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技术装备落后，而解放台湾就必须跨海作战，解放军战士虽英勇无畏，但对海峡对岸的台湾实有鞭长莫及之感。
毛泽东奋“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感，决心痛打落水狗，渡海作战，并命令第三野战军以8个军的兵力投人解放台湾的准备之中。解放军势如破竹，于1949年5月开始了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战斗。8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10月发起漳（洲）厦（门）战役，解放漳厦地区及滨海一些岛屿。但前线的节节胜利之中，也表现出人民解放军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薄弱。
蒋介石惶惶不安，誓守台湾。他决心拼死顽抗，以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陆空军联合反击。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
解放军及时修正计划，将计划投入台湾战役的兵力由8个军增加到12个军，加上特种兵和后勤共计50余万人，并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固守台湾，他孤注一掷，招募五六千日本空军以加强台湾防御力量。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海南岛战役，歼敌3.3万人，解放了全岛。此战可喜可贺，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薛岳得以率大部队7万余人逃往台湾。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也难以维持。当时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歼灭，守卫台湾就会更加困难，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将舟山守军撤往台湾。
1950年5月7日，舟山防守司令秘密赴台，听取弃守舟山的最高指示，随后，国民党军一些重要将领亲临舟山策划密商，决定从13日开始撤退。国民党军佯称“反攻”，大造夺回金塘岛的声势，并频繁轰炸，炮击浙东沿海地区和舟山外围岛屿，严密封锁航道。
撤退前，国民党军队采取“拂晓包围、黎明攻击”的办法，在各个村庄大肆抓丁，岛上共有2万多名青年男女被劫往台湾，不愿上船者便被枪杀。
舟山守军得以逃脱，还是由于解放军缺乏海空有效封锁力量！
由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台湾岛守备加强。解放军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增至16个军。
这大大加重了战役准备时间，加上解放军船舰严重不足，蒋军争得了喘息之机。
但台湾上下，形势也不容乐观。国民党上下惶惶，对于守住台湾并无把握，将1950年9月台风来临前的3个月视为最危险时期。顾维钧对杜勒斯说，台湾估计，中共的侵入可能发生在7月上旬。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陆军号称60万，其实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兵少，有官无兵成为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复杂，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在正规野战部队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这些未经整顿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作战能力。空军当时有兵员8．5万人，各种飞机400架，但皆旧式飞机，且缺零部件和汽油，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供随时使用。海军官兵4.5万人，包括两个团的海军陆战队，拥有战舰70艘，包括6艘美制驱逐舰、1艘日制驱逐舰，以及一些扫雷艇、登陆艇等，但海军同样缺乏零部件，实际作战能力低于编制能力。在美国拒绝提供军援的情况下，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经不起长时间的战争消耗。
经济上更令蒋介石忧虑，台湾面积3万平方公里，山脉占了2/3，可耕地不及1/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可温饱。可蒋介石一下子带来200多万军民，人口骤增。加之大凡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因此，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游资充斥，游资充斥又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当时台湾用的是旧币，但不可避免与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军队骤增后，军费只能靠超量发行钞票来维持，故此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海南岛失守以后，很少有人再相信“共军只能陆战，不能渡海”的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台湾步海南之后尘，落入中共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90哩的台湾海峡挡不住郑成功的海师，今天溃不成军的国军又怎能阻挡住排山倒海般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
蒋经国慌忙代表“政府”发言，安抚人心：一、中共压制大陆人民情绪，才进犯海南；二、苏联要用海南岛当海军空军基地，准备发动世界大战；三、以海南岛的铁砂运往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岛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
墨写的谎言却也道出了一个真理：海南岛确实是“国军”的弱点。但“国军”的弱点又岂只海南一岛，台湾又何尝不处处是弱点呢？
为了防守台湾，蒋介石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抵御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蒋介石还制定了代号为“磐石”的防卫计划，并对人事作了精心安排。他让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亲美的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亲美的孙立人也受命于危难之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任用吴、孙，实是蒋一往情深追求美国，以获山姆大叔青睐的一种策略。
蒋介石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1950年1月27日的《中央日报》宣称：
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一面装腔作势，压迫着越南，另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蒋介石亲自去澎湖，商议防御大计。宋美龄也不辞劳苦，赴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各部队纷纷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随时准备投人反登陆作战。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6月4日，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
接着，公布检举“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部队中惯用的“连坐法”。
（宋美龄到基隆海军医院视察）
为“保卫大台湾”，蒋介石在沿海加紧建筑碉堡防御工事，夜以继日，不眠不休。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备战，闹得鸡犬不宁。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反共敢死队”。
但住在涵碧楼中的蒋介石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暗地里已开始考虑各种退路。于是，有些官员曾试探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问题。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曾向菲律宾政府询问，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对此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在24小时内离境。
1950年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了公开评估：“台湾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占领台湾。”
面对危局，台湾向美国发出呼救，要求美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机进驻台湾，以及从冲绳速运上万吨武器弹药支援台湾，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
一片肃杀！蒋介石真的已面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了！
二、“保密防谍”
（蒋介石对留韩国民党官兵发表广播）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的时候，岛上一片混乱，当时在台湾岛，甚至在国民党上层，中共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在“保密防谍”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打击，旨在配合“反攻复国”的“大业”以摧毁共产党在台力量。
1．政治宣传和戒严令
台湾社会治安恶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原先人口不过600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200多万的逃台人员。这些国民党逃台人员，败兵如匪，有被骗来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共产党原谅而逃台的，有糊里糊涂来台的。在丢盔弃甲、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台湾小岛内兵痞、恶棍、特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这就使原本乏善可陈的台湾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从而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稳固与否，蒋介石为此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整治。
整治社会秩序不仅是为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击任何否定国民党和蒋家王朝的言论和行动。治理社会秩序的步骤是台前打好宣传仗，台后则以恐怖政治作辅助。
宣传的重点：第一，煽动起一股疯狂的反共情绪，拼命吹捧蒋介石。在宣传中，竭力回避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中应负的责任，公然称赞蒋介石是什么“伟大的领袖和救星”、“古今往来最杰出的圣人”。大陆失败的教训使蒋介石悟出了一个道理，即要实现“反共复国”的目标，国民党和其追随者必须树立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领袖。
第二，千方百计使人们相信“反共复国”能够成为现实，极力宣传反攻大陆计划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事实上，连蒋氏父子也知道仅靠台湾实力永无反攻成功之望，所谓的“五年计划”除了鼓舞士气外，就是避免当局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仅是自己“树靶打靶”。蒋经国还制定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反共文化战、心理战、意志战、总体战、立体战”等所谓的反攻方针战略，给民众造成“反共复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不成问题的印象。
第三，夸大军事战绩。1949年10月26日，台湾金门守军胡琏、李良荣、汤恩伯三部利用海峡及潮汐涨落等有利条件，在金门古宁头以10多倍的优势兵力险胜登岸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为了给台湾当局提供一个接近大陆的联系基地，为了有利于祖国统一，大陆停止了进攻金门岛的行动。为此，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门“胜利”已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开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并称此为“古宁头大捷”。此外，他们还子虚乌有地创造出“登步岛大捷”、“鸡冠山大捷”。但是，无论怎样“连战连捷”，国民党蒋介石还是龟缩在台湾小岛上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
第四，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攻基地”、“复国典范”而做出牺牲。按照蒋经国理想化的构思，为把“反攻大陆”变为现实，光有“圣人领袖”和“大捷”报道还不够，尚需所有的台湾人民行动起来，要“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忘掉个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过上战时生活，向奢侈者开刀，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为煽动民心，蒋经国还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共敢死队”、“克难竞赛”、“毋忘在莒运动”、“文化清洁运动”、“道德重整运动”。同时，附之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配合于正面舆论宣传的是在岛内全面推展特务工作，保密防谍。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就准备在台湾撒下特务的天罗地网，会上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辑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充当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变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
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
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
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
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
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邻长应随时严密清查。
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匪谍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
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头上，谁就倒了霉。特务在台湾一手遮天。
作为“领袖”嫡长子的蒋经国亲自干起了杀人放火、撬门捌锁的特务勾当，背后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50年代中期，蒋经国看到岛内秩序渐趋好转，台湾生存的安全问题暂时不大，便考虑退居二线，以积蓄一点“德政”，为以后“太子登基”作铺垫。
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拟报成立“国家安全局”以统辖特务情治系统，自己退居二线。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蒋经国的建议。10月，“国家安全局”成立。1967年，“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其主要机构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兼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周至柔担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袁守谦担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吴大猷担任。“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并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建制，调整该局内部组织与任务，使其成为督导和协调台湾各情治机构及治安机关业务的最高督导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既加强了蒋氏父子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特务大权的控制，又使蒋经国免遭众矢之的。
（蒋介石召开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