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接见各国使节来台访问）
国民党兵败退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政权的覆亡。
但是，蒋介石却无意退出国际舞台，试图以小小的台湾岛代表泱泱的大中国，和美、日、苏等国拉拉扯扯搞关系，赖在联合国不走，建立对新中国的“外交”防线。
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国民党的“外交”堤防蚁决，其国际空间日益缩小，偏安于孤岛，走不出去，几乎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一、“苏俄在中国”
（蒋介石阅览自己所著《苏俄在中国》）
新中国的苏联同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帮助。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对共产主义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后他不断著书立说，对苏联和新中国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力图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求“光复大陆”。
1．反苏“圣经”
1956年6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继《中国之命运》后又一部“巨著”——《苏俄在中国》。该书共20多万字，440页，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其海外发行由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经理，英文本的版权为美国纽约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费拉尔·斯特劳斯·贾德希公司取得。台湾各家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倾全力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作宣传，从而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国民党和苏联、中共间的关系，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这本书也是蒋介石对历史上和苏联外交关系的一次反省和检讨。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总结了近30年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中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全书共分4编21章，内容主要为：
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该编将中苏关系分为三个“和平共存”时期：第一时期从1924年—1927年，为联俄溶共至全面清党和对俄断交。蒋介石认为由于与苏联绝交，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延迟了23年；第二时期从1932年—1945年，即从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至抗战胜利。蒋认为抗战胜利使中苏关系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三时期从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战胜利后至撤退大陆。“从此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该编将“国民革命”分四个战役叙述：第一战役为北伐战争，其中“勘定中山舰事件”和“全面清党”为“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第二战役为“长江剿匪战争”，其中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第三战役为抗日战争，经过8年全面抗战，“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第四战役为“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此其间“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这正是“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从组织、宣传、外交、经济等方面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反共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二，宣传不主动，理论不够充实；三，反共意志不集中，手段不够彻底；四，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政策和战略上也有四个错误：一是对俄复交，这对于抗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二是收编共军对于抗战也是无益而有害；三是对东北问题的处置，国民党曾决定停止接收东北，但又受到国内、国际各种牵制后转而同苏联直接谈判，使国民党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自拔，从而导致整个战局一发不可收拾；四是关于停战协定的方针。
第三编，“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该编着重分析了苏联“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战争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原则”，以及“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蒋介石在该编中猛烈抨击了国际上对共产主义采取“中立主义”的错误政策。他说：“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壕，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必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
蒋介石并为“自由世界对俄共的长期战争”制定了一个总目标和基本方略，他特别强调了台湾当局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他指出：
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今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健。
（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各种外文译本）
第四编，“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编叙述了中共在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战术，如中立主义、统一战线、孤立战术、攻心战术、矛盾战术、群众运动、贸易战、基地战、宣传战、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联合政府等等。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颠倒历史黑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污蔑、谩骂和造谣中伤，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全书通篇表现了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
台湾当局开动各种新闻机器为《苏俄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捧场喝彩，大肆宣传。“参谋总长”彭孟辑下令，将该书分发到基层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台北“军中广播电台”连续两个月定时广播该书全文；在短时间内该书被译成9种文字发行海内外；日本最大的报刊之一《每日新闻》很快用1个月的时间将其连载刊出。据统计，截至10月底，该书已销售50万册以上。
台湾各界交口称赞“总统”辉煌巨著的问世。“考试院长”王云五称这本书“的确是今日世界有关苏俄问题的杰作”，蒋介石是“举世认识苏俄真相最早和最深切的一位领袖”。陶希圣称这本书“一字一句都是总统心血呵成”。《中央日报》在编者按语中称这本书向全世界人士提供了一种认识“敌人”的方法，制订了一种制胜“敌人”的方案，对“自由世界”的贡献非常大，“给予世界共产主义的打击非常沉重”。
在整个50年代，台湾顺应西方反苏反共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苏俄在中国》的思想作主导，和前苏联老死不相往来，苏、台处于对峙状态。《苏俄在中国》成为蒋介石的一本反苏“圣经”。
2．苏、蒋“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与前苏联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宿敌”，也有过以“合作”为目标的奇妙行动，蒋介石在高举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对一股苏、台“合作”的潜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较为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时间不长，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渐渐膨胀，他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租借中国的不冻港，被毛泽东严词拒绝。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不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路过中国，要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有意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可以支持蒋介石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使毛泽东很恼火，中苏关系出现阴影。60年代初，中苏大论战和震惊世界的新疆六万人大逃亡，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降温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台美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在美国的护翼下找到了安全感。1961年，肯尼迪上台，台美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呈降温趋势。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台美面临危机。
（艾森豪威尔与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
而苏美两极在战后长期的冷战中也吹来了一阵暖风。1959年9月，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协议。在以后几年，美苏两国一退一进，冷战局势也一张一弛。
在这动荡复杂的年代里，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的需要，各自对大陆和台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政府暗中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和台湾看在眼里，那么，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苏联和台湾为何不能加强联络呢？由此，蒋介石在贼喊捉贼的情况下自己做了一回贼，在反苏反共的叫嚣下还在偷偷地联苏。
1968年10月，前苏联密使维克托·路易斯向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提出访台，卢为将此信息送达台湾高层。台湾当局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并希望促进路易斯访台，作为对苏联的一种试探。而路易斯作为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背景可直通苏联高层，他本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分裂成很多流派，每个共产党国家或各国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探明台湾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台湾对毛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对于路易斯的访台提议，蒋介石亲自拍板定案，由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负责一切事项，并随时报告事情的进展。
10月22日，路易斯到达台北。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魏景蒙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笑笑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
魏景蒙说：“这主意倒不错。”
路易斯接着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景蒙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但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感觉到，苏联是“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还有一个由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会谈在平静中结束。
此后几天，路易斯先后和台湾“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以及蒋经国进行了会谈。据现存的《王平档案》记载，会谈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
毛泽东是共同的敌人，所以台苏应该合作；
关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问题，并互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
对台湾反攻大陆，苏联的态度问题，如果苏联保持中立，国民党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可考虑；
如台湾反攻大陆后，能否容忍亲苏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份存在；
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路易斯在台湾的活动，魏景蒙则随时向蒋介石汇报路易斯的来访经过、谈话内容以及路易斯本人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蒋介石表示支持他们会谈时所涉及的内容。
对于苏、台方面的秘密接触，美国和大陆已有耳闻。11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目中报道：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同时，美国方面向台湾“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台湾假装糊涂，以不知他是苏联人为由搪塞美国。11月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有关路易斯访台的一篇报道，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内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台湾对此紧急“辟谣”。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得一清二楚。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
1969年，中苏接火珍宝岛，边界局势更趋紧张。同年5月，路易斯再次提议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会晤。蒋介石亲自审定会谈五项原则：
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为中华民国，乙为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
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仅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反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对此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路易斯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一家餐馆见面，路易斯带来了对上次会谈的正式答复，莫斯科对台保证：
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这次会谈双方“收效”颇大，并就贸易代表、下次会谈等事项做了协商，魏景蒙踌躇满志回到了台北。
就在台苏眉来眼去之际，中美关系也迈开了“小舞步”。继乒乓外交、基辛格来华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3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这对蒋介石打击很大，更坚定了蒋“与俄帝往来”的决心。1973年2月17日，法新社转发了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则新闻：
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人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
此报道一发，岛内舆论哗然。为了平息舆论，台“国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声明称，关于台湾将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是“荒唐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