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日，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油压机考察团成员周鸿庆走入与台湾“驻日使馆”一墙之隔的苏联大使馆，被日本警方拘留。台湾方面为此大为鼓噪，指出周鸿庆的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将周鸿庆交给台湾。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周鸿庆遣回中国。台湾为此召回了“驻日大使”及使馆成员，断绝台日贸易，并指使台湾青年冲击日本“驻台使馆”，台日关系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访台，双方互做让步，台日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声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中国关系，并表示赞成在日本与中国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蒋介石接见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不久，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在国际大潮流的推动下，日本决定加速改变对华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布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废除台湾同日本的“中日和约”。
国民党对此又急又恼。“行政院长”蒋经国发表谈话称：
“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邦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9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蒋经国严厉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不理睬台湾的警告，称中日邦交“势不可挡”，并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恼怒之下给田中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内称：
中共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猛揖盗如此？
字里行间，表达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气愤和无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联合公报，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同日，台湾当局宣布与日本“断交”。
中日联合公报的发表，对风烛残年的蒋介石打击颇大。这时，台湾流传一则传闻说，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时，应邀爬长城，爬得比尼克松还高。刚刚离华不久的尼克松爬长城爬了300米，田中角荣偏要爬310米。其意思是向中国暗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还远。”
蒋介石听后，无力地摇摇头：“这个……这个日本……日本问题，使我死不瞑目。”
三、“汉贼不两立”
（1971年，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升起）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恢复其在联合国中权利”的提案。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周书楷已悄然离场。台湾当局被赶出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纷纷与之断交，“外交部”成为“断交部”。连蒋介石都承认台湾进入了更艰苦的时期，“更要自己靠自己了”。
1．“控苏案”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美国不甘心其在中国大陆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为了扼杀新中国，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它顽固地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继续让台湾蒋家小朝廷的代表占据中国的席位。为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大的资格。不久，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郑重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要求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面对新中国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害怕被赶出联大，为此，他立即着手开展政治、“外交”活动。1949年11月，台湾当局“驻联大代表”蒋廷黻向联大提出《控苏案》，以迂回反击中国共产党。在《控苏案》中蒋廷黻指责苏联违反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以军械及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他请求联合国判定苏联为侵略行为，建议一切会员国停止向中国共产党供应物资和不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勾结一些南美小国家使此提案在联大通过。台湾的行为激怒了苏联，苏联驻联大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议将台湾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并支持周恩来的合法要求。由于英、美两国的联手反对，致使该案搁浅。对于剑拔弩张的安理会内争，秘书长赖伊企图打破僵局。他公布了一件备忘录，声明：
建议将中国在联大的席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会员国地位问题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应分开，凡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不应以此为理由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针对赖伊的这个妥协折中方案，美国在1950年1月5日宣称将听任各国代表团自由接受中共政权加人联合国。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进一步解释：
“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只作象征性的反对，如果安理会赞成中共政权加入，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
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恢复联大席位问题出现松动，台湾当局在联大席位发生动摇。蒋介石对此忧虑重重，他后来回忆道：
记得民国40年的时候，我政府派驻在联合国的蒋代表问我，“万一共匪羼入联合国，则我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时，我即答复说：“我们的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藉，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为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最后不得已时之惟一政策。
50年代，正当蒋介石对能否保住联大席位惶恐不安之时，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乘机再度提出《控苏案》。在美国的操纵下，《控苏案》获得通过，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再度搁浅。
2.“宣布”退出联合国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赞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不断增多。为了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61年起，美国及其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提案，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变为必须由联大2/3多数票赞成才能做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
但是，强权挡不住正义。在联大每年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举行讨论时，支持新中国的国家逐年增多。1970年，在25届联大上，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以52票赞成、49票反对获得简单多数，提案虽没通过，但已接近“由量变到质变”了。
随着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改变，在25届联大以后，美国也改变了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美国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一种建设性的角色，从而建立一个安定而和平的国际环境。”
蒋介石觉察到事情不妙，3月11日，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总裁汤姆森时说：
联合国如果准许共匪加入，实即无异给它本身签署死亡判决书。如果予共匪以可乘之机会，它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这一世界组织。如果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具备对共匪加以谴责的正义与公正精神，这是一不难解决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加入联合国，……共匪伪政权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无异给联合国敲起了丧钟。
然而，美国既不想抛弃老朋友台湾当局，又要考虑中国的要求，就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政策。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
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我们所作出的这项决定是完全符合尼克松总统希望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以利于世界和平的愿望的，并且也完全符合我们的一种信念的，那就是相信中华民国继续在联合国中拥有代表权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8月17日，美国的态度更趋明朗化，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第26届会议议程，并提出“双重代表”提案：
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这种办法实质上是制造“两个中国”。对此，新中国驳斥美国在联合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指出：
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1971年10月18日，联大26届会议开始就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进行专题辩论‘蒋介石预感前途不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到纽约亲自督阵，周书楷则跑到布什那里去求救。
布什见周书楷举止无措，便大模大样地给他吃“定心丸”说：“我得到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再次保证，美国完全恪守它不仅同台湾，而且同太平洋其他缔约国家的条约关系，请放心！”
周书楷仍不放心，求布什想个万无一失之策。布什哈哈大笑道：“美国已和日本商量好‘反重要事项’议案，把驱逐你们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有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有把握吗？”周书楷半信半疑地问。
布什大包大揽地说：
当然有绝对把握，起码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个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联大驱逐你们的代表，2/3的赞成票，谈何容易！第二，明知北京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北京必然会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仍会达到阻挠恢复北京合法席位之目的；第三，修正案本身就是“两个中国”方针的产物，灵验得很，只要有我布什在，保证不会出问题！
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越来越受到代表们的支持，而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则越来越失去人心。在一周的辩论时间里，约有80个会员国的代表发言。
面对这一形势，布什比周书楷还急眼，布什拉上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四处活动，用允诺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等形式来施加压力，对许多国家威逼利诱，极力拉拢。有的国家代表不敢得罪美国和日本，被追不过，只好躲到厕所里，布什就让台湾“代表”等在厕所门外，搞得人坐卧不宁。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就中国问题进入最后表决的关键时刻。以阿尔巴尼亚等23个提案国为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惟一代表为一方；以美国、日本等“两个中国”的提案国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投票“角逐战”。
首先，关于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投票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而给予了否决。接下来要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布什再耍花招，要求删去提案中“立即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一节。各国代表齐声反对，联大主席马利克顺乎人心，毅然做出裁决：提案按原样付诸表决。
这时，台湾已注定失败，为避免出现当面被逐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令“外交部长”周书楷率台湾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悄悄退出了会场，狼狈而去。
很快，关于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的表决结果出来了。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提案以压倒多数顺利通过。
提案宣布：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权利，承认其代表为中国驻联合国的惟一代表，同时从此自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排除蒋介石代表所非法占据的席位。
此时，联合国大厅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第三世界国家衷心庆祝中国取得了巨大胜利。
（联大驱蒋案通过后，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的沮丧神情）
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表决之后，美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发表谈话，不得不承认：
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真遗憾，有些答应支持美国提案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有些做出承诺的代表弃权了，我无力回天！
布什不愧是有见识的政治家，他话锋一转：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建立和北京的外交接触，显而易见，是高瞻远瞩和明智的。
当日，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台湾“退出”联合国。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知联大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
毛泽东亲自指示：“马上组团去联大！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让‘乔老爷’做团长！”11月9日，由乔冠华、黄华、熊向晖、王海容等组成中国代表团飞往纽约。
乔治·布什代表东道国向前来参加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这里，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也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实现世界和平和正义。
日本代表随后也作了一分钟的发言。全文132个字，成为最简单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