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绝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
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蒋介石宋美龄起居室基督耶稣像。）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官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倦。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联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妇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宋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蒋介石宋美龄共同研读《圣经》。）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官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I》（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探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政治风吹雨打，基督给宋美龄的人生带来了光明和心灵的寄托。
三、“第一夫人”的日常生活
（宋美龄临摹。）
宋美龄的作息时间有别于常人，她是有名的夜猫子，喜欢投放精力于夜晚。白天她可以睡到上午11点钟，一到晚上则神采奕奕特别有精神。有人说她是一日之计始于夜，一点也不过分。了解宋美龄的生活，首先要从她的夜生活入手，她的大部分生活内容集中在夜间，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性养成了她爱静、专心的性格。
1．书房？舞乐？看电影
夜幕降临，宋美龄的一天正式开始。宋美龄喜欢在书房看书。她的书房陈设着她非常欣赏的两幅画，一幅是国画，画面是全副戎装的“香妃”；一幅是西画，“少女读书”图。
侍从们都了解宋美龄挂这两幅画的寓意，“少女读书”图象征着她勤奋好学，另一幅清画“香妃”图，描绘的是一个西域女武人，这两幅画从某种程度上表示着宋美龄的自我标榜和自我激励。宋美龄一直把自己看做拯救民族危亡、肩负国运兴衰历史使命的时代女强人，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德业双修的全才。因而，两幅画所表述的寓意和她的期许不谋而合。
夜深人静的时候，宋美龄会凝望着这两幅画陷入深思。从美国到大陆，从大陆到台湾，有多少个不寐的夜晚，宋美龄在苦思冥想中度过，除了研习《圣经》，宋美龄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一些“国政”大事。但是事与愿违，“蒋家王朝”终成衰落，宋美龄的“我将再起”徒留余音，那些不眠之夜终于随风而逝了。有谁还愿意了解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妪在青灯下的苦心呢？
年轻时代的宋美龄喜欢跳舞，抗战前后，她经常去上海小住，为的是在十里洋场的氛围中享受一下洋化情调，跳舞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对跳舞颇有嗜好，不足惊奇。但是同浙江乡绅出生又受过日本武士道教育、生活刻板、了无情趣的蒋介石结婚后，情况就有些不同。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去参加孔祥熙公馆里举行的舞会，跳舞的人多半是自己家里的亲族和十分亲近的朋友，一般人员很难参与进来。每逢孔家举行舞会，大厅灯火辉煌，那些与孔家、宋家交往从密的政经人士，聚集于此，狂欢劲舞，间或谈政论商，真是热闹非凡，宋美龄自然而然地被捧为舞会皇后。
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言，野史比正史多。早年大陆的新闻比蒋介石时代的台湾开放，一些报纸特别是小报的花边新闻关于宋美龄跳舞的内容特别多。那时，一些小报上公开登载宋美龄和一位美国记者跳舞的轶事。宋美龄因为喜欢跳舞，难免去跳舞的过程中结识一些出色的人物。这位记者正是与宋美龄跳舞跳出了情谊。惯于跳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某人搭配跳舞配合默契跳出感觉后，就会“舞情”专一了。由于宋美龄较多与这位美国记者合舞，且又颇多相见恨晚的姿态，难免有人看了要说闲话或望景生义。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故事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离谱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也对此事有所耳闻，但有碍于当事的男主人公是美国人士，说不得，碰不得，加之是个记者，更不能轻易处置。让蒋介石颇费脑筋，有人说蒋介石投鼠忌器，然而，他终于想出点子把这位“红舞星”请出了中国国境。
由跳舞引出的夫妻风波到台湾以后就绝对没有发生了。一方面宋美龄年过半百，对跳舞的热情不复当年；另一方面，蒋介石绝对不允许在士林官邸搞什么舞会，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闻从此销声匿迹。
宋美龄不仅喜好跳舞，对音乐尤为热衷。每天休息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总是叫侍从人员放留声机音乐，乐曲多半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曲。夫妻共赏音乐，看起来很有些琴瑟和鸣的味道。
台湾时期，官邸通常会在下午以后，请副官放些古典音乐，这些古典音乐基本上是些节奏轻缓的轻音乐。如果蒋介石不想听的话，宋美龄就在自己书房放低音量听。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宋美龄偏爱西洋音乐，蒋介石喜欢一些“国剧”和绍兴戏之类的戏曲，一中一洋，泾渭分明，蒋介石听音乐的习惯还是被宋美龄逐渐培养起来的。
宋美龄还是一个十足的电影迷，看起电影来不管白天黑夜。
蒋介石夫妇在晚年身体较好的时期，每天傍晚，只要宋美龄想看电影了，就叫副官把放电影的师傅喊来。宋美龄会问放片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还有哪些片子比较好看？”待放片师傅逐一汇报完毕，宋美龄就选好要看的片子，然后吩咐在晚饭后，放映电影。
吃罢晚饭，内务科的人员就在楼下的饭厅重新摆好桌椅，腾出空间，摆好蒋介石夫妇和官邸人员的座位，放片师傅把所有的电影放映器材设置停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并不景气，电影院设备比较落后，对于一般市民来说，看电影是一项很难得的娱乐享受，能有那份闲情逸致和多余的钞票看一场电影，是很被人羡慕的事情。官邸的电影设施就是一张平常的小型电影银幕挂在餐厅墙上，外加普通的电影机器设备，在当时这已算是难得的家庭电影院了，只有官邸能有这种设施，普通老百姓简直连想也不敢想。
等到晚上8点左右，蒋氏夫妇先后按位子落座，放片师傅经蒋介石同意，就开始放映电影了。在电影放映期间，士林官邸不论官阶大小，所有人员都可以自由观看，而蒋氏夫妇的侍从人员作为陪同，理所当然更要在一旁观看。
通常情况下，看电影的场面很热闹，人员济济颇有小电影院的气氛。有时，陈诚夫人谭祥等一些宋美龄邀请来的贵客，也会被安排在宋美龄隔邻的座位，与蒋氏夫妇一同观赏电影。
宋美龄喜欢看一些外国片子，她看电影的时候聚精会神，许多外文片子，没有字幕，但宋美龄的英文功夫极强，看外片如同看中片一样，理解内容毫无障碍，影片中的情节和对话对她来说，如临其境，看起电影来津津有味。
蒋介石对电影的态度与宋美龄不同，电影，对蒋介石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看不懂洋片，听不懂英文，又没有西方生活的文化背景，因此自然没有兴趣。但是，蒋氏夫妇也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看60年代流行的黄梅调电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等等，乐此不疲，百看不厌。
一般情况下，宋美龄看电影一定从头看到尾，很容易沉湎到影片中去，而蒋介石则到了休息时间就停止观看。通常蒋介石在晚上10点前就寝，就寝之前，还要作些晚祷，故而，蒋介石看电影只看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小时。每次他看看时间快要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放片师傅就暂时关掉放映机，随从人员立刻打开电灯。蒋介石便会向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了，就对蒋介石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跟着起立，目送蒋介石上楼。等蒋介石和一班人马上楼后，宋美龄就告诉放片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
图注：（蒋介石欣赏音乐晚会节目。）
夫妻一起看电影有始无终，这已是多年来官邸的传统，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他的有些随从人员也经常自我调侃：“陪同蒋先生，还从来没看过一部完整影片哩！”
蒋介石只对一部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感兴趣，但即使对这部能引起他军人情结的片子，他也只看半场就休息了。他是一个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人，所以，定了作息时间表，他必定认真遵守，绝不逾矩。
一部电影放完，要到下半夜一二点钟，电影结束了，宋美龄仍然兴趣盎然，还要和谭祥、孔二小姐摆龙门阵。有时，她们也会摆出象棋下几局。孔二和宋美龄多半喜欢闲聊，直到夜深人静才回房休息。
及至70年代，台湾兴起电视剧，赶时髦的宋美龄自然不甘落后，当时蒋介石、宋美龄最爱看的是华视拍摄的《包公传》，每集必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宋美龄曾喂了两条狼狗，一条公狗晚上守候在蒋介石卧室，一条母狗就守在宋美龄卧室。有些新来的护士，往往被这两条狼狗吓得魂飞魄散。而宋美龄却很喜欢夜晚有狗作伴，虽然一有风吹草动，两条狗就狂吠不停，宋美龄却安睡如斯，不为所动。
2.手爪抓
年过60时，宋美龄晚间睡觉又添了新癖好，要人为她按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