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生
金庸小说拥有数亿读者，印数数千万册，各种媒体（书写文本与电子文本影视）竞相传播，在国人读书率不断下降中仍始终居于榜首。
所谓老少皆宜，男女皆悦，在华人世界，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通渠与管道。
仅从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论，就值得重视。主流话语提供的文学产品、文化产品也就是说传统文学的教化为一般人所厌弃。
日益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化产业与重压下的消遣性文化、文学的需求，不断上升。
所有这些，构成了金庸作品备受欢迎的文化背景，突显了金庸作品的重要地位。而中断了30多年的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小说阅读传统终于继承了、发扬了（想想当年张恨水小说之走红）。
从文本的深层看，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契合迎合了当代读者的文化意愿、文学需求。华人捧读金庸已成一大景观，一大奇观。
就文学意义言，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存在，值得深思。
当代文坛的地平线，包青天与武侠、宫廷戏特别繁忙，这是文学本身的结构与功能性问题，还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某种象征？或者是作为观察者、思考者的视角与方法存在了偏差性失误？
放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放在东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如何审视此一文化景观？
当西方以科幻小说，以《哈利·波特》吸引了世人眼球，以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引领着受众的想象空间，我们仍然在旧日的过去时的武侠梦幻世界里沉醉，这个时间性差距与空间性生存有无内在联系？
这些深层次问题，更是我们考察金庸作品所不应忽视的。
《书剑恩仇录》起笔，当时并未曾设想也未曾料到会继续写下去，然而在华人圈里，男人的，女人的，成年人的童话，竟如此使读者倾倒，终于使金庸作品从香港而走向大陆，而走向全球华人圈，实在耐人深思。
问题在于，喜欢金庸者，大有文化精英在。其实，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例如：维特根斯坦，不读纯文学，偏喜欢西部片与歌舞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格林童话》，就是典型例子。智旭《梵室偶读》“深者观浅法，浅法亦成深”，不同受众，阅读应是大不相同的。对于金庸作品，精英们的眼光里，自有另一番风景。
维特根斯坦说，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没几个人。他又说：真正言之有物的话也没有几句。这篇文章所论金庸，大约亦当作如是观。人类存在，情感存在，是相通的，又是变化的；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功能也是变化的；首先载体不同文学的存在就不同。有无文字，有无印刷，有无电子媒介，是大相径庭的。其次，传播方式，市场与流通方式不同；读书变为读图（老照片之走俏），文字与图像之争。名著之竞相改编为影视，即为斗。反过来，影视为名著也带来了商业利润。金庸小说的走红，与影视脱不了关系。影视让金庸走进了千家万户。
文学这一概念，是现代产物，我国是在18世纪中叶（世界巨变在15世纪，西方16世纪进入近代，中国是在18世纪进入近代）。小说取代诗、文成为主要文体，则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另一背景，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写字与作家之区分，从获奖者就能看到：小说奖，《大火》女作家雪莉·哈泽德以10年时间写成，凡乎耗尽她全部精力与生活、艺术积累。终生成就奖，40多部畅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55岁，富可敌国。每年一至两部小说，对于金来说，已成为惯例。
小说，作为虚构，是一个虚拟世界如网络之虚构。而武侠小说，则更是非现实的童话世界。俗文学的走俏，自古皆然。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张恨水小说的畅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金庸是承传了这一传统，而又予以了发展和提升。
《坦克与口红》，一幅现代雕塑，是我1995年赴耶鲁讲学远走美国华盛顿现代艺术馆所见。我以为是一个象征：它告诉我们，暴力与性，武力与爱情，男人与女人构成了20********主题。先谈“口红”即女性，柔情，爱情与性爱。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就是写的暴力与性。从这个角度看，同样，陈忠实的《白鹿原》亦然。二十世纪的一些名著，哪一部不是如此？回想《创业史》中的改霞，柳青对笔者说，改霞是“调和面”。意味深长。如果回忆一番当代文学，爱情如何走出禁区，是很有意味的。所谓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写爱情吗？《荷花淀》写一群妇女，寻找抗战丈夫。《百合花》写没有爱情的爱情。金庸写侠，写女人，不仅还原女人的自然权力，而且，从欲望层面写到审美层面。这与“下半身写作”“欲望写作”显然拉开了距离。
男女爱情从诸多社会附加条件中挣脱还原为男女之纯情，这己是一种现代爱情或者说回到其传统。写情而不写肉，不写性；写上半身，不写下半身，是高级趣味，是审美层面。且爱情己非理性所能解释。当然，将爱情处理为纯粹的当事人双方的情感纠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不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作为文学完全能够理解。
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法国加缪“任何情感都同样混乱无序，同样变幻不定，不仅要凭借他的表演，还要凭借他的自发冲动”。自发冲动，在爱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看看《天龙八部》，写暴力写性。段正淳，处处真情，处处留下爱人与子女，却为情人、子女与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看看《倚天屠龙记》同样，离不开暴力，离不开性。这部小说的全部关节点在哪里？成昆因情而仇，阳顶天因情而走火入魔（乾坤大挪移心法），阳夫人原为成昆师妹，早已为成昆情人，却为阳顶天所获，成昆与阳夫人长期幽会于密室。对阳夫人而言，这是婚外情，也是｝日情难舍。对成昆而言，阳顶天是夺其所爱，是第三者。于是，演出了《倚天屠龙记》，杀得天昏地暗，无尽灾难，无尽痛苦，无尽恩仇，无尽欢悲，最后，成昆与谢逊一样失明，失去武功。谢逊出家，成昆放逐于茫茫人海。
如何看待阳顶天的悲剧？一个庞大的明教组织的一把手，竟然因情而死，如何评价这一意外又是意料之中的死亡？阳顶天有他的难言之苦衷。他事实上是原谅了阳夫人，表示了歉意。他的遗言，也指定了接班人；但多少意外，造成了明教的分崩离析，几乎是溃不成军。如果不是张无忌的出任主教，明教岂非全军覆灭？阳顶天让阳夫人出入于密道，可谓铸成大错，这是有悖于他自己亲手定的教规。但细想之下，似乎又情有可原处。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为维护其公众形象，阳顶天在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中，是戴有不同人格面具的。阳顶天爱其所爱，无可厚非；而夫人呢？爱非所爱，也无可责难。阳顶天因此不可能如英国的爱德华那样，不爱江山爱美人，国情不同。再看，成昆因情而成仇，仇视明教，尚可理解；而勾结元蒙，欲杀尽华夏武林人，则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了。再看，张无忌的爱情生。先是周芷若，可谓少年情人（张周而言），周爱得疯狂，因忌而生恨，因恨而一步步走向毁灭自己爱情，毁灭自己人生的绝望之路。她在关键时刻以剑刺了心上人，刺了殷离（毁容）害了赵敏，害了成昆（先是夺得倚天屠龙）。新婚之夜，无忌因赵敏而出走，成为周芷若情感轨迹转折点。万安寺，灭绝师太的临终嘱托，让她在两难之中选择了当峨嵋派教主，这是以事业为重的选择。她又以宋青书为幌子，处处进逼张无忌，几欲置之死地。作为一个女性，她属于那种深情而绝决的阴鹜之人，让我们想起《雷雨》中的繁漪。再看殷离，这是一个柏拉图恋情的变种。精神需求高于肉体之欲，她爱的是苦难中的那个“阿牛”哥，一生在“阿牛”哥的梦幻里求得慰藉。为此，她精神分裂。这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童的爱。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女性，她最让人同情。她一生的不幸，可以说超过了其他人。问题是悲剧是谁铸成？殷离自己能不负一点责。如果说，周芷若是自己选择了背叛（内心，她仍深爱无忌），但为了峨嵋教的不致毁灭，她把自己放在了对立面。那么殷离的悲剧，纯属人生之不幸。她不幸成为金花婆婆的手杖（因对父亲的移情而出走），不幸似乎在父亲抛弃生母的一刻就已注定。
赵敏，不打不相交，机敏而执著，让无忌最终选择了她。如果周是因爱成仇，那，赵则是因仇成爱。敌对的双方，情感竟然大起大落。绿柳山庄初见无忌，赵敏即注意了无忌。赵敏的竟然置郡主地位于不屑，这种身份的转换，意味是多重的。至少在赵敏看来，她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异族联姻，突破了门第之见。与周的角逐中，赵总是技高一筹（当然灵蛇岛上也曾失算），生死枚关之际，总是赵使无忌于危急中转危为安。她的恶作剧，也许是赢得无忌的一个因素。金庸告诉我们：女性的狡诈，有时也让人觉得可爱。而且，赵为爱情而丢弃了政治与周为了政治丢失了爱情，又成为对照。赵与周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形成这两位少女性格不同的重要因素。
小昭，无私的献身为其特点。始终以一个仆人、忠心耿耿的女仆形象出现，她与她母亲金花婆婆走了一条全然相反的人生之路。当初，黛丽丝身负波斯教之重任，为窃取大挪移心法而入华，却爱上韩千叶，以至化装为丑婆，远遁灵蛇岛，在明教的颓败之势的成因上，她负有一定责任。而且抛下爱女小昭，让小昭化装为哑女、丑女，在杨逍身边仍要承袭母亲之重负，伺机盗取“心法”。无忌救了小昭，恢复小昭原来身份，小昭以感恩而无私地爱上了无忌。却以秉承母志，挽救无忌而远离中土，当上了波斯新教主，留下了无尽的爱在远方。
周的冷艳，赵的热恋，殷的梦幻，小昭的耿耿忠心——形成对比与反差。无忌最终的归属是赵，岂非让青年男女从中读出诸多启示？问题在于张无忌周旋于四个女性之间似乎束手无策，不知所从，无从选择。他最后选择了赵敏，是明智的。仅从生活质量看，赵敏的生活方式，显然会赢得男子的爱。
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格价值的完善是衡量一个社会合理与进步的唯一标尺。马克思早就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的前提。
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所谓传统的道德观念显然失去了规范性、强制性，这使得他笔下的男女爱情能从世俗羁绊中解脱，获得了相对自由度，演出了一个又一个爱情的悲喜剧。这里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与人性的弱点。同样，无忌之母殷素素是怎样俘获了张翠山的，这一段恋情写得漂亮之极，雨夜追舟，舟中坐谈，皆精彩之极。殷素素刁钻而美丽，极有心计，不吝以歹毒手腕，迫使翠山就范。正与邪的分立对峙，在殷素素这里，早已失去任何意义。在爱面前，任何障碍皆不存在。为此，张翠山、殷素素付出了生命代价。爱情的高奏凯歌是以生死相许的，然而也因了这一机缘为武当与明教，所谓正与邪的相撞提供了可能。悲剧因此证明了它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还有蝴蝶谷胡青牛与王难姑之爱，这种专业人员、科研人员的爱更是超出常规。专业领域的竞争，成为忠贞爱情的试金石，让人啼笑皆非，为之动容。金庸写爱情的多姿多彩，可见一斑。还有殷犁亭对纪晓芙的爱。纪晓芙与杨逍的结合，未婚而先孕，做了母亲的纪晓芙竟然让女儿叫杨不悔。正如被劫持者爱上了劫持者一样。纪晓芙爱上了杨逍，爱情真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你无从预测丘比特之箭会从哪个方向射出，又以谁作为矢之的。《日瓦戈医生》里，日瓦戈最爱的女主人公，会与为之失身的那位男子结婚。同样不可思议，却又是生活的真实。而殷犁亭对纪晓芙那种一往情深，尤让人感动。也许六侠不够男子汉气概，但他的痴情，一是感化了峨嵋众女弟子，二是感化了杨不悔。也是一种补偿吧。
我们还得提到张无忌的性的觉醒与少年人的朦胧的初恋。是朱长岭的女儿朱九贞，这位姑娘爱的是表兄，却以富家女子的自负引诱张无忌。在一个美少女面前，无忌对异性突然产生了激情，猛烈而不清醒，强烈而不自觉，写少年男子的性意识的觉醒写得入木三分。其后朱女在父亲密谋下，从无意识的炫耀而成为有意的美人计中的诱饵，就人格低下了。朱长岭的贪婪是以家破人亡为代价的，是以尴尬而死为代价的。朱女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
海涅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中论及朱丽叶的爱情，认为：“爱一旦和死结为同盟，便无畏一切。爱，它是一切激情中之最崇高、最不可战胜者。白那征服世界的力量源出于无限的宽宏，忘我的无私和藐视生命的献身精神。”这为我们理解金庸作品一些爱情故事，提供子清感依据。而且，如果爱是火，那么，性爱是黄色的火焰，蒸腾于其上的蔚蓝色，则是****。较之黄，那蔚蓝色更加迷人！更为圣洁而诗意充盈。
坦克即武力，暴力，男性。司马迁说：“今游侠者，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班固：“放纵不拘，放意自态，浮湛俗世。”
在统治者秩序之外，一批精神自由，特立独行的人，这就是“侠”。如果考虑到侠的言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侠”。
一、社会角色，身份认定
武术——武艺——“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金庸如是说侠的非凡武艺。极尽了夸张之能事，虽事实上不可能，而从人的性格潜能尤其现代科技考虑，则又是可能的。小说不是写实在的生活，而是写可能的，想象的生活，从这一点看，应当说有其艺术的合理性。尤其是道义与人格层面的侠，则不仅是武艺超群，而且讲“义”讲诚信。金庸小说尤其强调“孝”。这个“孝”不只是父慈子孝，而是广泛地表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一种理想人伦规范。“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则已从伦理而变为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江湖”本身有一个变换过程。庄子日：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江湖”是草野，是隐者栖居之所在；其后，变为四方，为市井；后演变为一种特定生活面、生活圈，即与主流社会脱离的，与草根阶层有着内在联系的下层群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事实上，江湖即社会，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
二、精神层面上的“侠”
从形而上的高度来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样一种杀身取义，舍身为仁，尤其是情势己居不允许的条件下，为了“义”，为了“诚”，仍奋不顾身的，不计成败得失的，那样一种进取精神、拼搏精神。例如屠狮会上，武林高手拼杀，三对三，明教对少林三渡。白眉鹰王殷天王，明知不可能取胜，仍与张无忌结盟。又张无忌苦求周芷若与自己联手，与少林对打。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不太追求权力权威，遇到什么环境，就解决什么问题，总是保持乐观，可谓特立独行于正邪之间，对江湖斗争的厌倦与叛逆，使令狐冲只有逃避江湖。看来，“浪迹江湖”始，又以“退出江湖”终，这中间包含的意蕴至少表明这个“江湖”绝非理想之境，虽然它自诩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事实上是与主流社会处于同一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之中。它的那些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运作，就实质言，与统治者，并无轩轾。只要看看各派、各帮、各宗，内部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一目了然。以明教言，教主之下有光明左右使，有四大护教法，又有五大散人，一种严密的宗派与军事组织网络，尊卑有序，等级森严。
吸引读者眼球的，往往是那种放荡不羁，无拘无束，奋发向前，挥洒自如的人生状态。也许在想象世界，在理想世界里，个人可以活得如此潇洒吧。但，潇洒是以责任为前提的，不然，只能是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
就张无忌言，《倚》一书，就是无忌的成长史，随着江湖阅历的丰富，这个孤儿，如英国流浪汉小说一样，漂泊于天涯海角，不同的是英国小说的主人公终于跻身于贵族，而无忌，在不断的上当受骗、为人作弄之后，学得一身盖世武功，却又轻武功而重情义，逐渐走上了一条忘却武功秘诀的自由之路，以至于百无禁忌，最后企望在一种“两人世界”里默然度过一生。
《倚》书中那个口号：“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含义是多重的。事实上，“倚天”在昆仑派手中曾一度拥有。当年黄容以杨过的玄铁重剑铸成，倚天剑内有九阴真经与降龙十八掌法精义。而屠龙刀内藏着岳穆兵法，只有相互砍击，始得出秘藏之宝，而剑与刀本身又削铁如泥。灭绝师太的孤鸿子与杨逍斗，剑为商人所得入汝阳王府，赵敏即有剑在握。
为了这两件宝器（相当于核武器）武林各派可以说争斗不绝，使尽了招数，要剑刀干什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称霸于武林，唯我独尊是也，这绝对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独霸天下，专断独裁。整部小说，围绕寻屠龙刀展开，这是明线，暗线又包括了寻倚天剑。当然这里是以谢逊的复仇之路，也即无忌的寻父之路交叉而织成一个“密宫”。周芷若在小岛上将殷离毁容，盗得剑与刀，嫁祸于赵敏，这一笔，写得诡秘之至，直到救出了谢逊，无忌才明白真相。（赵敏早已识破，只是不说而己。不是不说，说不得也。世上的事，有多少是说不得的啊！）各帮各派，在屠狮会上充分表演了他们的阴暗心理与丑恶嘴脸（少林派倒是颇有置身事外之心，盖谢逊已为其所获之故也）。那个朱长岭为了这刀，付出了什么代价，读者该不会忘！
在这个武林之地，其实充满了邪恶、虚伪、残忍、冷酷、惨无人道、惨绝人寰。那个金花婆婆，动辄取人性命，恐怖到不动声色。为了刀，金花婆婆不惜加害谢逊。至于宋青书，为与无忌争周芷若，背叛武当，杀叔逼主，赵敏当年，也曾欲置张无忌于死地等等。武林绝对不干净，江湖从来不平静。
“侠”不是要济贫扶困么？怎么走上了这样一条肆无忌惮的害人、杀人之野蛮之路？一切阴谋，一切丑行，在这里展示无余！还没上得山，张无忌与赵敏藏身山下野村的那一对夫妇（化了装的武林前辈）是怎么惨死的？青翼蝠王韦一笑的寒冰绵掌，以及发动之后必吃人血，又有什么合理性、正义性？
无论成昆的复仇还是谢逊的复仇，从理性，从人道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为一己恩怨，可以无辜者的生命染红双手，这不是恐怖主义又是什么？滥杀无辜是恐怖主义的最大特征。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可贵的？生命！人的生命，一切生物的生命，大自然的一切生命！这不仅是环保主义，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在于，金庸笔下的旧中国是一个非法制社会，人权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保障。因此，滥杀生命，草菅人命等同于儿戏，人们也就只好在制度外、体制外想方设法去维护着自己的那可怜生存权，而寄希望于清官，寄希望于侠，这就是包青天以及三侠五义之流为百姓们喜欢的原因。
有人说：“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及归之侠也。”下层民众对侠的呼唤，诚然出于对公正社会的现实诉求，这里暗藏了一种政治的、道德的、人格的理想。有趣的是，如《三侠五义》御猫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翻江鼠蒋平，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也是与包公即朝廷相互依存的。胡适从白话文学观点出发，对俗文学给予很高评价，就曾认为白玉堂这一形象写得非常成功，却不曾细想深究，包公也好，三侠五义也好，并不代表一种新的思想诉求、新的生存方式。
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一表面结构包含着一种深层内涵，即元末的底层反抗运动，即推翻元蒙残暴统治。明教教徒之一朱元璋（后来成为明代开国皇帝），在小说中就有对他的刻画，可谓写尽了他的权谋与野心。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张无忌的教主身份地位篡夺了，逼迫张无忌放弃了驱逐元蒙的重任，浪迹于江湖。张无忌原本就对权力无所企求，对政治并无抱负，他只是想过一种普通人的平平静静简简单单的生活，那么，他还是“侠”么，还是已经从非侠而去侠了？金庸的这一深层意蕴，事实上并不曾为众侠认同。如灭绝师太，宁可从万安寺上纵身跳下自取灭亡，只是为了不辱个人声名，而且为了峨嵋后继有人，强使周芷若受命于危难。
金庸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张无忌的侠而非侠而去侠成为金庸14部作品的发展线索。金庸明确说，《鹿鼎记》已经并非武侠小说，也并非历史小说。金说：“不顾一切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种情况，今后几千年恐怕还是这种情况。”今后是否如此，不好说。人类过去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倒也确实如此。这种权力之争在武林中以一本经书，一把利器，一个绝招为象征，“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则是武林与集权政治同一的。
积数十年历史经验，以金庸的睿智与眼光，终于他笔下的侠从天上落到了人间，那种不知生计如何维持，日常生活赖何而进行的、虚幻的英雄回归到了现实，回归到真实人生、真实人性。韦小宝呢？这个混混，也只好远走他乡了。不过，他还忘不了带上7个美女和数十箱珍宝，色与财，是不可舍的。权，可以不要了，必须交换为中国式的又一种幸福生活。
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份不明，父亲是谁？无解。母亲为妓女，韦小宝就是在妓院中厮混成长。意味深长的是，他凭着这优势在宫廷，在大内，在权力核心，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丽春院与朝廷，丽春与武林，其游戏规则竟然如此相通相似，金庸寓意之深，足证金庸识见之高。
身份确证，一直为金庸笔下人物所困，杨康如此，郭靖如此，萧峰如此，虚竹如此。血缘关系之重要在东亚、东南亚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或者说有色人种中，有；白色人种呢？哈姆雷特的身份困惑，让他无所选择。十九世纪的欧美以及俄罗斯亦然，今天也以另一种方式即种族歧视呈现。可见，为全球现象。人类的前行，留下的问题多多，此为一例。
韦小宝，无数政治人物的集合体，鲁迅所谓中国人的主奴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小宝，无所谓终极价值，也无所谓道德律令。欲望之满足与操守之缺席，表明人已非人，是人的现代性失落，还是人的异化，乃一历史的存在？
也许，生命的自由与狂欢，是人类共同的希冀。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作家……都知道一个可怕的事实，取悦于一百万个陌生人，比取悦于一个熟悉的人要容易。”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作者说：“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
从他们俩，我们看到：以娱乐消闲为宗旨的文学和关怀人类、民族和底层宗旨的文学完全可以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