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业基本概况
1.所谓“政治南下，舆论北移”的由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传统的报业格局也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中心转为南京后，上海地区的报刊虽然仍有租界之托庇，受到的压力和束缚较前反而增加；与此同时，京津地区则因远离首都而一跃成为舆论重镇，受到国人关注，因此当时曾有“政治南移，舆论北移”之说。南京报业的迅速发展、北京报业的相对衰落、上海报业的缺乏进取，构成人们对报业状况的一般印象。
上海报界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执全国舆论牛耳，此时却被批评为“近已退化，逐日所载之消息，几致千篇一律，不论专电通讯，均属囫囵吞枣，完全机械作用，有系统拟议的稿件，十天不得一见。而各报馆当局，虽然明知道症结所在，却无改良办法。一般阅上海报者，均注意于本埠琐碎新闻及报屁股”①。
南京报业因成为政治中心而发展迅速。30年代的南京报界，除中央社、《中央日报》外，还有大小报纸及通讯社三十余家，但本地报刊的内容却被认为仅有形式，精神上极枯燥。② 在跨地域的报纸中，北方报纸的敢言成为其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也为它进入南方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北方报纸比上海报刊更受南京读者的欢迎。北方报纸到达南京后，一般人士争先订购，一睹南京所没有的记载，《华北日报》、《商报》、《大公报》及《益世报》等已成为社会上注意之物。当时有识之士，均云“昔日舆论中心在京沪，今日舆论之中心则在天津”，因此当时有“政治南下，舆论北移”的流行说法。③ 新记《大公报》也就在这段新闻史上的转折期脱颖而出，逐渐享誉大江南北，为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所关注，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大报。
应当说明，随着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地位的日益确立和发展，加上人脉、地理及与政治中心接近等诸多有利条件，上海仍成为许多报人发展事业的首选，其报业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新闻报》被视为“商业金融的机关报”，新闻量大，特别着重商业新闻，其副刊和周刊迎合小市民的兴趣。该报出报较早、价格较低、广告高居第一位，因而能与《申报》一较长短，发行也超过《申报》，1928年宣称增加到15万。①
随着对日关系的变化，上海的报纸对社论也开始重视起来，并试图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仿效北方大报对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在日本侵略野心日益明显的时局下，北方一些报纸的经营策略也开始向南转移，1936年，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公报》南下，上海报业中心的地位更加凸现，所谓的“政治南移，舆论北移”之说也告一段落了。
2.报刊内容的特点
这个时期报纸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国内外新闻的增加、评论再度受到重视以及副刊的继续发展。
1932年后，中央通讯社逐渐建成全国通讯网，在各大重要城市普遍设立分社，发稿数量逐日增加，因此各报的电讯内容骤然增多，使国内要闻与地方新闻的报导较前丰富。国外新闻向来不受各报重视，国际新闻所占篇幅极少，自九国“华盛顿会议”后，国人鉴于国际局势的重要，才渐渐注意世界大事。中央通讯社利用国家职权包办国内新闻以来，国内各报开始转移目标，向国外新闻迈进，除国外通讯社所发的电讯外，对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某一件大事或某一个特殊人物，往往有专职人员担任撰写。有些经费充裕的报馆，甚至招聘驻外记者或派出自己的驻外记者。
这时评论也受到重视，各报罗致人才主持撰述，或者添设评论专栏，一日登载长论三四篇，有的则开辟“星期论文专栏”，如《大公报》，延揽专家撰述，提出意见，对读者进行指导。② 《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与最高当局发生冲突正是在该报20世纪30年代对社论的重视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对新闻界反日言论进行严厉管制，但民族危机下的国人非常希望读到与当局调子不同的反日言论。在此情况下，各报尽其所能在政府的外部压力与读者大众的需要间寻求平衡。《申报》也一改此前对时事不痛不痒的评论态度，接连就当局的对日态度及政策发表尖锐批评，并且不为政府的劝诱威胁所动，最终惹怒最高当权者，史量才被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
史量才之死使国内新闻界直接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不得不谨慎言论，以免惹火烧身，这是评论在许多报刊上受到重视后又开始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30年代中期，不少报纸主持者为取悦读者，一度热衷于刊登杂志文，也对评论造成了冲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曾感叹：“伟大的编者日趋消逝，在中国报业中已不能再见梁启超一类的人物，而新起的人物大都为报馆老板的雇员，没有能力也没有自由提出他们的思想。”此外，报馆老板属商业中人，最怕因社论栏意见触怒任何广告商人、政府当局或一般读者，以致社论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读者思想也逐渐进步，再不愿听一两个言论家的意见而作为其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准绳。人们认为只要知道了事实，各人能自己做主，而不必第三者代作主张。①
抗战前，副刊是报纸间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拉到一个名人编副刊，可使一张报纸身价涨十倍。那时，中国各大报一定有一个副刊，有的是把副刊化为七种周刊，而有的在副刊之外兼有七种副刊。七种副刊的性质不定，主要以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喜剧、电影、漫画、摄影为多，这些性质的周刊比较有号召读者的力量，属于新型副刊。②
此外，还有一种旧型副刊，是由中国最初有报纸时的副刊“文苑”蜕变而来，“文苑”包括旧诗词唱和、诗话、词话、笔记小说、章回小说等一切旧文艺。由此蜕变而来的旧型副刊为了追随时代，加添了些内容，性质也有所变化。文化界的人很轻视这种副刊，但它的读者却要多过新型副刊。章回小说是旧型副刊最吸引读者的内容之一，有的报纸副刊中甚至只刊四五篇章回小说，别的什么都没有。当时这类副刊有名的编者有周瘦鹃、严独鹤、张恨水等。③
为了吸引读者，抗战前大报往往新旧两种副刊两者兼有。副刊庞杂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同一家报纸自身发出的言论也会发生矛盾，但报社也不以为意，因为各种副刊拥有不同的读者，他们通常并不关心自己不爱看的副刊，因此很少会发现矛盾。既然读者没有意见，报社从商业立场上看，乐得兼容并包，以求扩大销路。④
3.报界新动向
1927年后，“文人办报”时代基本结束，新闻事业发展为不断竞争、各自谋求建立事业基础。国内各大报纷纷改进自身组织，将私人经营改为公司性质，资金十万乃至数百万，并自建永久性新厦、采用新式印刷机器、扩大经营规模。⑤报业在这段时期发展的重要大事可概括为：商业性报纸的扩张、独立性报纸的成长、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创立、小型报纸的发达。①
这个时期传统报刊的发行量未有大的突破，读者总数相对稳定，南北各有几家报纸开始引起社会关注，有的则逐渐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大报。北方报界升起的新星主要有1925年创刊的《世界日报》、1926年复刊的《大公报》以及1932年创刊的著名小报《实报》。在南京，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于1929年10月创办的《新民报》，开始在当地崭露头角。② 而最突出的则是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立报》，这张小型报堪称当时中国报界在相对和平时期闪耀一时的明星，在中下层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发行量最高一度曾达到16万份，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1926年《大公报》复刊后很快获得社会认同。在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原则，以新闻与言论著称，强调“报纸生命，首在新闻”，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及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影。③ 该报一向以专载等著名，政治通讯和旅行通讯为其新闻外的另一特色。北伐成功后十年间，胡政之、张季鸾轮流南下采访新闻，与党政军当局频繁接触，其政治通讯通过字里行间，窥见政治内情和时局趋势，深为读者喜欢。社会评价《大公报》所刊新闻一向严谨，绝不夸大其词，绝不因抢先而忽视正确，因此获得读者的尊重与信赖，以致如果有什么重要新闻，读者一定要看看大公报怎么说的，确立了大公报在社会上的权威。④
《实报》是北京最活跃的记者管翼贤主办的一份小型报纸，发行量最多时曾达三四万份。该报采取精编主义，国际、国内、本市新闻一应俱全，大新闻都浓缩，副刊也精雕细琢图文并茂，戏目广告虽没有当时有名的小报《群强报》那么多，但也力求齐全。它本来想替代《群强报》，结果却是抢走了一部分大报的销路，而对《群强报》的发行并未有什么影响。⑤
《新民报》起家于南京，在以后十几年里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又一颗明星。该报名意为“作育新民”，同时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代的《民报》精神之意，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宣传三民主义。1930年，《新民报》因报道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童子军大检阅一炮打响。该报早期迫于经济上的拮据，曾取得四川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有关机构的资助，因此需兼顾国民党和四川方面的消息，但在言论方面仍有自身的立场。《新民报》广泛登载青年喜爱阅读的内容，副刊《葫芦》与新闻版配合，着重揭露和批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倡爱国主义，很得青年学生喜爱，最初风格也开始形成。① 1936年春，《新民报》的发行量已迅速增至16000份左右，广告收入达总营业额50%以上。② 《新民报》后又通过添置印刷设备、提早出报时间、增加篇幅、充实版面内容等手段谋求更大发展，其发行数很快上升到2万份左右。③ 这样的发行数在全国而言也是很了不起的。《新民报》在抗战中继续发展，并在抗战胜利后异军突起，大放异彩。
与此同时，报业竞争也较前激烈。1930年，《世界日报》发行突破一万大关后，一直是北京报纸中销售最多的。报业对报纸的销行也注意起来。30年代，《世界日报》积极向华北地区各省县拓展业务，于1932年6月大登广告，添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报贩，设立分销处。到1934年1月，该报外埠分销处及代办所已有80多处，其中天津和河北省保定、石家庄等8处；察哈尔、张家口等10处；山西太原、运城等7处；河南郑州、开封等16处；山东济南等7处；陕西西安等2处；南方如南京、浦口、蚌埠、广州等地也有分销处。这些分销处销数不多，总共不过两三千份，但这个数字，仍比其他报纸市内销售数字还多。《世界晚报》的销数少于《世界日报》，一般为四五千份。时局紧张时，也能销售一两万份。④
4.中央社的发展及影响
1927年，中宣部成立“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无论长短新闻，一律改用电报传递，分发各报采用。过去各报所登的国内新闻都是用邮件传递的，从此就相形见绌而被淘汰。这是中国新闻界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不失为一大进步。⑤ 但当时中央社的新闻，在社会上却几乎不能完全发挥力量，一因新闻报道迟缓，以致新闻变旧闻；二因内容贫乏，不能满足读者需要；三因宣传过火，新闻意味减弱。其中尤其以第三个原因弊端最大，使中央社当时很难得到社会一般人的信任，其新闻的真实性遭遇质疑。⑥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深觉中国发布新闻机构的不健全，急欲改进中央社。1932年4月，蒋介石亲自约见萧同滋，认为中央社有策励政策推行、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改革等几个使命，非常重要，请他去负责整顿中央社。萧同滋向蒋提出请求：第一，将中央社迁出国民党党部办公。他认为，中央社固然应受本党和政府的监督指挥，但应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事业，因此工作要专门化、业务要社会化、经营要商业化，不应戴着一顶高帽子关在党部里，请求准许对内对外使用“中央通讯社”作为独立名称，并搬出党部办公，以方便业务。第二，准许中央社自备电讯工具。当时我国报纸多设在通都大邑，内地报纸并不发达。
抗战前，国民党省县党部组织设有宣传部。从办报着手，凡省会所在之地必设一种规模较为完备的报纸。县党部也根据各自的条件办理县报，由之推动地方报纸的发展，当时地方除了公营报纸外，也有私人创办的地方报纸。当时政府还没有颁布出版法，不需要事前登记，普通人都可以集资办报，即使没有机器设备，也可以由印刷所代印。在地方文化发达的地区，常见数报并立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内地交通不便、民众识字率低、办报人才缺乏，一般报纸的水准比较低，地方报纸上的新闻来源贫乏，通常不重视国家要闻，发行不广。①
中央社成立后，地方新闻的来源问题得以部分解决，报纸内容有较大革新。全国各地除边远多山地区外，都得日夜收听中央通讯社的新闻。各地报纸只要一架收报机、两三位译电员，在屋顶架设一具收报天线，就可以按时抄收中央社广播的新闻，有的还与中央社订约收取电讯，因此地方报纸版面开始出现最新的国内外新闻，顿改旧时面目。② 与此同时，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力也在迅速增长。
5.报刊与低劣广告问题
近代中国政府对报刊广告的管理基本为空白，新闻界对广告缺乏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而社会上对失实广告与新闻界的责任等问题也几乎是惘然不知。除个别走在时代前面、了解国内外状况的人士外，政府、社会、新闻界对此都不在意，当时似乎很少有因广告虚假而发生控告新闻界官司之说。全国报界联合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发表宣言呼吁对广告进行规范，消除不良广告，但这种宣言随着这个组织的结束，很快被追逐利益的新闻界忘于脑后。
除很少几家报纸外，大部分报纸为利所驱，在刊登广告方面，不予取舍，大报、小报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不大。以《世界晚报》为例，该报创办后，逐渐打开局面，成为北方大报之一，但它使用广告的态度，却与其报界地位极不相称。
据曾在《世界晚报》工作的人士回忆，该报通常不审查广告内容，无论是卖假药、骗人的商品还是诲淫诲盗的黄色书刊，只要付清广告费，很少拒绝刊登。不仅如此，如果遇到刊登广告的客户很少的时候，该报还常自编“征婚”、“出售”等假广告引人注意。更有甚者，该报为追求利益，还常在新闻版对刊登广告的公司或商店加以揄扬，用以吸引广告主顾。《世界日报》在人事广告方面也同样失去报刊应有之立场，使人事广告一经刊登，无论曲直，无形中即可得到报纸的袒护，甚至在新闻方面予以支持。① 因此，尽管《世界日报》是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的大报，但就其报格而言，则实不能让人称许；严格而言，它是一份存在分裂报格的报纸，而报格上的严重缺陷成为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可否认，《申报》广告也好不到哪里去。该报在收取广告方面，同样很少进行选择，致使“品质复杂、光怪陆离，有失报纸的信用”。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如果报纸上常常登载过于吹嘘以致贻误读者的广告，将导致报纸自身真正的“事实宣传”也将为读者所不信任，对报纸的营业造成莫大影响，希望《申报》当局能够尽力矫正此弊、审慎选择，“使阅者读《申报》广告时的信心和读《申报》新闻时的信心一般”②。
普通社会大众对报刊上不负责任的广告，缺乏基本的权利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似乎更多以忍受的态度接受；政府方面关心的则是报社对政府的态度和评论，至于其他有社会公众利益的广告问题则远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新闻界在广告方面遭到的批评，主要来自有识阶层，如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曾对报刊上不负责任的广告深恶痛绝，并提出严厉批评。相比而言，当时的新闻界为利益所驱，除个别报纸在广告问题上严格把关外，大部分报纸都存在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仍有待时日。
二、大众化的努力
1.推动文字通俗化与白话化
1927年后，各报在文字的通俗化和白话化方面继续有所进展。因时势所趋，报刊记事开始逐步浅显，较有眼光的报刊对社会记事多采用白话，如《世界日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且已见显著成效，只是要闻还没有采用白话。根据报纸的这种大众化趋势，曾有人乐观预言，主持报业者如果能着眼于文字上的改革，采用白话，旁附注音，则将来必定在获得读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销量也将超过其他报纸而奏空前奇功。①
报纸白话化的过程从副刊做起，进一步便发展到社论，经过几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报纸上的白话文已很进步，长篇议论文的进步更是显而易见，胡适把这种发展比喻成“日报已白到头上了”。1934年1月7日，他发表《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谈到报纸的文字已经逐渐白话化，呼吁报界尽快完全使用白话文，使更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他还将天津《大公报》与天津出版的《益世报》作一统计，发现两报的文字白话化，已达到百分之四十的程度，并说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② 报章文体白话化，使读者易读易懂，拥有更多的读者，直接扩张了报纸的影响力量。③
对报纸的白话化，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报纸大众化与文字的通俗化之间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服务公众，而报纸则是一种最普通的教育，其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新闻事业日趋大众化，因此报纸要扩充势力，必定要推广销量，而推广销量则必然要从大多数人方面着想，使文字逐步趋向通俗易懂，相反，报刊因行文高深，记载类似史书，则读者必然减少，报刊销量也必然减少。④ 而要让大多数普通人读得懂报纸，除普及教育外，报纸方面还必须尽量使文字浅显可读，或干脆改用白话文，使那些受过义务教育或有同等程度的人都能阅读报纸。否则，即使对一些识字的人而言，也只识其字不明其意。也有人提出，对一部分人而言，即使报纸使用很浅显的白话，只要不用口说，而用笔写出，他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甚至还说，在3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报纸受到欢迎是因其价格低廉，而非因使用白话，并以当时最受北平社会所欢迎的《实报》为例，谓该报并没有完全用白话“写社论”、“编新闻”。⑤
尽管对报纸白话化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可否认报纸白话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新闻报刊的文字通俗化变革也处于进行之中。报纸上原有各地方栏目的代称发生改变，所谓“白门柳色”已改为“南京要闻”、“羊城夕照”改为“广州杂讯”，其他一些令普通人士不明其意的词语也转化为直白的表达，如“倦勤”已从俗改为“辞职”。这种新闻报道语言文字上的大众化，使普通教育水平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更无问题，以达到所谓“雅俗共赏”，⑥同时也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力。
《大晚报》是当时上海积极推进使用白话文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一·二八事变”中，它在沪战中派出记者赴战地采访消息，以及时性、可读性及多样性，受到读者欢迎。“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晚报开始在上海盛行起来，战时结束后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失去影响，反而使上海读者养成了“一天看两次报的习惯”，《大晚报》也成为上海晚报中成功的典型代表。① 该报特别推崇使用白话进行新闻编写，并且它的社论已完全使用白话，新闻除了通讯社的稿子和旧式记者的访稿外，也都采用白话，因此其自我评价是“白话侵入新闻纸社论的圣所而成功的《大晚报》”。该报曾发行到7万份，已算是当时发行量大的报纸。②
2.批判杂志化
各报在新闻业竞争中，除在文字上进行改革以满足社会需要外，还努力开拓新的栏目或尝试使用新的办法，以求吸引更多读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杂志业一度极为繁盛，报业也受到杂志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杂志式文字的侵入。《申报》自1935年11月1日起，甚至废除了“自由谈”而大登杂志文，而新兴的几家小报，新闻社论的面积远不如文艺杂撰及其他杂志式文字所占的面积。
什么原因造成报纸杂志式文字的兴起呢？有人认为这与读者程度的进步有关。当时中国报纸读者对新闻的要求和兴趣都在增加，此前一个总统府所编造的新闻可以骗过读者，现在却不可能了；从前很少人注意到国际消息，现在各报也开始大批登载国外消息了。随着读者兴趣的增加，趣味性的解释体杂文遂成为报界追求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报界出现的杂志化趋势虽有其合理性，看似合乎世界潮流，但却是十分畸形的。其理由为，首先报纸固然可多登些解释体趣味化的文字，但不能以此代替新闻及社论，因为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报告消息、指导民众及表示民意。社论是报纸的人格表现，也是报纸成为社会力量的最大原因，即使被批评为退步，也并不能因此不要社论。在国人不知所从的环境中，完善的、大公无私的社论政策非常必要，这也是报业中人不应放弃的责任。③
其次，中国报纸上的杂志文并不符合理想情况。杂志文的存在价值包括有用、有趣味、新鲜，而当时注意于“趣味”的报纸杂志文，不是下流就是陈腐，不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就是无益国家、有损读者。即使高尚一点的报纸所登的杂志文，有时很符合有益的标准，但大多数干燥无味，缺乏新鲜性。《大公报》的专载被认为往往偏于太严肃，而“待续”、“未完”等方式更为读者所厌恶。《申报》的新冒险举动，虽动机可敬，取材也非常严正慎重，但却同样被视为失之于无味，写的人不是新闻记者或杂志作家而是专家学者，而这些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阻隔，很难一时打破，加上登载的文字太长，使忙碌的读者无法读下去。①
总之，反对意见主张，杂志文必须有趣味容易读，但只能为佐品，不能为主体。报纸可以适当杂志化、聪明地杂志化，而非绝对地杂志化，也不应低级趣味化或笨重地“学术文”化。中国需要的是与《纽约时报》一类清新、有系统、有益、有趣味的报纸，而不需要专门迎合下流嗜好的报纸。② 这些不同意见给大众化的过程中的新闻界带来有益的提醒和思考。
3.报纸的平民化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立《立报》，以“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为两大口号。③ 该报定位准确、内容丰富，很快取得成功。《立报》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一版）中，表达出自身的使命和奋斗目标：“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的唯一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的最主要使命。”
成舍我重视新闻言论，以消息灵通见长。《立报》的短评，促人猛省，颇能就民生问题建言，对于颓废浪费的风尚，抨击不遗余力，受到读者赞许。④“小茶馆”是《立报》的三个副刊之一，由萨空了负责编辑，侧重向读者介绍有益的知识，同时也是读者的园地，旨在关心读者利益，维护社会道德，与读者进行互动和交流。1935年11月1日，萨空了曾在“点心”专栏发表《向下走的告白》，指出这个“点心”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的“下层民众的”，并将努力于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为此称之为“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不是像大饭店那样，贫苦朋友不敢进来。⑤ 短短几句话拉近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
《立报》坚持走“大众化”的道路使其受到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销路最好的一张小报。1935年11月《立报》发表过的一篇题为《立报是立着看的》，用以说明该报受普通人欢迎的状况，文中写道：“有位朋友告诉我道：‘立报是立着看的。’？ ？他说：‘我有证据。我每天早晨八点钟，搭电车到办公室。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卖报的小贩喊着卖报，就有人买一张立着看，一也。后来到了电车里，因为电车里人挤，有几位先生们、女士们一手拉着皮圈，一手拿着《立报》看，二也。及至到了我办公的地方，走进电梯里，那位开电梯的工友也是把《立报》塞在衣袋里，忙里偷闲地拿出来看，三也。你说，候电车的，拉皮圈的，开电梯的，他们都能坐吗？他们都是立的。所以我说《立报》是立着看的，这话不错吧！’”，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立报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看《立报》的读者中有许多劳动群众，可见其普及性也是较高的。①
该报出版半年，销数即超出10万份。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发行更为激增，曾打破上海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销量曾达16万份。② 《立报》关注中下阶层，影响的就是社会中占据最大部分的小市民群体。
自1935年创刊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式停刊，《立报》在上海存在八年时间，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报业传奇，在近代中国报刊的夜空中曾发出耀眼的光芒，可惜的是这颗星亮得快、走得也快。上海沦陷后，《立报》迁到香港出版，发行平平，③其后再难恢复昔日光彩。《立报》的成功，展现出近代中国的报业仍有广大的发展空间，而推出一份得到社会肯定的报刊，首先要对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的需求有准确的把握。
三、新闻记者的形象
1.新闻记者的对外形象及自我认知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报业继续发展，使用报纸的人数较前增加，记者的社会地位逐步发生着变化。“新闻记者在一般人心中，他的地位的确是很高尚的了”，而另一方面，一般报馆和通讯社所雇佣的新闻记者，仍“大都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与人格，言论行动亦多有非议之处”。④
这个时期，新闻记者被利用的机会和危险也开始增加，各界借助种种方法宴请、结识新闻记者，直接挑战记者的职业操守问题。⑤ 在30年代初期的武汉新闻界，接受政府机关、特殊利益团体和地方军队势力提供“咨议费”和“车马费”的现象曾蔚然成风。⑥ 武汉的报纸、通讯社一时间如雨后春笋，多至百余家。据说有位中央社的记者，身兼二十几个谘议，连同“车马费”，每月收入达到两千余元，设立三个“公馆”，而当时汉口的大米，是六七元一担，鸡蛋一元可买一百二十个，其阔绰可想。① 曾亲眼目睹外界对记者的利诱及不少记者为利失节的丑态，使在武汉负责《大公报》的徐铸成深受震动，因此在武汉的三年期间，他给自己立下戒条：不到机关采访、不参加任何记者招待会。②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闻界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媚俗新闻及轰动效应，这也影响到社会对记者的评价。《时报》记者腾树谷就因特别擅长媚俗新闻的报道，而成为上海新闻界的“有名人物”。这位记者在20年代后期曾任北平《晨报》记者，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时来沪采访，因采访活跃得到《时报》主人南洋归国富商黄伯惠的青睐，被挖入《时报》任记者。腾的拿手之作是将打破大会多项全国纪录的游泳女将杨秀琼誉为“美人鱼”，每日刊载其大幅照片，并刊登杨的生活起居，这样的噱头一时很能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全国运动会后，腾跑社会新闻，更充分发挥天才，“无中生有，以小夸大，尽量制造惊人的‘消息’，特别喜欢在女明星周围转，抢镜头，造消息”③。当时影剧中人很讨厌他，名导演蔡楚生鄙视其人，特别为其创作一剧本，以腾的影子作为可笑的主角，凡看到此影片者，即明白说的是谁，一个无聊文人的影子“跃然”如在眼前。④ 这也是电影《新女性》中那个不光彩的记者角色的最初来由，并因为这个问题甚至引发新闻界对记者形象问题的争论。
记者在新闻采访中不能正确反映被采访人的意见，甚至歪曲他人讲话，同样损害到记者的对外形象。北伐时，张发奎所率部队有敌必摧、所向披靡，被人称为“铁军”，可是这位铁将军最不喜欢新闻记者，常常拒见新闻记者。1934年，著名记者顾执中在伦敦遇到张发奎时曾问及此事，张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曾接见的新闻记者，歪曲了他的讲话，使其感到非常恼火，所以立誓不愿再见新闻记者。这种歪曲的不诚实报道，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全体新闻记者。⑤ 张发奎这样的例子属于极端，但可以看出，当时某些新闻记者的确存在新闻报道中不尊重被采访者、按己意歪曲事实的情况，因个别人的不诚实，而给整个同业带来不良名声。
抗战前，记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特别是大报的记者更受到社会的推崇，但整体形象仍差强人意。记者群体中良莠不齐，一部分报人无视职业道德的行为使普通人容易以“一隅概括全体”，有所谓“报人无好人”之说。新闻界中有识之士为此曾呼吁新闻界应当加强自审、自省的工作。
30年代中期，上海一部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开始对新闻界的不良现象进行反思。当时，上海新闻界各类小报在色情宣泄方面露骨，除布满色情、腥浊的气息外，就是酒食欲的充溢，对一件小事进行夸大或谎报也是常事。上海新闻界的这批青年记者借用《大美晚报》一角开辟“记者座谈”栏目，以“生活修养”作为同仁自我训练的目标，就业界同行存在的各种超越道德范围的报道内容及报道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希望引起同仁关注，共同促成新闻界自律。他们认为，报界如不能有良好的报道态度和报道内容，无益于形成正确的舆论报道力量，不能作成公正的舆论来推进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改造社会生活。他们呼吁办报之人不要因着生意经，忽略了新闻道德，否则人们视报纸为蛇蝎，而报纸也将成为伤人的利器。①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看待记者的社会地位及其职业精神，已引起了人们的早期关注。新闻学理已清楚告知，记者应居于超然地位来报道新闻、反映社会问题，其在社会上的地位被认为是超越的、精神上是独立的、新闻报道在记载上是客观的。② 但面对现实的差距又该如何处理？有记者指出，其实新闻记者的社会职业地位，并不在于从学理上如何给出规范性解释，而应当考察实际的社会状况及新闻记者在社会上的实际存在状况，以及是否能与这种学理上的解释相符合。如果新闻记者受环境的压迫而要求改造环境，两者都谈不上字面上、抽象的有“公正的纯洁”，但职业的精神是可能有的，客观记载的态度也是可能有的，但必须要把握一个真理的标准。③
当时中国没有记者法，没有统一的职业契约或劳动协约的规定，就连一般的新闻出版法也还未成定案，④这导致新闻界及其从业人员在最基本的自我认知上就存在很大问题，记者的社会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但随着新闻学的进展、记者群体教育程度的提高及相关知识的增长，如何从法律角度保护记者的职业地位、改善记者工作的待遇和生活条件等问题，开始受到新闻从业者的关注，并为记者正当的权利和应有的地位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记者作为近代新闻的职业团体开始形成后，3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为保障新闻记者的经济地位与言论自由，应制定新闻记者法，使新闻社与新闻记者之间建立全面的法律关系。⑤ 但当时这种良好的要求，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和业界的积极响应。
1931年前，上海新闻记者已有的三个组织，为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日报记者公会、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这几个团体都是由新闻工作者自发组织成立的，各有偏向但又有共同点，但彼此间缺乏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工商同业组织、各社会团体重新登记，并要求性质相同的组织进行合并。1931年11月，这三个组织同时暂停活动，讨论合并事宜，次年6月，原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日报记者公会、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合并成立“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按照过去类别组织的办法，统一在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名称下。但这个所谓的新闻记者的同业自律组织缺乏正确的定位，不仅无法发挥自律监督的作用，甚至成为自我保护或纵容业界不良行为的屏障。1934年，因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指责电影《新女性》侮辱记者问题引发的新闻界风波即为典型。
2.记者形象问题与《新女性》风波
1935年旧历新年（2月3日），电影《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剧院正式上映。①时逢年节，又加上名导演蔡楚生、名影星阮玲玉的宣传噱头，使该片还未上映就颇受注目。
《新女性》主要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韦明遭遇婚姻失败后，期望依靠自身力量和女儿生活下去，最后却在感情波折、生活苦难和言论攻击等各种打击下，走上自杀之途的悲剧故事。片中担任小角色的那名记者曾与韦明有私人嫌隙，在她被送入医院抢救期间，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服毒自杀的消息，当做“独家消息”发表在当天晚报上。韦明被抢救醒来后，看到晚报上造谣侮辱她的消息，由愤怒而觉醒，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但最终却含恨离开人世。② 该片上映后获得良好反响。
《新女性》通过韦明这个年轻女性的个人悲剧对社会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也侧面表达出对当时新闻界部分记者的嘲讽和不满，因此该片上映伊始就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赵君豪、钱华、金华亭等记者观后认为，片中塑造的记者角色有侮辱记者之处，对此深感不满，遂联名向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提议，请求召集紧急会议，对该片侮辱记者一事商议应付办法。③
此时《大美晚报》上的“记者座谈”④正在讨论记者风纪问题，由袁殊等记者先后发表《呼求新闻道德》、《风纪问题小讽刺》等系列文章。“记者座谈”出于新闻业者的感触和良知，对报界出现的违背新闻道德、破坏社会风气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呼吁形成正确、公正的舆论引导，并非因《新女性》片中的记者形象问题而起，但因恰逢其时而引起社会及业界的关注。
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个别委员对《新女性》嘲讽记者之举、新闻界内围绕记者风纪问题进行的讨论极其不满。随后，“记者座谈”除了对自身立场进行说明外，还希望引导新闻界能从《新女性》侮辱记者的讨论中进行自我反省。但这种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态度却未得到同业的积极反应，新闻界甚至有人认为，“记者座谈”上的这些讨论加剧了外界对记者的不良看法、损害了新闻界的对外形象。在新闻界内部论争之际，联华公司经理罗明佑迫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压力，在广大公司职工事前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最终向新闻界发表了道歉书。
《新女性》所引起的上海部分记者的反应，及在此过程中新闻界内部产生的矛盾，暴露出上海新闻界在记者职业道德、同业自律及正确的自我定位等方面存在不小的问题。在《新女性》引发记者形象问题讨论前，部分有责任心的记者就曾对上海新闻界内部存在的记者风纪问题提出批评。该片上映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只将目光盯在记者形象受到损害的问题上，却不愿客观面对现实生活中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堕落问题，同时拒绝接受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并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指责。这种自护其短、不肯面对事实的态度，使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无法在新闻记者的自律和职业道德的监督方面提供正确的导向，反而对某些记者的不良行为起到了纵容作用。
1936年，在电影《新女性》中扮演悲剧主角的阮玲玉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言论受害者，因“人言可畏”而走上不归之路，她的自杀再度引发社会对报纸舆论的影响力及记者道德的讨论和思考，而《新女性》风波并没有引起新闻界对不良风气进行纠正和反思。著名报人徐铸成谈到，在阮玲玉自杀后，社会更深刻认识到新闻记者的人格、品德和报社的报格之重要，并更加认同《大公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在当时实为一种有针对性的社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