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一次对国民党作全面性的检讨，是在1947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此时内战爆发已有两年，1945年日投降后，蒋介石便积极准备打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初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到1946年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在华北、东北等地蒋介石的进攻虽遭顽强抵抗，但也算是连连得手。六届四中全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是“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和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会议公布了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和现阶段的任务方针。
在宣言中，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说中共及其武力是国家“统一障碍”，发誓要用武力消灭之。然后又假意劝告中共觉悟和知“武力之不可终恃”，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使者。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要发动全面内战，一方面都又极尽粉饰之能事，还要把自己扮成圣人，目的在于掩盖刽子手的本质。
关于“现阶段的任务”问题，蒋介石分成四项来解释。由于其在军事上，尽管占据了不少地盘，但兵力损失不少，国民党的战斗力减弱，腐败盛行，已显败相，因此蒋介石把对过去的检讨放在首要位置来阐述。
蒋介石在此次检讨中，主要指出国民党对理论研究的忽视，致使“本党不足以满党员之意而厌国人之望”。具体说是研究不够，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政府工作又流于形式化和衙门化，缺少实际效果。“吾等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三民主义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农、工群众的关系没有深切的了解。”
他接着指出：在六全大会以前征收党员偏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看重于个人自由，使党的组织训练纪律感到困难。这些人在生产不发达及其他各种事业未有开展的情形下，均往机关方面走，使国民党不能深入民众，当然更谈不上看重民众运动了。
蒋介石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执政以来，许多人入党，都是想做官找事，等他们达到目的，大多与他的党疏远：
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到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
蒋介石把一切归咎于党员对革命理论研究不够，只想做官，为自己谋私利。其实这也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才如此的，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入党做官主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但蒋介石可没有如此反省过，即使他这样反省过，也不会真的就如此检讨出来。蒋介石最善于为自己抹红脸。由此可见，其检讨和反省本质上无非是为自己推卸责任。
他可不管别人是否会轻而易举反驳倒他，依然由上述的“定理”大加分析国民党在实践中失去政治中作用的原因：
因为党员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以党治国”的遗教，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应用，以致“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犯了莫大错误”。党不能管理从政党员，更不可能根据政纲政策予以指导，因此党失掉了实际政治中心的作用，使党员不看重它。而从政党员又不执行党的政策，党亦无可奈何。反之，“对于他的贪污舞弊，不能批评，且须为了隐蔽。”“而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则归因于党。”这样一来：
党除为从政党员诽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党受从政党员的不良影响异常之大。
蒋介石的这个检讨对现实分析比较客观，但对原因的说明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党员不守法纪，并非理论学习不够，而是因为国民党对不法党员的徇私舞弊进行包庇。比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1943年至1944年间，贪污美金债券19159920美元，合当时法币264700万元，证据确凿，却没有被公开。1945年8月，《中央日报》只刊出一张孔氏辞职获准的消息了事，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怎样。暗中包庇，世人不知其详，这是典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致。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总结失败原因时，却只字不提，因而其政府贪官污吏日益增多，以致全盘腐化。如此的政府，如何不灭亡呢？
蒋介石于此坦白承认了其训政失败，“现不得不结束训政”。他更是坦白承认国民党的弊病：
党的病状确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非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改革所能为力，必须从根本上着眼，为全面之更张，大刀阔斧，由外及内，总检讨，大革新不必囿于现实，尤须要有革命理想。
蒋介石对其党病状的严重，的确有所明白，但是他所指的克服症状的方法却无法有任何效果，劝党人学理论，整顿思想，如何能够根治呢？所以蒋介石这次在国民全会上虽然厉言声色，但却无多少人听进耳朵里去，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位置依如前行事，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军事失败，如山崩裂，仿佛顷刻之间，蒋氏王朝在中国大陆便瓦解了。
第二次更猛烈的检讨和反省是在到台湾前后的日子里。
其实，对于军事失败之检讨，自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春夏以来的军事失败后，蒋介石经常检讨失败原因和痛批他的高级将领，并狠抓军队建设，自反其军队中的腐败与军纪败坏，但效果不大。这一次大陆的全军瓦解，蒋介石是确确实实心酸不已，为求卷土重来，蒋介石更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理论等方面，不断进行深刻检讨和自省。
1949年4月27日，即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被解放后第四天，蒋介石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同年12月底，他又于自己日记中认为自己：“党务、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
蒋介石败退台湾，当然得对天下人有个说法，这种差不多全军覆灭的事实蒋介石再会粉饰，也不至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为之检讨吧。在此时，蒋介石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军事的崩溃。而对于军事崩溃的反省，蒋介石认为是由于军人固有德性的失掉和制度的不健全与非科学化，或非现代化，还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亦均不健全。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讲话时说：
我们今天失败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我们军事上的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地建立起来，所以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人事上不能新陈代谢，在经理上不能综核名实，而军事教育尤未能养成革命军人应具有的学问和精神。
1949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解《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对其部队战术，又有批评和补充。第一，解放军在川东作战中，一贯采取避正面，迁回渗透战法扰其背后，而其部队长官，却无此准备，防线很快即被击溃。蒋介石针对此认为，应当采用广泛的正面搜索，控制大量预备队，注意纵深配备。第二，解放军专门袭击其指挥部，使部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不堪一击。为此，应当实行团以上指挥部设三处的办法。一处为假指挥部，对外公开；一处为幕僚办公处；一处是指挥官的驻地。这是蒋介石具体指出其部队战术方面的错误。
（蒋介石巡视受训研究员）
同时，蒋介石对其战略错误有所认识，他说：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
我们……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
1952年1月5日，他又说：
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就制度而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人事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虚实，所有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均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蒋介石这种检讨失败的原因，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型的固定说法，到1950年1月23日，他在阳明山讲《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时，又把四年内战失败的最大原因，归咎于他的官兵学习美国军人生活方式，却没有学会美国军人的奉公守法、认真负责、崇尚科学的长处。
后在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把其失败原因归之于战略和战术两大方面。关于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或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军。关于技术方面：使中共合法化；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特别是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不到位；军队政治工作的忽略，等等。
蒋介石这些时期的反省，对于自己的错误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他有责任，可见他其实并未找到根本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根本原因，后来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检讨系统全面一些，但依然是不入骨肉。
1952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再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的原因，分为七个方面。
（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一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对三民全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上什么信仰问题，加之许多问题认识不清，自然无法同共产主义对阵。他说：“这些人一到他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要借总理讲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党。”
二是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美国对自己帮助未尽全力；《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
三是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民主政治的弱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他们“倡导”的民主政治。
四是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已遭很大破坏，而1947年宋子文又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从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五是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一直很关注教育问题，他指责这些方面的失误：教育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学，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着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不学习三民主义为民生哲学；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让中共把学校变成其城市活动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号，使帝俄以此作为“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是军事上的失败。此检讨与反省是老生常谈，一切不着边际，完全归咎于“三人小组”的调处。
七是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中共打的是“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可能作战；国民党军队动员作战的失败，没有搞总体战对抗中共；“唯物主义的流毒”。蒋介石认为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它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
八是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中共“曲解”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毁伤革命领导者”，苏联和中共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逼他下野，蒋介石认为大家逼他下野，是国民党党德的丧失。
实实在在地说，蒋介石每次的检讨和反省，虽然不断更换说法，有时的确言语深刻，批评也极为严厉，但那也只是在某些无关痛痒的失误方面。而对于他自己的独断专横，在全国搞独裁，一切私有，政治腐败等等，特别是他个人既当政治家，又当军事家，还当文化领袖，这种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民主和不科学，蒋介石一点反省也没有，倒是把下属和国民党骂了一通，却不明白，这一切实际上是他一手造成的。
蒋介石一直接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统治中国，所以必然失败，在失败之后，他虽然不愿批评自己，但多少进行一定的检讨和反省，这一点还应当给以肯定。但最无意义的是这种检讨太表面化，所以对国民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
2．“改造”声势
失去大陆，蒋介石认为“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之信仰的动摇，其应特别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义；（二）毁弃革命领袖。因此，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改造国民党，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
早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就觉得“应当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改组我们的革命组织”。只不过那时国民党内外交困：外部方面既有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针锋相对，也有外国势力带给他和他的“党国”的种种压力；内部有国民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其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倒蒋之势汹涌而起。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节节退缩，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当然没有时间来整顿自己，蒋介石也无此心力。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台湾海峡，蒋介石才获得喘息机会。加之，自己已复职“总统”后，也有了名分，为重新控制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及其领导权，蒋介石遂决定全面改造国民党。
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的这次改造，发轫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造决定，并获通过。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从而明确了此次改造的宗旨。
蒋介石此时制造“改造”声势实际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利用改造机会，纯化国民党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此机会彻底挤垮党内不同派系，特别是将桂系彻底击败。
1950年7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该会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决定：中央委员会暂停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开除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提出在“反共救国”中吸收新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