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者状况及其与媒介的关系
1.读者状况
1912年，我国人口约为4畅3亿。③ 报纸的影响集中在沿海或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主要使用者仍以知识阶层为主。整体而言，报纸发行总量处于增长之中，但人均拥有量仍然很低。我国报刊文体长期以文言文为主，加上识字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大部分人甚至也包括那些具备初步识字水平的人，不能有效地阅读或使用报刊。有限的读者和报纸数量，使舆论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力度受到影响，但不可否认，中国报业已迈出了积极发展的步伐。
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已注册的报纸杂志有1059种，而我国总人口数为430198798（根据1919年邮务管理局的调查），因此平均每40万人仅拥有一种报纸。而日本报纸杂志的注册数，1922 年时有 4562 种，同时期人口数为55961140，平均12000人即有一种报纸。④ 两者对比一目了然。这组数字显示的绝非仅是两国报刊出版方面的差距，它同样反映出国家间整体实力的差距。
近代中国的人均报纸拥有量还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按照邮局统计分析与人口相比较可知：报纸最多之地，平均每9个人可以阅一份报纸，而在最少之地，则每3万人只能阅读一份报纸，全国则平均每164人可阅读一份报纸，而且这还包括印刷物在内，可见中国报纸之缺乏。① 这并非忽视或否定这个时期报纸取得的进展，但这种发展和社会需要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不能回避的。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他父亲没有看到过《新民丛报》和《民报》，第一份闯进他们乡间的是《申报》，而他在1915年离家去杭州投考杭州第一师范前还并不知道新学是什么。②
这个时期我国能够读报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从民国元年到1927年，中国人的识字状况因缺乏科学、规范的调查，迄今很难找到权威、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资料做初步讨论。有人估计，我国识字人口在1927年前约为总人口的5%，其他95%则为目不识丁者，这些数据虽需要更有力的支持，但由此推知当时读报的人数量仍然是很少的。
阅读报纸者数量虽少，但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却能通过进一步的传播环节（如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进行，几至社会下等苦力也受到它的宣传，对全社会发生影响。但不可否认，读者因教育水平所限及信息匮乏等原因，对新闻界所提供的消息通常缺乏辨别力，因此会存在着凡事都信或凡事皆疑的两种极端态度。
报刊流行前，我国社会上实际缺乏一种为各阶层所接近、所使用的公共读物。以前的经史子集以及近代的小说、杂志的确能影响到一批读者，但相对报纸而言，从价格的低廉、信息的时效、讨论平台的开阔、物理体积上的便携以及生活中的可重复利用等方面观之，报纸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政府严禁买报者买报的情况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开始闯入普通人的生活，并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影响。胡适对自己早期接触《时报》的感情记忆犹新，他说当时的那些少年人喜欢《时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报》的短评在当时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因此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所以对读者产生有力的影响。《时报》的短评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功夫去寻思思索”。对当时的几件大事，《时报》都有很明确的主张，在看报人思想程度还处于幼稚的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满足了这种需要，并对青年人发挥着有力的影响，胡适就谈到自己少年时因受到《时报》短评的影响，非常痛恨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失国丧权，曾联合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骂他。①
在沿海或重要城市的知识或普通市民阶层，报刊已成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部分，各大报纸竭力吸引读者，关注他们的需要。但若将其放入几亿人口的社会中考察，报纸仍未能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到1925年，《申报》已在中国发行半个多世纪，《新闻报》也创刊三十余年，北方的《大公报》也在这个时期重新开张，成为日后一份影响全国的精英报纸。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刊也基本都已经过了一段发展时期，即便如此，当时的研究者仍说每当他希望与人讨论发展报业的问题时，对方居然十有八九还不知道新闻为何物。②
2.媒介与读者间的非良性互动
当时媒介与受众间的非良性互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国人不正常的阅报心态与报业追求激烈言辞的关系；二为动荡时局下，国人对信息的非理性需求与报业不择途径满足读者的做法；三为不容忍的社会舆论气氛与报刊言论间的相互影响。
在黑暗的政治背景下，国人养成一种不正常的阅报心态，具体表现为对刺激性言论的偏好，这种态度成为报纸发表激烈言辞的推动力，个别新闻从业者更是任感情奔放、漫无理性节制，结果产生副作用。③ 此种情形，使人很难分清报刊的某些言论是出于社会责任，还是假借社会责任之名而取悦读者。
当时有些报刊为迎合读者，发表触犯政客或当局的新闻报道，但在报道时却常意气用事，对报道对象缺乏应有的尊重，甚至掺入个人好恶、进行人身攻击，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这种非理性的报道行为也常给自身招致飞来横祸。1926年，北京《社会日报》记者林白水被奉鲁军阀张宗昌杀害，就是因为林的笔锋过于犀利，把政客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睾丸之于肾囊”，导致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之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最终造成惨案。④ 后人谈到此新闻界的悲剧时，通常痛恨军阀暴政之残忍、对新闻舆论之摧残，少有人提及新闻界自身是否存在报道适度和尊重被报道者的问题。姑且不谈被报道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个人情感，甚或人身攻击的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1925年后国内时局动荡时期，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很大，人们为获得信息甚至乐于购买那些具有特殊背景、能提供其他报刊所没有的信息的报刊。比如日本人在华的报刊，这就刺激各报为在竞争中不落于人后，不惜利用日本报刊的信息来满足读者的需要，而读者对这些信息通常缺乏认知力和辨别力。这种情形突出地体现在1925—1926年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北京政府徒有其表，国内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拥兵自重的光景下，几亿人口的中国走向何处？南方看似壮志踌躇的革命势力是否会昙花一现？千年古国谁主沉浮？这些都成为人们迫切希望知道却难以预料的问题。1925年，当南方革命力量高举反帝爱国大旗进行争取国家统一、收回主权的革命运动时，在多事之秋的中国，任何与时局相关的新闻都成为社会关注点。1925—1926年，南方的军事变化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当时北京地区因言论受到严格控制，对南方的消息不能随意刊布，因此《晨报》、《世界日报》等只能隐约其辞，或者根本略而不载。在中国内政不靖、消息匮乏的时期，我国读者一度喜欢阅读日本人所办的报纸。当时日本人所办的北京的《顺天时报》和沈阳的《盛京时报》在华北、东北发行，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两份报所以能广泛流传，主要因为当时的政府压制舆论，中国报纸登不出真实的消息，而它们则依恃特权，可以信口雌黄。① 但读者因为多少还能通过它知道一些战局变化信息，所以购买的人很多。那时《晨报》每天发行六七千份，《顺天时报》则在1万份以上，已经算是不小的数字了。②
民众这种合理寻求中的非理性心态，造成1927年前国内报纸在采用外电，选择新闻时，缺乏审慎之心，以至饥不择食，不能担负起新闻界的责任。③ 中央社建立前，所有外国的消息都根据外电，其中日本的两个通讯社“东方”和“电通”都是日本军阀的爪牙，对中国都有充分的恶意，但中国各报纸却几乎无一不登载它们的消息。④ 当时中国各报虽明知日本通讯社提供的消息对中国不利，但还是饮鸩止渴，以填充新闻版面，否则相较其他刊登者会被认为有缺乏新闻之嫌疑，而普通读者并不了解这些信息来源的内情，就容易使某些消息被敌人进行解读后，对国家发生不利。
近代中国民众在追求公义和真理，宣传或接纳各种主张之时，还存在着不容异己的心理。这种心理影响到报刊，推动了不宽容、不容忍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当时这种不容异己的舆论态度相当普遍，即使那些持有正确观点的人，也倾向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立场，因此威胁或捣毁报社之举并不鲜见。这不仅使社会上的不同观点缺乏基本的交流平台，也使新闻界深受其害。
1925年，胡适致函陈独秀，就陈所谓《晨报》理该捣毁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指出，人们争取自由时应遵循“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原则，社会应当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否则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也就不配谈自由，并对几年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中国而表示担忧。① 当时激进的观点或行为最容易打动人心，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而此时青年人的数量也在读者群中稳定增长，他们更易受到不容异己观点的影响并付诸行动。在国势羸弱、强敌四伏的中国，真正做到容纳异己的媒体并不多见，言论激烈成为一种既存事实，除如胡适这样少数人之外，社会大部分人对媒体的这种不足缺乏理性认知。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并未有助于提升社会大众的宽容、正义之心。
二、社会层面对报纸的使用
1.京沪地区读者的读报差异
我国报刊读者数量很小，他们对报刊的使用和认知水平也因地域、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因素存在着差异，在此以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情形略作比较。
首先，从读者阅读的整体偏好看，两地的差异比较明显。京津地区的报业因地缘关系，较易获得来自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信息，各地时政新闻也以北京马首是瞻，而该地区的读者对政治文化方面的信息关注度也较高；上海则因经济发达，政治观念相对淡薄，为商业的报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地区的人们对于以小市民生活为中心的经济、生活、娱乐等方面的信息比较感兴趣，读者数量较多且相对稳定；加之上海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又依托于租界的缘故，其受利用和迫害的程度也较北方报界轻，言论较为自由，相对而言，上海等沿海地区的民众对报刊的使用意识较为成熟。应该说明，这种比较只是就整体而论，实际上除了政治、经济新闻因地域有所偏重外，社会新闻似乎在各处都受到一般读者的共同欢迎。
其次，京沪两地的读者在对晚报的认知和使用上也存在差异显著。上海很早就有晚报，但一向不受社会欢迎，所以不能盛行，办晚报的大多贴本，都不能维持长久。② 而北京的晚报很早就有市场，并获得了当地读者的欢迎。到20年代，北京市面上常见的晚报已有17家，同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那时的晚报，虽也根据不同背景刊载一些政治新闻，但大部分篇幅用来登载社会新闻，尤以桃色案或凶杀案为招牌吸引读者。①
有学者提出，读者的习惯和偏好是造成京沪间晚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首先因为北京从前是政治的中心，旧时官僚的生活方式是昼睡夜醒，晚报出版的时候正是他们沐浴更衣的时候，就拿来和《晨报》同看；其次是北京和上海的娱乐习惯影响对晚报的阅读。在北京游玩休息的方式大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处啜茶纳凉，就拿一份晚报作为消遣品，上海的娱乐则多半在俱乐部游戏场所，到这些地方去的人眼睛别有眷顾，没有精力理睬站在一边叫破喉咙卖晚报的人。②
但这种分析不能使人信服，以娱乐方式而言，北京是当时我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文化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戏曲更是受到普遍欢迎，北京的读者除了去外边的公园休闲外，茶楼戏院同样也是他们消磨时光的重要去处，因而这些不应成为晚报南北差异的关键理由。但文化的综合实力水平却可以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民国初期，北京为全国中小学最多的城市，此外还有29所公立及私立大学，也为全国最多。为数众多的教职员和学生，都是晚报销售的对象。这应是晚报在北京获得市场的重要原因。③
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时，就考虑到北京地区优越的文教背景，特辟“教育专栏”登载学校及文教方面的消息，增加了对教育界读者的吸引力，教育新闻使《世界晚报》获得了不少读者，对报纸的成长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教育界消息也成为该报的重要特色。④ 而一般读者对晚报的政治新闻要求不高，都喜欢看些轻松趣味的文字。《世界晚报》“夜光”版为迎合读者所需，大登富有趣味的文字。长篇小说连载张恨水所作的《春明外史》，更受读者欢迎，许多读者买到晚报，先看这篇小说，有的还为此常到报社门前等晚报出版。《世界晚报》的销数一般为四五千份，时局紧张时也能销售一两万份。⑤ 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销量了。
晚报在北京稳步发展的同时，在上海却长期没有市场，因时局关系，对晚报的需要只是阶段性的。上海读者平时不大爱看晚报，遇到发生大战事，为了关心时局，才有从晚报上获得消息的要求。因此每当遇到有关大局的战争时，各晨报均在下午发行临时号外。⑥ 许多独立的晚报也多于战时创立，做投机的生意。1924年江浙卢齐战事吃紧时，《东南晚报》于9月创刊；1925年，《申江晚报》在东南奉浙战争中创刊；《上海晚报》则在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在南昌作战激烈及上海便衣队起事的动荡时局下创立。通常战事终止的时候，那些投机的晚报和临时的号外也就跟着失去了地盘，①因此到1932年《大美晚报》在“一·二八”事变中创立前，晚报在上海读者中几乎没有什么市场。
2.平民阶层的偏好：北京《群强报》
民初北京的小报中，以《群强报》历史最久、销路也最广。该报采用“三国演义式”的白话体，售价仅一枚铜元，新闻全部剪自大报，将每天消息进行缩编。这份报纸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甚至连北京的“引壶卖浆”者都几乎人手一份。1917—1923年是该报极盛的七年，这期间每月可盈余两千银洋。②
《群强报》主要刊载社会琐闻，小市民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应有尽有，如“赛金花访问记”以及今天哪里有庙会、赶集等等，经济新闻主要是一元换多少铜子票，煤及米、面、杂粮的市价。除此以外，京戏的广告最齐全，不仅有当天各戏院的戏目和两三天内的预告，而且什么演员唱什么戏，开列得很详细。而别的报纸，只有几个大戏院的广告，它却连天桥的小戏院上演什么剧目也很齐全，所以，戏目广告至少占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另通常刊登一篇极通俗的长篇章回小说，若干篇短的故事和掌故以及谜语、歇后语、民谚等，可以说全是小市民看得懂而又喜闻乐见的。③
《群强报》的基本读者为店职员、人力车夫等劳动者。北京的劳动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爱听京戏，二是一般识字虽不太多，但能勉强对付看报的几百个字，大概是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师大等校学生长期开设义务补习学校的结果。在北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个没有生意的洋车夫，躺倒在柳阴下闭目休息，听一位同伙读着《群强报》：“嘿，今天开明的戏真棒，有梅老板的头二本《虹霓关》，还有？ ？”于是从某处某名角演什么戏、哪天哪里的义务戏要唱些啥，这样津津有味地谈开直到有人雇车，才算结束。④ 可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和报纸发生了联系，当然北京的读者群体其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消费习惯也是报纸能够得到他们欢迎的重要原因。⑤
《群强报》因为获得普通市民的欢迎，销售量也相当可观。当时北京的报纸如《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等较大的报纸销数多的时候也不过八九千，少的只有三五千，历史最久的《北京日报》，听说日销也只1000多份。日本办的《顺天时报》销数多些，因为它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销数也不过1万多份。但《群强报》则听说有五六万份，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人的数字了。①
3.社会对报纸的认知及使用
随着报刊日益增多，民众逐步养成阅报的习惯，报纸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读报开阔了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事务和媒介使用的认知水平。20世纪20年代中期，报纸的作用在大中城市中已为一般人所知，并开始进入家庭、学校、商店、工厂、团体、机关等社会各个层面，即使不能有报者，也知道借着报纸来发表意见。②
人民逐渐有判断能力后，对报纸所提供的内容就不会盲信，这就使得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报刊不能立足。北京政府进入安福系专政时代后，很多报纸被收买，但社会上对凡带有浓厚政党色彩的报纸很厌恶，因此这类报纸销数大跌。那些没有恒定主张，言论时常变易的报刊，虽然竭力振作精神，却最终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因为“阅报者程度日见增高，逐步开始能辨别孰真而孰伪，孰公平而孰偏颇。在此情况下，‘宣传之术，不容轻售矣’”③。
这时江浙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已有意识地在使用报纸了。《新闻报》在沿海地区拥有的读者，主要以经营商业者为主。该报以商业消息为主，注重记载江苏、上海、浙江等最近各处之事。苏、浙风气较内地开通早，因临近上海，易于接触沟通，读者多愿意购阅，《新闻报》也在多数人头脑中先入为先。到20年代，凡茶楼、酒馆、浴室、理发店以及各商号，并与沪上各业之有关系者，莫不有新闻报一份，影响自见。后又以告白（广告）日多，“遂不啻以告白为一种正式公布之机关，较新闻为正确，人以有利害关系，尤不能不阅”，至于《申报》则因老资格的缘故，凡妇孺所称说何种报纸皆名之为《申报》，“近则凡登告白者动曰‘曾登《新》、《申》’两报为固定有效之名词”④，报纸的影响力在该地区可见一斑。
人们对报纸的使用还体现在政治层面。进入民国以来，政治势力、工商业同业公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甚（或个人）利用报纸发表观点，引起社会视听，已成为一种风气，而“公电”的使用则是这种风气的典型现象之一。当时上海报刊的“电报”栏目中包含专电、公电和路透电三种，所谓“公电”是指社团或个人对于时局（或社会）有所主张之通电，拍至报社刊登以便民众共同阅读。① 公电中不乏对政府的批评和指责的内容，尤其在特殊时期，由民营报纸所经营的报刊可以较自由地发表不同于政府的意见，或向社会传递对国家有关政策的意见或建议。
当时除了各地较有影响的社团构成拍发公电的主体外，军阀、政客也经常使用公电，阐发主张。他们的惯用做法是把对某事发表意见的电报内容刊登于报刊，以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或同情，尽可能地扩大社会影响力。因此每当国内政治有所变动，省官吏、各政党领袖，拍发的电报连绵不绝，造成民国时期每遇大事，各报所刊载各方公电就会满天飞的独特现象，“虽然自言爱国，自表精白，而实际多为空谈”②。报纸大量刊载这些通电、宣言的同时，在提供给读者与此相关的分析方面常显不足，使读者对这些内容或轻易相信或视为空谈，很难形成有益于社会的舆论力量。
我国大中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人士，较早重视使用公电发表主张、维护自身利益。“公电”成为上海工商业及有关职业团体使用报纸的重要途径，也是当时社会民众使用媒介的最好证明，反映出较为进步的一面。在上海的外国新闻同行曾建议中国商人阶层应注意与新闻界合作，认为只有得到中国新闻界的支持，工商业才能事半功倍。③
但中国新闻界情形不同于国外。上海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精英层以工商界为主，近代报业的资本实力在当时整个工商业体系中还未能占据主要位置，报业人士无论从其所代表的资本实力还是社会地位而言，都还处于边缘甚或说是尚未具备进入这个阶层的资格。实际而言，上海工商界与新闻界除在刊登广告、发布消息或在就特别问题发表主张时，平时并无特别来往。因此，工商界与报业的关系更多局限在报纸的服务方面，而非与新闻界（或报业团体）有更深层的联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中心自北京转为南京，南北舆论空气也发生变化，一度有“政治南移，舆论北移”之说。这个时期政党政治对新闻舆论有所钳制，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也强于北京政府时期，但新闻自由仍有可操作的空间。
1927—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为获得社会民众的支持，比较注意与新闻界建立良好关系，以获得民心。可以说这是新闻界在经历了自袁世凯至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肆意压制后，获得稍许喘息并有较大发展的时期。“九一八事变”是政府与新闻界关系变化的转折点，随着国内局势和对日关系的变化，政府对新闻界的控制和管理进一步加强，《申报》的史量才被暗杀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报人遭强权迫害的典型。
1927年前后，因时局关系，报纸发行量一度较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报业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报纸总数逐年增加。据统计，1927年报纸总计628家，1934年为877种，1935年为1000种，1936年为1049种，到1937年为1031家。① 报业在这十年中取得较大发展已成为不争之事实。
报纸成为传播新闻的重要途径后，虽仍未普及到大多数家庭，但在发达的沿海城市，学者、文人、商人、大中学生等已认识到新闻纸的重要，他们构成报业较稳定的读者群体。此时距《申报》成立已过去半个世纪，《新闻报》也已发行三十多年。也是在这个时期，著名报人成舍我继《世界日报》之后，分别在南京和上海继续拓展，建成战前初具规模的报系。小型报刊《实报》和《立报》的成功，向人们展示出报业发展在中国所具有的广阔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