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尽管表面上仍尊宋美龄为“母亲”，但在心里却恨死了孔、宋两家，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宋美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由此联系到历史上“女人祸国”的故事。
随着蒋经国在台地位的提高，蒋经国找到一个让“母亲”难堪的机会。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蒋军退出大陈岛。大陈撤退，蒋经国主持其事。台湾上空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但以宋美龄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却由陈香梅出面，在台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资助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国的H绒条洋装，并打出旗号为“服装义演”。这天晚上，应邀赴会的有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都是些得罪不起的贵宾。但是，“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却率领一批军官在马路上拦阻赴会贵宾的汽车，对“丧师失土”的悲痛时刻出现的这种歌舞升平的虚华现象，表示抗议。
宋美龄将拦阻汽车之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盛怒之下，下令扣押了江海东。江海东在狱中颇受优待，3个月后便恢复了自由。江海东事件，表面上，主事人受到处罚，但蒋经国自感出了口恶气。
到了60年代，随着“夫人派”在台湾岛内的元气大伤，宋美龄亦自感无力回天，在蒋经国升迁的仕途上，干脆来个顺水推舟。
1963年，陈诚因健康欠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由严家淦组阁，事前，严家淦到蒋介石官邸商量“八部二会”及“政务委员”等的名单，到了初步决定的时候，宋美龄看到阁员名单上，蒋经国仍是“政务委员”兼“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便说：“经国呢？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做特务，做见不得人的事吧。”蒋介石听后沉思一会才说：“让自己的儿子做部长？这样合适吗？”接着又说：“就让他到国防部做副部长，跟俞大维见习见习吧！”宋美龄在旁边补充：“你不给他机会，怎么知道他不行？我的看法他很行！”于是，在宋美龄的提示下，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从此，掌握了台湾当局的“三军”，建立了巩固的权力基础，在通往“接班人”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1966年1月25日，蒋经国接任“国防部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孔家人借凭悼之机，劝宋美龄出山，做国民党总裁，但蒋经国先行一步，于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以“总裁”之名作纪念留给蒋介石为由，选举蒋经国担任党的主席，孔家失算，宋美龄不久也飞往美国定居。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放弃对台湾政局的关注，每周二中常会一结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因宋美龄年事已高，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的时差是12到13小时，她下午3点拨电话，而台北正是夜间，蒋经国还在睡梦之中。原来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是北方人，军人出身，反应不太机灵，常常穷于应付宋美龄的电话，有时说“总统”睡了；有时搪塞说，“总统”不在。宋美龄很是反感，后来，蒋经国得知后，换上了极善“外交辞令”的沈昌焕。宋美龄讲上海话，他答上海话；宋美龄说英语，他答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扫除了，宋美龄很是满意。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热线”也就畅通无阻了。他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商讨有关台湾大事。
图注：（1976年4月，宋美龄从纽约回到台湾参加蒋介石逝世周年纪念）
1976年，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台。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曾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发去贺电“勉励”。
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官邸”再现新貌。由于多年未使用，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要求，又要保持过去的原貌，这让台湾省有关部门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1986年10月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坏，10月31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时，蒋经国派他的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宋美龄返台。10月23日，宋美龄在蒋孝勇的陪伴下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在蒋介石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文章发出后，岛内大多数政治人士评价，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权力波澜和人事沧桑后，年近90旬的宋美龄似乎早已看透了政治的本质，彻悟人类权力的险恶，她将不会再留恋“权力”了。
宋美龄在台湾活跃了几十年，她对台湾当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台湾的夫人派，她的作用非同一般。
在台湾，所谓“夫人派”并不仅仅指年龄层次超过75岁以上的权力精英，还包括当年随侍蒋介石的国民党党政军的高层人物。蒋经国当政后，这些蒋介石的“老臣”多已退隐山林，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消失。
这些元老重臣，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他们对蒋经国提出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政治改革”方案，多有异议。无形中，这些异议便成了蒋经国“改革”的阻力。为了顺利改革，蒋经国只有求救宋美龄。
为什么宋美龄能助蒋经国一臂之力呢？因为这些元老重臣，诸如张群、黄少谷、何应钦、谷正纲、袁守谦、李国鼎、沈昌焕、秦孝仪等都与宋美龄有着亲密的关系。
如果宋美龄出面安抚元老派，调节蒋经国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对双方都有好处。
宋美龄对此作了积极的调解工作。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专文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开放政治路线”不表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
宋美龄返台以后，蒋经国心情很好，家族成员间的来往也非常频繁。蒋经国经常到士林官邸向继母请安，互话家常。宋美龄对蒋经国也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常留蒋经国吃晚饭。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政事特别操劳，有时候心情郁闷，胃口不好，宋美龄便特别交待厨师，给他做几样家乡小菜，让他开胃口。蒋经国如果公事太忙，无法来吃饭，宋美龄便派人把菜送到大直官邸蒋经国住处。由此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他们母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为了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开台湾当局党政高层人士，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的意见。此后，还特别召见了台军方人士“参谋总长”郝柏村及陆海空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宋美龄分别对其予以嘉勉，无形中肯定军方的作用，以便赢得军方对蒋经国“政治改革”的支持。
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对于调节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巩固蒋经国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蒋经国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导致他们在权力上的龌龉纷争，有人说，蒋经国一直对宋美龄夺去其生母的地位而耿耿于怀，始终对宋不能原谅，这恐怕无从考证了。但无论怎样，在蒋氏政权内，他们既唇齿相依，又勾心斗角，才能保持各自的利益，保证家族的延续发展。
3.贤良慈孝
在蒋氏家族中，如果说宋美龄是个“洋化的华人”的话，那么，蒋方良倒是“华化的洋人”。
蒋方良原名芬娜，出身于俄罗斯一个贫寒的家庭，与蒋经国结婚后于1937年来到中国。
图注：（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经国全家在溪口合影）
当蒋经国领着芬娜来到蒋介石面前拜见他时，蒋介石上下打量着儿媳，见她低眉顺眼，很懂些中国礼数，心中的疑虑渐渐化解了。相处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儿媳个性温柔顺逊，处处体贴、关怀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孝敬公婆，有着天然的中国贤妻良母的德性。蒋介石从内心接受了她，并给她起名为“方良”，意为“端正”、“贤良”，冠以夫姓，名曰“蒋方良”。
蒋方良初到中国，语言不通，文字不识，信仰不同，饮食不惯。不过，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品性坚忍，吃苦耐劳的俄罗斯女性，何况蒋方良还有与生俱来的聪明、干练。一年之后，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蒋方良很快学会了中国话，能非常流畅地与人交流，并喜欢上了复杂而且有味的中国烹调技术。在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除服侍婆婆外，闲暇之余，开始学习绘画、书法，山水画和颜体字的水平不断长进。蒋介石闻此，颇为满意，想不到一个生活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近20年的异邦女性如此迅速地被中国文化同化了。
蒋方良是位大度、质朴、善良的女性，尽管贵为“太子太妃”，但始终保持着平民的品质，从不过问男人们整日奔波的天下大事，以家庭主妇的位置自处，对蒋经国更是百依百顺，纵使蒋经国在赣南“红杏出墙”时，她也只是到自己的“婆婆”宋美龄面前哭诉一番，寻求点安慰，并没有与蒋经国大吵大闹，相反，事后更加关怀丈夫，这使蒋经国大为感动，也让蒋介石心中佩服。
蒋方良随蒋经国来台湾之后，尽管蒋经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质朴，丝毫没有“夫唱妇随”、“夫贵妻荣”的感觉。她远离自己的祖国，在台湾无依无靠，对政治不怀半点非分之想，因此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中，甚至在“第一家庭”的政治活动中，纯属异数。当初，有些官太太们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和蒋方良对蒋经国的影响，想方设法讨好、巴结蒋方良，幻想着她的“枕边风”能对自己的先生有好处。蒋方良并不知道这帮女人的用心，别人托她讲情面、拉关系的事总是盛情难却，满口应承，帮人说话。孰料，起初蒋经国并不在意，也没当回事，有了几次之后，蒋经国知道她这是被人利用了，当面对她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碰了顿钉子，从此再不敢提及别人托她的有关政务方面的事了。那些官太太们见托付无效，也就不怀希望，渐渐疏远了蒋方良。
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非常明晰，他对女人过问政治，插手权力非常不满，甚至对宋美龄在这方面的言行亦有反感。因此，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蒋方良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家庭主妇一类，政治上毫无作为，不过，她也习惯于这样。但是，这也给蒋经国在公开的政治场合活动带来些尴尬。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为了应付一些场面，“院长夫人”必须露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会彻夜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她在天不亮时就起床，翻来覆去地穿戴赴约时的正式服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出发。到场之后，在别的贵妇人们谈笑风生、穿梭来往时，她要么静静地坐在墙角，低眉顺眼，要么死死地盯着人家，当别人与她打招呼时，她或是点头微笑，或是站起来欠欠身子，算是回礼。
蒋经国整日在外奔波，回家之前，还得先到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蒋介石请安、问好。到家后，除了与蒋方良和一家人吃顿晚饭，几乎没有时间陪伴蒋方良，蒋方良孤独难忍自不堪言，也就想出了不少打发时光的法子。
饮酒、抽烟是她打发光阴的办法之一。饮酒对于出生在俄罗斯的蒋方良来说似乎与生俱来，她的酒量之大，豪饮的蒋经国都不是对手。在大陆时，顾及到影响，蒋方良饮酒习惯还有所克制。到了台湾后，由于孩子已大，都在读书，蒋方良白天无所事事，一到晚饭时分，蒋经国归来，夫妻便畅饮起来。伏特加是蒋方良最爱喝的民族酒，由于当时的苏联与台湾当局无任何往来，一些讨好巴结蒋经国的人便偷偷地从香港一批批弄来进贡。蒋经国对别人的礼品一般不收，但独此伏特加来者不拒，夫妻两人一顿晚饭，一两瓶伏特加不在话下。
从来酒烟不分家，抽烟也是蒋方良的一大爱好。年轻时，蒋方良就有此好，来华之后，由于身份所限，特别是老公公蒋介石忌讳别人抽烟，蒋方良一度戒烟。来台之后，由于与士林官邸分门独户，蒋方良再续旧好，且烟量不小。与宋美龄专抽劲小的女士抽的烟不同，蒋方良特别好抽混合型外烟，诸如“良友”、“剑”牌等等。当然，每次去见蒋介石，或者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蒋方良是绝对不敢抽烟的。
图注：（蒋经国和蒋方良对酌）
在“蒋家王朝”来台之后，美国是它的保护伞，台美关系一直不错，美军驻进台湾，为了加强与美方，特别是与在台美军之间的关系，蒋经国开始下功夫学习英文，他还特地为蒋方良请来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参事的太太做英文教师。蒋方良天生就有学语言的禀赋，两年之后，他们夫妇在私下场合能用比较流畅的英文与美国人士交谈，令美方大为惊叹。蒋方良一人独自在家时，《中国邮报》（China Post）、《中国新闻》（China News）一类的英文报纸是她消遣的阅读品。
京戏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当蒋方良来到中国时，由于蒋经国的缘故，时常不情愿地听听南北各腔，看看生、旦、末、净、丑各种角色的表演。久而久之，看出、听出了些门道，结识了些名角。来台之后，由于文娱活动远不如大陆，加上60年代中叶起，台湾掀起“文化复兴运动”，京剧在各阶层和场所纷纷亮相，蒋经国夫妇也加入其中，蒋方良跟着名旦焦鸿英后面学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大“票友”，虽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也能称得上“字正腔圆，有板有眼”。
蒋方良尽管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却是一大玩家，且玩什么精什么，有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让人用车送她到圆山饭店的保龄球馆玩保龄球，时间不长，球技大长，不过玩兴也到此为止，半年之后，保龄球馆内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打高尔夫球，是由王永澍夫人和蒋方良的长媳徐乃锦引导的，人们有段时间曾见蒋方良身穿白色短衣裤，头戴白色遮阳帽，挥舞着球杆的身影，但不久就消失了，因为她气喘病复发，高尔夫球也就不打了。
蒋方良是一位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蒋经国不喜欢她经常外出，或者到别人家串门，时间长了，难免与外界封闭，逐渐走上了自我禁锢的道路。蒋经国没做“总统”时，她还会到外面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后来，蒋经国做了“总统”，家搬到七海，远离市区，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上街闲逛。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身心难免造成一些病症。病发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不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静坐一旁发呆。日子长了，人们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知道情况不妙。
蒋方良发病时，在官邸内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楼上楼下到处都是。而这个时候，再劝她出门散心已经为时已晚了。
嫁到蒋家就要奉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并用它教育孩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磕头，样样都学会。她还穿旗袍，讲宁波话。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贤妻良母。
长子孝文因纵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脑部受损失后，蒋方良再也没有玩兴了，整日泡在儿子的病房里，常常神情黯淡，以泪洗面，尽着一份慈母的爱心。蒋家上下对此莫不动容。
蒋方良60岁生日时，蒋介石手书贺词：“贤良慈孝”，以表对这位异国儿媳的爱怜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