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早餐没什么花样，一般是由厨房准备一只托盘，里面备有两片烤面包、一小片奶油，托盘内还放有一只高脚杯，里面盛有浸泡了盐水的西洋芹菜。宋美龄最爱吃的蔬菜就是这种生菜西洋芹。吃完西洋芹，再吃两片吐司，如果还有胃口的话，就再让侍从到冰箱里去拿一些点心，像是泡芙水果蛋糕之类的甜食，然后再加一杯咖啡，一顿早餐就完成了。
这顿量不丰、质不优的早餐几乎是经年累月，而宋美龄能够乐此不疲，主要还是出于保持身材苗条的考虑，多年来她的旗袍始终很少修改过，她的体重基本保持在50公斤左右，由此可见，在保持身型上，宋美龄也是用心良苦的。
宋美龄很尊重医生意见，有时她节食实在节得有些过火了，就有身体虚弱的症状，医官诊断后劝告她：“夫人！您的营养可能不够，您应该多吃一点，可以吃一些牛排嘛！”宋美龄一定会按照医生的嘱咐，告诉厨房早餐时为她准备一份牛排。
中餐的时候，她也是只吃一点，因为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多少还是吃一些东西，蒋介石吃的是宁波菜，宋美龄对这些菜并不喜欢，只是吃一些青菜，像炒芹菜之类的素菜，加上一些鱼。晚饭稍有加量，但还是以精致为原则。
（蒋介石宋美龄置身花丛）
养生保健，是宋美龄比较注意的，但也并不苛求。以前，宋美龄喜欢抽烟，通常抽那种比较淡的香烟，气味较淡。有一次，宋美龄和一群官太太打桥牌，她忽然问一位副官：“×副官，你可有香烟？”那位副官有些吃惊，但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说：“报告夫人，有是有，但是我们抽的是‘一四’军烟，味道很浓的！”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给我一根试试。”副官为她点燃香烟，她还是很怡然自得地把副官奉上的军烟抽完了。
早年宋美龄抽烟是浓淡不拘的，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就是蒋介石在的场合尽量不吸，即使在官邸偶有烟瘾，也是在自己的书房或卧房独自抽烟，绝不干扰到蒋介石。后来因为身体罹病，接受医生的建议，很少吸烟。
宋美龄在饮食上一向有自己的特点，她特别爱啃火鸡的骨头。这与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受美国饮食文化影响颇深有关。
每天晚上，到了12点或是1点的时候，他会叫侍从到冰箱里拿些火鸡给她吃宵夜。当侍从把火鸡肉拿来，她会叫侍从把板凳搬到她的卧榻前，和她面对面一块儿吃火鸡肉。但宋美龄有一个怪习惯，总是把火鸡肉塞到侍从的碗里，自己啃火鸡骨头。她认为，只有火鸡骨头才有味道。所以一定要侍从和她搭档吃宵夜，这样可以侍从吃肉，她啃骨头。
士林官邸是从不在外面买点心吃的，所有的点心一律自制。通常，官邸点心味道很甜，这完全是为了涉足宋美龄嗜吃甜食的口味而调配而成的。
宋美龄自己有两个大冰箱，专门用来放各种进口水果和巧克力糖。
她有专门的副官，随时查看冰箱内的储存状况，有什么人送来了什么吃的东西，或者冰箱内哪些东西要处理，副官必须向宋美龄汇报。
宋美龄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哪些是已经超过了食用的安全时限。某人送来吃食一份，副官就向宋美龄报告，要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冰箱里，宋美龄通常不假思索就命令：“哦！那就摆冰箱吧！”即使摆了一满冰箱的水果、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她自己吃的不多，可是也极少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方送人。
偶尔她半夜想吃东西，就命侍从：“你帮我到冰箱里拿两块巧克力来。”
糖拿到宋美龄面，她满脸高兴，就两颗巧克力便可让她一饱口福，并且别无多求。很快，随着嘴巴的蠕动，她露出满足的笑容。而侍从却还未从刚才那满坑满谷的巧克力、水果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哪些东西简直比糖果店里的货色还齐全，并且货源源源不断，不知要吃到哪一年！
英国王妃戴安娜喜欢定期灌肠，据说，这样可以排出身体内毒素，保持肠胃循环通畅，对美容健身很有利。无独有偶，比戴安娜早大半个世纪的宋美龄，对灌肠早就深享其乐了。
从年轻时代开始，宋美龄就习惯每天定时灌肠，用灌肠器具，使自己不费什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人类每天的通便大事。
没有见过灌肠程序及灌肠器械的人，一定对此满怀好奇。其实，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它有点像是打吊针的器具，在灌肠之前，先要准备400-500CC的温开水，放在灌肠器具的一个小袋子里头，小水袋通着一根细水管，水管的头上接了一个肛管，由使用人把这肛管通到自己的肛门内部适当的位置，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操作，把水袋中的温水，缓缓挤压，让温水注入肛门内。
一般情况下，温水只需注入200CC左右，使用人的直肠部位就会受了温水注入的刺激，而开始加速蠕动，在直肠蠕动的过程中，人体直肠内积存的大便，就会在温水的刺激下，顺着温水的流动激荡，慢慢排出。
每天晚上睡前，就是宋美龄灌肠时间，这种习惯数十年如一日，犹如同人们每天的洗脸、沐浴、盥洗……而许多年龄大的江浙一带人，都有这种以水袋通便的习惯，这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宋美龄身上积沉的传统习俗说明了她在某些习惯上的继承性，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性。
二、虔诚的基督徒
（宋嘉树。）
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亲宋嘉树和母亲倪桂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兄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兄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倪桂珍。）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余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怡诚、陈洁如的绯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蒋介石宋美龄结婚前的合影。）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太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太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搀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入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2．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臬，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中国一事，比做《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蒋介石宋美龄与宋蔼参加牧师证道。）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3．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