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巴新使馆已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关部门提出了交涉。
巴新发生的排华事件，不由让人想到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这一事件被称为“黑色五月”，当年的很多图片文字在网上的传播，使很多中国网民对此记忆犹新。
1998印尼排华暴乱
1998年5月13日，恐怖的气氛已经悄悄弥漫在雅加达。虽然此时在表面上看起来局势仍然平静。此时苏哈托在埃及出席会议，印尼军队的高级将领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典礼，尽管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领导人和总统均不在首都，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5月14日，严重的暴乱在雅加达发生，而此时，平时担负国家内部防卫职能的军队却没有一丁点力量在首都的街道上布防。
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目标，据不完全的统计，超过1000名华人死于这场暴乱，大部分被杀的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枪杀。根据一名政府官员所说，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可以肯定的是，印尼各地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焚毁。
根据政府官员的供述，印尼政府的特派员组织了对金融机构的纵火和抢劫。印尼军方的武装直升机协助暴徒实行抢劫。数以千计的青年被集中在一起，接受印尼陆军人员的训练。同时还有一部分士兵装扮成学生并参加了暴乱，以作为屠杀华人的骨干。因此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许多留着统一短发的人进入了军队的卡车并去屠杀华人和焚烧华人的住房店铺。大批的暴徒进入商业区，焚烧了街道。而许多男子强奸了华人妇女，并在之后杀害她们。
这场暴乱的残忍程度令人吃惊，同时许多反映这场暴乱的图片文字通过互联网传播之后，在全球各地华人中，尤其是中国本土居民之中引发了很大震动。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
中国台湾地方当局派出了客机疏散居民；外交部门负责人胡志强在7月29日召见“印尼驻台代表”，当面向印尼提出“严正抗议”。
新加坡政府宣布樟宜国际机场二十四小时开放，接受难民入境。
美国《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道了排华暴行，使得此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1998年7月开始，在美华人于各地展开抗议活动，在8月7日和8月8日，全美13个城市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活动，将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各地印尼使领馆前，向印尼官员递交抗议信函，使得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
1998年7月之后，香港、泰国首都曼谷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等地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印尼的排华暴行。
其实，在印尼，1997年和1998年出现了很多暴动行为。这些暴动显然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的。可以肯定的说，这是当时的苏哈托当局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压力，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的。
印尼排华的原因背景分析
印尼概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6000个有人居住。陆地面积为190.4443万平方公里，素称“千岛之国”。北部的加里曼丹岛与马来西亚接壤，新几内亚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连。东北部面临菲律宾，东南部是印度洋，西南与澳大利亚相望。海岸线总长54716公里。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温度25－27℃。印尼亚是一个火山之国，全国共有火山400座，其中活火山100座。火山喷出的火山灰以及海洋性气候带来的充沛雨量，使印尼成为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带之一。全国各岛处处青山绿水，四季皆夏，人们称它为“赤道上的翡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岛国，却长期存在着对于华人的歧视甚至是屠杀。
九·三零事件与苏哈托上台
印尼曾经是一个对华人友好的国家，印尼的首任总统苏加诺执行对中国和苏联友好的政策，同时鼓励共产党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发展为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人数上成为仅次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大共产党，苏加诺在1965年5月讲到：“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
苏加诺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他强调要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因此倡导“新兴力量”（包括“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民族和西方国家的进步集团”）的团结。他是万隆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
但是，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生的“九·三零事件”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加诺下台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
当时，苏加诺的进步倾向引起了右翼的反动军人集团的不满，陆军中得到美英支持的“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调遣军队，准备于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这些阴谋活动被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获悉。于是，他联合陆军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逮捕陆军的叛乱领导人，挫败政变图谋。
9月30日夜22时，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辆卡车装满身穿插总统卫队服的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逮捕。最终，击毙了企图反抗的叛乱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而另外一些叛乱领导人，例如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关押在哈林空军基地。但是，叛乱头目之一的纳苏蒂安逃匿。
事发后，当时掌握精锐的战略预备部队的苏哈托迅速实施了叛乱活动。10月1日，他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他们所谓的反击行动。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苏哈托控制的陆军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九·三零运动”以失败告终。
之后，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势力开始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清剿行动。10月8日，雅加达的暴徒焚烧了印尼总部。大逮捕和大屠杀随之拉开了序幕。据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约有50万人被捕，25万多人被杀。而国际媒体估计的数字要大得多，《伦敦经济报》称死者达100万。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因为印尼共产党的很多党员是华人，在这次大屠杀中也有无数的华人遇难，死亡人数之多使得这次大屠杀被称为世界最严重的大屠杀。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在军队的威逼下，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7日，在陆军的压力下，苏加诺总统被迫交出权力，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而苏加诺仍保留总统职位。但军方对此仍不满足，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1970年6月21日黎明，苏加诺在医院病逝。
殖民者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
当然“九·三零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殖民主义者则是造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始作俑者。历史上，中国和印尼一直是友好邻邦，华人因通商贸易以及其他原因移居印尼群岛，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受到了印尼人民的普遍欢迎。
印尼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浩瀚的南中国海，踏上这个富饶的国家，对其进行开发和建设。1619年，荷兰人占领雅加达，因当地劳动力缺少，荷兰殖民者便勾结人口贩子从中国东南沿海以“招工为名”，诱骗大量华侨来到爪哇岛。1719年，雅加达城内华侨人口增至4068人，郊区人口达7550人。
但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多以及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荷兰殖民者又害怕华人影响他们的统治。因此从1706年开始，荷兰殖民当局颁布了限制华侨入境的命令，规定只有取得“入境许可证”的华人才能入境。殖民当局为维护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利益，不但对印尼华人华侨进行利用、限制、排挤、掠夺乃至屠戮，而且对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偏见和敌意，煽动种族仇恨，在印尼当地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排华反华意识。
1740年10月，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10月9日，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1日，又将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数百名华侨杀戮。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城外华侨事后进行起义，与荷兰人军队展开激烈战争，伤亡千余人，转战中爪哇，斗争一直持续到1743年。在这之后，华人就一直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歧视性对待。
而在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日军把踊跃捐款支持中国抗战、抵制日货的印尼华侨视为眼中钉，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华侨领袖，542人被关进西泠集中营和芝马墟集中营，多数人被投入硝镪水池中，尸骨无存。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日军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吸血鬼”，只有“皇军”和印尼才能“共荣共进”。在华人聚居的西加里曼丹省，日军对华侨抗日组织展开三次大屠杀，被害华人达21037人。
1945年5月，日军大势已去，蓄意加剧当地居民与华人的矛盾。战后，印尼宣告独立，荷兰军队企图重新控制印尼，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借机煽动“华人亲荷兰”的敌视情绪，甚至蓄意制造凶杀案，诬蔑是华人所为。印尼许多地区掀起排华大浪潮，烧杀抢劫华人住家商店。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印尼极端民族主义者沿袭了原殖民主义者的排华反华的思想与做法。可以说，印尼极端主义者的反华排华举动和荷兰、日本殖民主义者是一脉相承的。
印尼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
印尼的政治制度是总统内阁制。人民协商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宪法和国家总方针政策，监督和评价总统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情况和总统对其进行弹劾罢免，成员700名，任期5年。国会（全称人民代表会议）是国家立法机构，行使修宪和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之外的一般立法权。国会无权解除总统职务，总统也不能宣布解散国会；但如总统违反宪法或人协决议，国会有权建议人协追究总统责任。共有议员500名，兼任人协成员，任期5年。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直接领导内阁。自2004年起，总统和副总统由全民直选；可连选连任一次，每任五年。总统任命内阁，但需征得国会同意。
在苏哈托掌握政权后，印尼只有专业集团成为合法的执政党，专业集团垄断了一切权利，而其他被保留的几个小党只是起着点缀的作用。这样使得苏哈托掌握了全部的权利，并且得到军队的支持，进行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印尼长期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印尼选择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印尼社会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需要一种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制度来整合社会，使印尼不致陷入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印尼独立和现代化发展时期，这种政治体制符合印尼社会的具体情况，顺应了印尼人民对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的愿望。它为印尼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支持。
但印尼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了。苏哈托一人大权独揽，其家族则垄断了印尼的经济命脉，越来越不适应人民的民主要求，对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专制和贪腐异常敏感，官僚腐败是引起印尼人民强烈不满的一大弊端。独裁和官僚腐败是引发印尼社会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
可是在这个时刻，苏哈托仍然拒不改革，顽固坚持维护本家族的私利，最终不得不以苏哈托本人退位的方式宣告自己的解体。苏哈托的下台，和随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印尼华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先决条件。
华人的经济优势
印尼有“热带宝岛”之称，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锡、铝矾土、镍、铜、金、银等矿产。渔业资源丰富，潜在捕捞量为每年620万吨。印尼农业和油气产业为传统支柱产业。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46美元。
印尼华人以从事工商业著称。在印尼华人中有170位拥有大财团或集团企业；5000多位中型以上企业老板，还有30万经营商贸的小企业主。华商在印尼经济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已在印尼全国城乡建立了最广泛的营销网络。
因而，印尼有许多著名的华人财团，例如林文光的金锋集团，主营房地产、金融和餐饮业。黄惠忠的Djarum香烟集团是印尼十分著名的烟草企业。华人李文正创立的力宝集团则是印尼最大的金融财团之一、亚洲大型房地产商。投资领域包括银行、保险、房地产、制造业、百货超市、基础设施、医疗及娱乐服务业等，业务涉及金融服务、证券、保险、电讯、地产、资源。印尼华人财团金光集团则是世界知名的造纸企业，是世界造纸业十强之一。
可是，华人辛勤劳动得来的经济成就却成为诱发印尼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印尼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摆脱贫困，由此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华人勤劳和有一定文化程度，因此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明显地高于当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这在众多印尼贫民中惹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