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威胁丝毫也没有动摇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他们决不会向美国的任何压力和威胁屈服。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于1月13日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刘）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使馆全部撤走。”18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刘少奇，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国向中国表示它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国撤回其留驻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双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渠道，继续相互指责和攻击，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使得这种敌对更加尖锐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发出了保台的阵阵鼓噪。军方中国防部长约翰逊、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等极力鼓动保台，国会中议员史密斯、诺兰、弗格森、塔夫脱及前总统胡佛则主张派遣美国海军“保卫”台湾，甚至海南岛，“在太平洋上筑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墙”。
不仅如此，保台分子也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弃蒋”声明施加了影响，从而为“介入台湾”埋下了伏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鲁门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现在”二字，并删去了原声明文本中的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话。布雷德利的理由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战争爆发时，美国则有可能要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的问题，并有可能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艾奇逊在1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现在”这个词意味着“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显然，美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不彻底，在措辞上已经为日后改变政策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鲁门政府做出“弃台”的决定是十分勉强的，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做出的，是各派斗争的结果。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明确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即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决意与台湾诀别。其实，这仅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弃蒋”派一时占了上风。
不用说，美国政府把台湾排除在防御圈之外的战略是很不合亲蒋势力口味的。杜鲁门的声明非但没有统一美国朝野的意见，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对，成为攻击的新靶子。诺兰参议员指责政府在执行一种“宿命的”对台政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改组，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远东政策协调人。塔夫脱参议员指出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与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资深参议员范登堡也尖刻地抨击了《开罗宣言》。他说：“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在台湾的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在开罗‘牧羊人’旅馆的阳台上永远地决定了。”史密斯认为艾奇逊在1月12日讲话中“错断”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因为艾奇逊把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归因于该政权自己的腐败，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而史密斯的看法是，中国是为俄国争夺过去的，国务院完全忽视了台湾的重要性。
麦卡锡参议员则声称帮助俄国“夺取”中国的就是国务院内的一帮左翼分子。杜勒斯在1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防御圈战略”进行了攻击：“如果我们放弃了超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所有目标，那意味着抛弃了1.8亿的人口；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就会招致长期并公开反对我们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包围。”还有许多参议员对杜鲁门事先未与参院外交委员会磋商就决定了对台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虽然艾奇逊的对台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公众的赞同，民意测验表明，50%以上的人反对进一步援助国民党，但国会内的“中国帮”和军方交相呼应，继续敦促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毫无疑问，这给杜鲁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其对台政策的决策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势。为了寻求对外政策的“两党一致”，杜鲁门和艾奇逊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新姿态。1950年3月，艾奇逊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柏为顾问，负责协调欧洲事务；4月，又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负责协调远东事务，并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腊斯克接替巴特沃斯之职，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还同意将《1948年援华法》的有效期从1949年延长至1950年6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想在中国支持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让步丝毫也没有缓解反对派的压力。史密斯在1950年4月底把他的女婿和一位助手派到台湾，并指示他们定期向他提供报告。无一例外，这些报告都是要求美国政府承担起“保卫”台湾的“义务”的。史密斯将这些报告广泛分发于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诺兰于5月份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声称鉴于中共已同苏联结盟，并没收了美国使馆的财产，与当初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相比，此时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政府的对台政策。
与国会中亲蒋势力相呼应，美国军方继续坚持要求援助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1月20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建议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出3000万以援助台湾。6月9日，约翰逊主张“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即使这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
在军中亲台派中颇有影响的麦克阿瑟于1950年6月份声称：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事，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留在“友好”或“中立”的政权手中。他说：
一旦美苏爆发战争，台湾对于共产党来说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战略十分理想，同时也可以把美国远东部队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彻底消灭。
麦克阿瑟声称，倘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破坏，等于给了苏联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美国的“防线”就可能被迫退至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麦克阿瑟竟然认为，虽然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但目前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归属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他还说，“台湾的最终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并主张采取断然措施在此“划线”，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
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授权他立即就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所必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把此结果作为美国制订对台政策的基础，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番鼓噪，约翰逊深为赞同。他在6月中旬赴东京访问并与麦克阿瑟会晤期间，就表示要向白宫施加压力，以改变其现行的对台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已开始煞费苦心在拟定“保卫”台湾和把它作为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紧急计划。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结盟，再加上美国国内保台势力的横行，使得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逐渐向右转，甚至连坚决主张弃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初，当约翰逊向艾奇逊询问关于1月5日杜鲁门总统的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供应军火时，艾奇逊回复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尚存在海、陆、空军各部的部分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对国民党政府用这笔款购买军火也不要定出截止日期，可以一直到用完1.25亿美元为止。而且，艾奇逊还告诉英国人他们正在考虑台湾问题，不再坚持奉行弃蒋政策，而是努力防止国民党集团的“马上消失”。
正当逃台的蒋介石对前途恐慌到了极点，“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的时候，因为反共的需要，美国对台政策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二、蒋介石意外的惊喜
（蒋介石与个别人谈话时的神情）
美国人估计，在1950年6月至7月间，共产党有随时进攻台湾的可能，台湾随时都存在失陷危险。不料，美国人又预料错了。战争没有在台湾发生，而首先在朝鲜半岛引发，朝鲜半岛便成了美、苏、中、南北朝鲜与台湾六方相互冲突的焦点。蒋介石的命运由此又有了转机。
1．蒋介石不敢相信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与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望，东临日本海，西隔黄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群岛相对，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与中国毗连，边界约1300公里，东北端有10多公里与苏联接壤，地处中、苏、日三国之间，扼日本海与黄海和东海的海上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朝鲜领土由朝鲜半岛和33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2万多平方公里。
朝鲜历史复杂，处在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前沿。朝鲜在1910年8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沦为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8日公开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在向中国东北日本驻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其中一部也于8月13日在朝鲜东部清津地区登陆。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人为了防止更多的胜利果实落入苏联人手中，遂决定与苏联进行协商，划分日本占领区受降范围。经协商，朝鲜以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随之，苏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美军分别在仁川、釜山登陆，控制了三八线以南地区。
根据开罗会议精神，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由于美、苏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使三国外长会议精神未能得到贯彻。相反，美国为使其永远控制朝鲜半岛并使之“合法化”，遂于1947年10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国际化。11月，美国又操纵联大非法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用以“监督”朝鲜的普选，继之，美国又于1948年2月26日炮制了“大韩民国”，扶植其傀儡李承晚上台。在此背景下，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将军领导下，获得苏联的支持，也与同年9月9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出现了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
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苏、美战斗部队立即撤出朝鲜。苏军于同年12月25日全部撤退完毕。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一再违反了三国外长会议精神，大量增加军援，加速扩充李承晚军队，以巩固其统治。截止到1949年6月29日，美国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撤离朝鲜，但它已武装了李承晚军队11．4万余人，并留下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与此同时，李承晚大肆制造战争舆论，散布“北部侵犯南部的危险”，叫嚷要“北进统一”，并带军越过三八线。在此形势下，金日成在获得苏联军事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坚决反击。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
这一天是农历庚寅年五月十一日，台北的天空多云转晴。蒋介石逃台后，工作甚是“勤勉”，星期天也不偷闲。7点刚过，他已做完早操，结束祷告来用早餐，但对桌上的稀饭、腌竹笋却没有胃口。命人打开收音机，大陆新华社的广播，他是每天必听的，尤其是重要社论。
虽然7月在即，6月去日无多，但台湾海峡仍平静如西子湖，波舔沙岸，台风席卷而来的日子还未到来。新华社广播中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音，蒋介石听来尤为刺耳。
突然，餐厅的门被推开，英文秘书沈谷匆忙走了进来：
“夫人，蒋先生，有重要消息。”
沈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抬起头来看着他，接着说道：
“美国之音广播，两个小时以前，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韩战爆发。”
蒋介石挺直腰板，双目炯炯地盯着沈谷，仿佛要从沈谷的神情中探出这个消息的真伪。在旁的宋美龄先是一愣，旋即喜形于色：
“这可是上帝保佑我们啊！韩战爆发必能演成世界大战！”
沈谷在旁忙恭维道：“夫人，蒋先生真是料事如神，去年7月在厦门军事会议上，先生就曾说过‘只要坚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这不，已经来了嘛！”
蒋介石的确说过此话，那是为了给守卫福建的官兵打气。蒋介石从内心深处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好渔翁得利，重返大陆。去年12月在成都，他命令胡宗南死守成都，不许退师西昌，撤往滇越，就是希望美国能干涉中国政局，进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立即给邵毓麟和陈之迈发电报，查实情况，了解美国动态。”蒋介石毕竟是久经大事的人，此刻头脑清醒，知道待弄清了情况再乐也不迟。
直到夜间10点，蒋介石才接到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发来的首封电报，证实了沈谷的消息的真实性。半个小时后，续电抵达，蒋介石才对战况有了大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