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蒋介石全家合影）
蒋介石在在世时，蒋家人丁兴旺，四世同党，儿孙绕膝，不乏天伦之乐。但家庭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关系又颇为复杂，政治难免会介入家庭之内，所以，“第一家庭”往往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蒋经国与蒋纬国是朝着一文一武方向发展的。后来蒋经国当上了“总统，蒋纬国成了陆军上将。
蒋家第三代可谓人丁兴旺：蒋经国与蒋方良生有蒋孝文，娶徐乃锦；蒋孝武先娶汪长诗，继娶蔡惠媚；蒋孝勇娶方智怡；蒋孝章嫁俞扬和。蒋纬国先娶石静宜，继娶邱爱伦，蒋、邱生有一子蒋孝刚，娶妻王倚惠。
蒋家第四代：蒋孝文有女蒋友梅，嫁逸恩·劳理伦；蒋孝武生女蒋友兰，子蒋友松，娶徐子菱；蒋孝勇生子蒋友柏，娶林姮怡，子蒋友常、蒋友青；蒋孝章生子俞祖声。
一、“经儿可教”
图注：（蒋国向蒋介石报告工作）
蒋介石一生有四位妻子：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两个儿子，即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毛福梅所生。在早年，蒋介石长年在外，无暇亲自抚养教育儿子，但对两个儿子却寄寓了深切的厚望。有人认为，蒋介石给两子起名语出古典“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随着权势日重，他有能力安排儿子的成长发展道路，并按自己的理想来塑造他们。的确，蒋经国、蒋纬国两人是蒋介石按照一文一武的发展方向加以培养的。
1．父子情深
大儿子蒋经国在蒋介石眼里是个聪明、听话的好儿子，“将门出虎子”，孺子可教也，蒋介石遂刻意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蒋经国，于1910年阴历3月18日生于奉化溪口镇。曾留学苏联，1937年回国，后到熊式辉手下工作。
图注：（蒋经国出任江西赣州督察专员）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两年以后就任赣南专员。此时，蒋经国血气方刚，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他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恢复地方秩序，严惩贪官污吏，禁止赌博和卖娼，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针对赣南的蒸蒸日上，外界评介不一。有人说蒋经国是地道的共产党，赣南是苏联的翻版，有人说他是带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但是，无论怎样，他终是跳不出国民党的旧圈圈，正如江南所说：“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但是，对于留苏归来不久的蒋经国，还带有虎虎生气，较少国民党常见的官僚作风，赣南呈现的新气象无疑成为死气沉沉的国统区的一道绚丽风景。蒋经国也受到普遍的称赞，蒋介石对儿子几十年不见所取得的长进很是高兴，对蒋经国也略为放心。蒋介石对儿子的从政实习打了个满分。
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做班主任，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和主任（蒋经国）。“三青团”共办五期，训练学员五百余人。“三青团”成员遂成为蒋经国的嫡系和“新太子系”的班底。1943年，蒋经国被调回重庆，他率领一批赣南培植的亲信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陪都”重庆，进驻“青干校”，牢牢地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不久，他又把青年军抓到手，并且表示要以“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来创办青年军。”到1946年左右，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已经形成一个由三青团向国民党军队渗透，由青年军向国民党党团渗透的纵横交错的“新太子系”网络，并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取得一席之地。
1947年9月，国民党与“三青团”正式合并，“三青团”的72名中央干部，包括蒋经国在内，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蒋经国第一次跻身于国民党中央之内。此后，蒋经国开始全面染指国民党党、政、军部门。
1948年，蒋经国又获得新的任命——去上海打“虎”。面对经济渐趋崩溃的烂摊子，他渴望大显身手去扶持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当然，他也明白父亲的心照不宣：凭借尚方宝剑去建立权威，准备传位接班。8月20日，蒋经国刚抵达上海就给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决心抑制物价，打击投机奸商，进行币制改革。几个月后，打“虎”初见成效，人心大快。正当蒋经国乘胜追击之时，却揪出了一只大虫子——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宋美龄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只好命蒋经国手下留人。蒋经国也只好先“对父尽孝，再对国尽忠”了，打“虎”宣告失败。是为打虎不成，反被虎抓了一把。
到了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经国跟在父亲后面亦步亦趋，为老父排忧解难，不离父亲左右。如1949年10月，西南实力派人物卢汉自觉再战无出路，有心退出国民党阵营。蒋介石风闻卢汉动摇，在这关系“西南保卫战”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到昆明对卢汉“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对此，蒋经国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他还是助父亲一臂之力以完成此行。
开始，蒋经国先出使昆明，捎话说蒋介石不来昆明了。等卢汉放松了警惕和准备后，第二天，蒋经国又突然通知卢汉，蒋介石即将到昆明。为防止卢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轨”行动，他拉着卢汉一人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并立即到卢汉家中用餐，餐毕蒋经国故意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蒋介石会意，将计就计，以此作借口迅速逃离昆明。事后，蒋经国说：“父亲昆明之行，固无异深入虎穴也。”多亏父子默契才逃离了虎穴。
在战乱中，蒋经国替父亲传递信件，发号施令，俨然是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在国民党逃台的过程中，蒋经国所起的作用更大。他以“太子”身份出面处理要务，增加权威性，提高办事效率，以利于逃台的各种事项安排。实际上，蒋经国是国民党逃台的最重要的策划人和指挥者。是他，把大陆的“家私”统统运到了台湾，为日后台湾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是他，在大陆风雷震荡之际，为蒋家构筑了台湾小巢。患难之中见真情，父子情深经受住了考验。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经国的职务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1950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8年，任“政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
蒋经国在国民党官场上能平步青云，最关键的就是有个好爸爸。为了能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到台湾之后，在蒋家上下，宋美龄的地位在一天天下降，而蒋经国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蒋经国只要人在台北，不管政务多忙，居住在离士林官邸多远，每日必早请安，晚汇报。蒋介石卧病时，蒋经国每日要去探望三四次。一则形式上保持中国传统家庭的风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二则实际上为自己确立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不可动摇的“传人”位置。
为了讨得蒋介石欢心，蒋经国在全台湾大搞对蒋介石个人的盲目崇拜，博得蒋介石“龙颜大悦”。当然，蒋经国本人对蒋介石确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崇拜。他曾写道：
自从我服务社会以来，年龄渐长，随侍父亲的时间较久，认识父亲的思想、精神、德业和襟怀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学于万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亲的慈爱、教诲、督责之中。父亲于我可以说是领袖，是慈父，是严师。
蒋介石到台湾后，尽管其封建、独裁的本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大陆失败的教训迫使他变更了一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作风，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为蒋介石创造治台“业绩”提供了条件。尤其是蒋介石在长期的内外斗争中的阅历和本领更是蒋经国所无法俱备的，这些都令蒋经国顶礼膜拜。
蒋介石在台期间，利用了一些时间读了不少儒家政治学说和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书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加以发挥，提出了“以人为本”、“广施仁政”、“修明教化”、“政治与伦理相合一”等说教，通过大庭广众，父子深谈，给蒋经国及其同代人以教益。“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身兼父亲和老师的蒋介石为了“蒋家王朝”的香火延续，对蒋经国可谓诲而不倦。蒋经国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书“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加以赐勉。当蒋经国59岁生日时，蒋介石在日月潭致信给儿子，畅谈陆王心学，理气之说，并发微阐幽，联系实际，批共骂毛，“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蒋经国从蒋介石的“教导”中得到了不少“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但蒋经国生活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蒋介石。蒋经国没有经过辛亥、北伐，没有见过“剿共”，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只是在40年代才有切身感悟。蒋经国幼年在信奉佛教的祖母和母亲的教导和呵护下成长，又在苏俄生活、学习、工作了12个春秋，这12年是自然年龄和社会年龄中的“黄金岁月”。尽管蒋经国经过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洗脑，但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共产主义的“人类平等”教育使他一生保持着与蒋介石迥然不同的工作风格，即平民化，务实性。蒋介石从中看到的当然只是儿子接受他的所谓“爱人”、“仁政”的一面。
2．如此“母子”情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照理，宋美龄与蒋经国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才更能维护彼此的尊严和利益。然而，正是这个“第一家庭”的利益太非同寻常了，谁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宰，就意味着谁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母子之间的利害冲突必然表现为权利之争。蒋介石在世，宋美龄夫贵妻荣，无限荣光尽在其身，蒋介石死后，却没有子贵母荣的局面。宋美龄似乎只徒有老成凋敝的心态，历史上宫廷政治中，父子仇杀，兄弟自残的事情层出不穷，毋庸谈与皇后或外戚之间的争斗了。不要说蒋经国不是宋美龄的亲儿子，就是她的亲儿子，只要是为了权力，争斗就在所难免，她又能怎样呢？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结婚之前，就知道有蒋经国这个人存在。结婚之时，蒋氏父子交恶，宋美龄对蒋经国并未放在心上。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给宋美龄写下“遗书”，希望她能在他不幸之后，教育抚养蒋经国、蒋纬国弟兄俩长大成人。
西安事变后，中苏关系得以改善。蒋介石委托驻苏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帮他找回多年来音讯不知的儿子。在苏方的帮助下，蒋经国得知了父亲要他回国的口信，并知道了宋美龄的一些情况。他请这位大使回国时代他转送宋美龄一件貂皮大衣。
图注：（蒋介石宋美龄和蒋经国在一起）
1937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之久的苏联，辗转回到国内，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尽管她在归国之前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表示一回国即奔家拜见高堂大人，但迫于父亲的威严及从未来前途考虑出发，他还是先在蒋介石面前先认了宋美龄作“母亲”。
宋美龄见到蒋经国一家，寒暄之后，开口便教育蒋经国：“你勿晓得啊，我花了很大功夫把你要回来的呀！”蒋经国连声道谢。
自蒋经国回国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蒋经国和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手下，一个忙于社会福利、外交、空军事务，一个在地方从事青运、政治工作，基本无什么冲突，相安无事。
两人发生不愉快是1948年底，蒋经国上海“打虎”。
“打虎”行动开始后，蒋经国又组织了万余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调动了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伴以“青年服务总队”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及交通枢纽，甚至进入居民住宅进行搜索。他一时雷厉风行，首先枪决了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处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科长，外国记者称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在他主持的一个月内，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及外币达3.7亿美元。
但是，金圆券的发行由于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旦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必定会加速市场物价的上涨过程。上海商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仍囤积居奇。物价虽平，但有市无货，蒋经国又进行物资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他先枪毙了大商人王春哲。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查出囤积了6000万元以上的物资后，被判刑6个月。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上海巨商大会上，杜月笙当着蒋经国的面表示：
我小儿子是囤积了物资，违犯了国家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经国先生查办。但是我有个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蒋经国被杜月笙如此“将军”，只好答应一定派人去查。一查，果然扬子公司囤积了不少东西，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粮食等等，共二万余吨。证据确凿，9月30日，蒋经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并逮捕了孔令侃。
当晚，南京的总统府内正在大宴宾客，宋美龄正在频频举杯之际，实然接到上海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了。宋美龄十分气恼，神色至为不安，先行离席。她立即给在北平指挥前方战事的蒋介石去信，叫他回来放人。
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让傅作义出兵两个军救援辽沈战役中的孤城锦州。10月8日，蒋介石对傅作义说，他要到上海走一趟。傅作义劝他说，战局正处于紧张时期，离不开统帅的指挥，不要走。蒋介石说他此行有私事要办。其实蒋介石有所不知，宋美龄早已嫌他远水救不了近火，于10月1日即乘专机飞往上海直接把孔令侃带回南京，不久又将其送往美国避祸。蒋介石收到夫人的信，不敢有丝毫怠慢，抛下战事于8日飞回上海。当时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人求见，皆被宋美龄一手挡驾，说蒋介石过于疲劳，需休息一夜后再谈公事。经宋美龄一夜说服，蒋介石同意按宋美龄的决定行事。过了不久，蒋介石告诉蒋经国他们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丢大脸的事情，请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事情果然不了了之。
傅作义听说此事后大不以为然：“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丧失信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蒋经国打不了孔令侃这个“特大老虎”，借酒浇愁，饮泣痛哭，“打虎”使命的结束。此后，上海开始抢购物资的风潮，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獗，国民党的限价政策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