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功转型有赖于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虽然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是一对矛盾，但总能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次金融海啸的爆发，为中国更好地寻找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平衡点带来了契机。
所谓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即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关系。一般认为，资本外逃是一个国家宏观金融效率不高的重要标志。
所谓金融安全，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明确定义，但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金融体系模式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能力。
金融安全是基础，金融效率是目的。金融效率更注重资源配置最优化，一般表现为能够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安全更注重追求金融业务稳定发展，排斥任何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包括金融创新。显而易见，现代金融监管必须兼顾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不能顾此失彼。
从上述角度看，这次金融海啸可以看作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竞争过于激烈，金融资源开始从优质金融资源的开发转向劣质金融资源开发，由于这种开发过度发生了问题。
无论金融海啸的根源次贷危机是不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只要一谈到泡沫，那就必然是一种宏观现象，如果政府的宏观决策没有错是不会形成泡沫的。尤其是规模宏大的金融泡沫或经济泡沫，那一定表明政府的宏观政策出了问题。
发生次贷危机的本质是借钱消费、超前消费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这种寅吃卯粮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发生在某个国家的某一特定阶段还有情可原；但如果一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又怎么可能维持得下去呢？要不是美国拥有美元货币发行权，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几天。
那么，为什么这种方式可以在美国延续几十年呢？这就要从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谈起。因为经济和政治、军事、国际关系之间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是霸权格局。一开始是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后来苏联瓦解了，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
与此相应地，布雷顿森林会议则从经济角度确认了美国的这种霸权地位。
所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指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45个国家通过了一项控制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的综合性协定，这项协定一直实行到1973年。
当时的情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和各国之间的贸易战，各国都在寻求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建立了比较紧密的伙伴关系，于是倡导1944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
与会国家通过了美国的提案，同意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制度，并且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体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世界性协定的形式，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规则，以及执行和维护其原则的手段。
在这种霸权格局下，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苦无处说，想改变现状却又无能为力。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从中以权谋私、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地位占尽便宜，方便得很。
这次金融海啸的爆发，一定程度上给全球各国消灭霸权主义、发展多极世界创造了有利时机，因为多极世界必然会造成多极经济、多极金融格局。
2008年9月25日，德国财政部长公开表示，这次金融海啸彻底改变了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将从此失去金融霸权地位。他预计，未来全球将有4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
有读者会说，这次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在推出联合救市行动方案上还是有号召力的嘛。确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作为一种全球货币属于国际公共产品，美元发生危机，确实需要各国一起来承担责任，否则自己也要跟着吃亏；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在这其中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会自觉地把国家利益和全球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的。
这次金融海啸的根源是次贷危机，中国读者切不要以为金融海啸发生在美国，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优势，以为中国过去的严格管理是多么卓有成效。如果是这样，接下去再进一步加强监管，以至于出现过度监管，就很容易导致一管就死。过度监管的好处当然是金融安全了，也确实公平，可是却没有效率，没有发展。
这次金融海啸发生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及其财政大臣不止一次邀请中国投资伦敦金融业，但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要耐心观察、选择合适时机。很显然，金融海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不着急。
“金融海啸给我们的警告”
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是一对矛盾体，既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安全，又不能因为强调安全而忽视了效率。前者固然效率提高了，可是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后者固然安全了，可是却没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