介休县”(到隋代改名平昌县),恰恰是灵石县的前身。

以下的记载则出现了分歧。汉刘向《新序》说“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于是以火烧绵山的办法逼介子推下山。没有想到的是,介子推竟然至死不出。文公追悔莫及,遂下令将这一天定为禁火日,我国源远流长的寒食节就由此而来。宋王观国《学林》说:“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每年寒食节,家家户户都不举火,只吃冷食。第二天则是清明,人们上坟烧纸,修墓添土,以表示对亡者的怀念。后来寒食节慢慢和清明节融合起来,而介子推的死难实则成了清明节的源头。与介子推火中殉难的惨烈故事相比,另一种说法则反映了百姓不忍名贤遭劫的良好愿望。清章廷珪(guī)《平阳府志》说:“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后三十年见东海边卖扇。”诏封其为洁惠侯。这一系列举措无疑为介休赢得了声望,使绵麓之地名满天下。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积累了大量财富。《世宗宪皇帝朱批御旨》记录了清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学政刘於义的奏本:“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批曰:“习俗殊属可笑!”清末晋人经商之风益盛,于是引来了太原人刘大鹏的感叹:“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xiángxù,学校),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士多受饥寒,曷(hé,怎么)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bǐ,使)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晋中各县则多以经商自豪。民国胡万凝《太谷县志·新修太谷县志序》有“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然而,灵石的经商之风较之却逊色了许多。其原因很多,一则灵石地处汾河谷地,是山西沿汾农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二则,灵石历代人口密度不高,不过是太原盆地内太谷、祁县、平遥等地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没有土狭人满的问题。此外,除汾河谷地之外,县内交通困难,于经商不利。加之历代对介子推的宣扬已使儒家教化深入人心,不免以经商为耻。这就使得灵邑百姓重义轻利,崇尚耕读。

灵石县民风淳朴,是历代县志的重点话题。清觉罗石麟《山西通志》就有“灵石僻在万山中,财货不通,其人勤苦,多致盖藏,弟子员皆守章句,不敢背师说”的记述。拿寒食节来说,据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老弱病残吃冷食常常得病,于是到介庙占卜祈求小火。如果得到吉兆,就烧无烟的木炭取火,如果“不吉,则死不敢用火”。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家大院的建造者自然忠义辈出。在清王中极《王氏族谱》中,就记载了十七世王如玉(字璞园)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金川战役中阵亡,并获赠太仆寺卿(从三品)的历史。王如玉青史流芳,在清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中留名,清英廉《日下旧闻考》还指明他受祀于北京三忠祠《平阳府志》有十三世王兴旺为乡里捐款交税、十四世王斗星捐金重修孔庙的事迹。民国耿步蟾《灵石县志》则更为详细,说当时的县官还为王兴旺挂匾“尚义”,夸王斗星“义举可嘉”。至于他们的妻子,据王金钉《静升史海钩沉》统计,静升原有牌坊22座,其中17座竟都是表彰贞节烈女的节孝坊。这样的族人建造的宅院,自然体现出对礼制的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