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峰
1995年，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这是以研究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为范畴的著作。时间已经过去十余年了，我仍在继续思索中国散文的问题。并且由此上溯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意义，想弄清中国散文发展的规律究竟是怎么样的，它的起伏消长有没有大致的时间范围。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中。为此，这十余年，我努力搜集中国古典散文的有关资料，阅读了不少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的散文大家的作品。在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我想，如果把中国古典散文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大范围内去考察，那么，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中国古典散文在整个人类的文学史里，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这样，研究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视野就开阔了，而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智慧就更显示出其魅力来。
世界文学史，主要是欧洲文学史，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也就是公元前纪到5世纪，并没有出现繁荣的成熟的散文文体，而是出现了繁荣的戏剧和文艺理论。我们如果把散文的眼光稍微放大一点的话，这个时候的思想和文艺理论，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了对话形式，而且充满了智慧的逻辑的饱含激情的辩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当作散文来研究，它和我国的散文的发达时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时间段。这也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发展。当古希腊和罗马的戏剧和文艺理论繁荣起来的时候，中国的散文其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体了。应该说，我国最早出现的文体是散文，而散文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散文文体的成熟。
远在战国以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就有了文字。而文字一产生，也就有了散文。最初的散文是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的史实，如《春秋》。《春秋》是孔子的著作，是孔子所写的关于他的国家——鲁国的历史，文字相当简洁，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只有——短短的文字来记载。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公羊传》、《梁传》等史学著作。这三部著作，其实是对孔子（春秋》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在文字上却有了极大的变化，有了具体历史事件的描写，语言也丰富得多了。《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练、富于形象。凡乎是同时代，也出现了《国语》和（战国策》。《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的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等国的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代，欧洲还没有像样的历史著作出现，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散文出现。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代，欧洲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戏剧和成熟的思想和文艺理论巨著了，并影响了以后的欧洲文学，而我们的戏剧直到元朝才开始辉煌起来。不论怎么说，就语言和文字的成熟运用，当是共同的，只不过是成就的文体不相同而已。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的大家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诊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像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词汇丰富。《吕氏春秋》是秦丛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就是说，在三代战国时期，散文文体已经是相当完备的了。考察散文的文体流变，章学诚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战国时代，在散文美学上，对中国古典散文艺术影响比较大的，应该说是《庄子》，影响中国散文思想和道德情操的则是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学说，简直成了其后中国社会的思想圭桌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前进的。
汉代，汉武帝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放在很高的地位，成了指导思想。为了给当时统一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封建王朝迫切需要总结古代文化，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将先秦的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史记》是中国散文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在散文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史记》和李白的诗歌一样，是别人永远也模仿不来的，其中除了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一流的天文地理知识而外，还有个人的才情，个人对语言的调遣运用，和巨大的不可遏止的写作激情，这是个人的察赋决定的。而东汉时期的《汉书》就不一样了，《汉书》是可以模仿的，它的语言平实，记叙的头绪清晰。所以，后代人真正模仿《史记》的并不多，而对《汉书》下工夫的就很多了。《汉书》读了能有用，就像学习杜甫，学了就能用，就是达不到神似，起码走不了样。《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两座高山，只不过《史记》更高峭更伟大！顺便说说，《史记》和《汉书》都是诞生在西部陕西，（史记》的作者是今天的韩城（夏阳）人，《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是今天的咸阳市（扶风安陵）人。他没有写完《汉书》，是他的妹妹班昭和同郡马续后来完成的。
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能写出历史散文《史记》和《汉书》呢？我觉得其原因：一是历史散文发展的需要。之前，有了《春秋》和《左传》等历史散文著作的成功经验，为他们的写作打好了良好的基础。二是他们都有对国家的巨大的热爱的情感。章学诚认为：“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散文是要有情感的，而这种情感要“正”，也就是说，是关乎天地的大情感，是没有个人私欲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作者的笔下就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们读《史记》，读《汉书》，那蕴涵在篇章里的汹涌澎湃的不可遏止的情感就会时时刻刻在感染着你，不断地拨动着你的心弦，难怪章学诚赞叹道：“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三是散文的语言在先秦诸子的创作实践中，给他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史记》和《汉书》在语言，凝练、简明、生动，极富有创造性，许多成语，就来自这里，至今还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司马迁写作《史记》给我们的艺术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行路和读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借助山水大自然的神韵来丰富自己的散文艺术；要尽量多读书，掌握尽量全面的文字资料。这样，散文气象就会蒸腾而出，变化万千。马存《赠盖邦式序》里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艺术经验得之于山水人文的影响：“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之诸，混含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滴而渊深；见九疑之苹绵，巫山之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曼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纤；泛玩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肉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暗呜，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军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一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出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崭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峰，仿佛乎汉阳、诛泅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正人君子之容貌。”最后，他得出结论：“凡夫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万物象拱，四时而无穷。”司马迁的父亲和他都担任太史令，掌管国家的图书，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图书。那时候，文字是写在竹简上的，一般人没有机会读书，而司马迁得天独厚，有条件读到许许多多的图书，为他写《史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读书读得多，加之司马迁周游天下，把山水装进心里，并能得山水的奥妙，散文自然雄视百代，成为伟大的散文家！
汉代，政论散文也有所发展。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晃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晃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汉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骄文的称“骄赋”。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仔细考察散文的发展，《史记》和《汉书》，直接影响了中国散文以后的发展，也就是自此散文向着两途前进：一是回荡着浩然之气，作用于明道的散文；一是讲究气韵曼妙，抒发个人情感的赋体散文。
东汉后期，国家分裂，出现了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互相交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谈不上文化建设。但也不是荒凉一片，散文成就最为显著的算是曹操父子。曹操，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雕琢文字，他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简短，直抒胸臆，颇有风骨。比如，曹操的《自明本志令》。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是天下大英雄，绝不敢有这样的话！等到天下大致平定，讲求文章之风渐渐兴盛，曹不的散文，虽说伤于琐细，但是，文笔活泼，特别是他叙述生平的篇章，如《典论·自序》，情真意切，读来也十分感人。曹植的一生事业在于文学，他的散文，萌发了华丽凌虚的苗头。例如《洛神赋》，美则美矣，但缺少了内在的风骨。
魏晋之交，政治黑暗，文人自然十分小心，轻易不写文章。这个时期，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人。康为了避祸，平日在大树下边打铁。他的散文最为出色。鲁迅先生深得嵇康文笔的真谛，也很喜爱嵇康的散文，用了很大的工夫校注康集》，并说：“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比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师心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讲自己的话。晋代的散文，按照来裕峋先生的观点，是“晋汲老庄之余流，……左思之赋，陆机之文，亦竟事词藻，不能行于古作者之林”。陶渊明则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思想高远宏达，辞气洒脱，看似直白，而内秀曲拆，是散文的又一艺术境界。鲁迅先生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之关系》里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比起建安正始的文章来，确实平和了。还有《归去来兮辞》，其序文写得平淡之至，语言简练，语气平和，是以前的文章很少见的。当然，《桃花源记》则更是优美的散文。陶渊明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很大。凡是有特色的文章，其价值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南北朝时期，南朝散文多有佛学思想，北朝则多少还有经术色彩。南朝梁武帝的文章是值得阅读的，他的一些书札小品，耐人寻味，比如《答陶弘景论书书）：“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摩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摩微得钟体。逸少学钟的可知，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钟法。今欲令人帖装，未便得时。来月有竟者，当遣送也。”——平实有趣，仪态尽出。梁武帝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厚积薄发，自然文字天然。北朝的大家不少，我最心仪的是庾信。庾信，南阳新野（河南）人。《周书》有传。他的著作有《座子山集》。他的散文成就主要在赋，特别是老年的赋，杜甫说：“座信文章老更成”。他的赋，名篇有《小园》、《枯树》、《哀江南》，而为世传诵之文是《哀江南赋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旧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读来让人唏嘘不己。设置这样的艺术意境，引人入胜。吴均的山水散文也是很有成就的。吴均是吴兴故郭（今浙江安吉一带）人。在南朝梁任职，因为私自撰写《齐春秋》而，后来朝廷又命他修《通史》，没有写就死了。是悲剧的一生。他的书信很好，可以说是优美的水散文，他的《与朱元思书》，大家可能都读过的，“风烟俱净，天山一色”，令人神往。在这封书信中，他很讲究语言的艺术，比如最后的部分全是对偶句：“泉水激石，怜怜作响；好鸟相鸣，缨缨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这是骄体文，骄体文的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典故。还有，他的《与顾章书》也是很不错的，全文不长，但是清丽简洁，其引人入胜之处不光在于状形着色、拟声传响的自然清新，而且更在于寄寓其间的人生乐趣和淡泊情怀，“仆去月谢病，还觅薛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帕含云，深溪蓄翠。蝉鸣鹤吹，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吴均还著有《续齐谐记》，其间也不乏好的篇章。一个人的作品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精了就有了审美的价值，也就能流传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古代历史地理名著，也是很美的散文。既是讲水道的书，也是描述山水的好散文。比如《巫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网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这样的文字，具有极高的散文审美水平。这时，还有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在叙事、抒情、写景方面，都有优美的文字。总之南北朝的散文，不论是赋体还是山水散文，都有绝美的文章，特别是陶渊明的散文，是闪烁着古典散文审美智慧的大家之作。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从文化上来说，唐代是一个诗歌极度发达的时代。单以清代彭定求等人编纂的《全唐诗》来说，就有48900余首，诗人2200多人。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批伟大的诗人。诗歌已经成了唐代社会科举考试、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日常生活中人的个体文化素质的标志。散文在唐代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退出自己的舞台，它在积蓄着力量，沿着自己的发展轨道前进。到了中唐时期，就诞生了中国散文史上闪亮的明星，其代表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骄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韩愈的散文，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意思是说韩愈继承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的散文精神。为韩愈编撰《昌黎先生集》的门人李汉在其序言里的首句就是：“文者贯道之器也。”说明韩愈的散文是很讲究思想性的。又说：“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也就是说，韩愈的散文在文体上，也起到了革命的作用。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承传后叙》，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先生墓志铭》等大量墓碑和墓志铭，其中也有些“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韩愈散文里面的祭文，却是很抒情的文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骄俪的文风。但是韩愈的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仍然有相当遥远的距离，韩愈的散文无论在格局和气度上，都不能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抗衡，论说理，他比不上孟子、荀子、韩非子，论文才，他比不上庄子。他的散文，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宗旨，来评判天下的事物。虽然文章里也有着波澜起伏，其情感有时候如同潮水一样汹涌，毕竟思想单一，缺乏先秦诸子散文那种原生态的创造性的精神。再说，韩愈的散文，既有对古典散文的审美智慧的继承，也有在其创作的实践过程中萌生的消极因素。清华大学杨民对此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他在《万川一月——中国古代散文史》里说：“由韩愈主唱，由柳宗元、孙樵以及李翱等人和唱的这一场古文运动，立意神圣、虔诚，效果也很好，但也因此将散文朝‘代圣贤立言’的死胡同拉，一步步寂灭作者的灵性，路子愈走愈窄。”确实是这样，韩愈的散文，我就不喜欢他的谈“道”的篇章，每每读《韩昌黎文集》时，常常不去再读，倒是很愿意读他的摆脱了所谓“道”的束缚，随意写出来的散文，比如他的《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题李生壁》等这些书信类，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十分生动活泼，亲切感人。韩愈是语言大师，他的散文里的语言，词汇很丰富，他还创新出非常精工的语言，为人称道，“业精于勤”、“含英咀华”、“话屈鳌牙”等等，都已流传千古了。只不过，韩愈的散文在古典散文艺术美学意义上，我以为他比不上柳宗元。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对骄文亦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骄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喷瞬飞走；骄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骄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的文章，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骄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观点类似，而柳宗元却不是韩愈文人圈子里的人。柳宗元远在京城几千里之外的柳州（他在此地共住了十年时间）。而韩愈则大部分时间在京城，私人来往也不多。他们对散文艺术的认识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合乎了中国古典散文美学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历史需要出现“巨人”的时候，“巨人”就出现了。柳宗元对古典散文艺术的发展，其美学智慧最高者应是他的山水游记散文，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他被贬柳州时所写的作品，是谓“永州八记”。这些山水散文令人耳目一新，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比起南北朝吴均的山水散文，就更上一层楼了。无论在意境还是语言上，都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中国散文了不起的艺术贡献。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游记中，真正是把情和景的艺术辩证地结合起来，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抗议。《钻拇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钻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钻拇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堰赛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悼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草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例。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抵、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椒尔远逝，往来a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柳宗元的散文成就还表现在传记散文上。他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往往借题发挥，通过对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画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目。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媲美的。《种树郭真驼传》借郭真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像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的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另外，柳宗元的寓言小品也相当出色，比如，他的《三戒》、《黔之驴》、《临江之糜》等，富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读来也让人兴趣盎然。
唐代星光灿烂的散文大家，还有元结、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等。元结（字次山）的《右溪记》，篇幅不大，也是很有特色的山水散文：“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歌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洞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伴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右溪在现在的湖南道县城西。元结在唐代宗时任过道州刺史。这篇散文十分了得，它是柳宗元的美学启蒙之一，它开启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清末的古文家吴汝纶评价说：“次山放态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妙芳洁，亦能自成境趣。”值得一说的还有白居易的散文，在唐代也应有他的地位，他写的记叙生活情趣的散文，可能是不经意为之吧，写得非常漂亮，比如《养竹记》、《草堂记》和《太湖石记》等。杜牧的散文和李商隐的散文，也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美学风格，例如《阿房宫赋》、《李贺小传》等。唐代的散文，就文体而言，没有新的创造，思想的风采也和先秦诸子的散文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唐代的一些诗人写的诗序，有的简直是非常优美的散文，寥寥几笔，神情俱出，范山模水，形象鲜明，意境幽远，文字也十分简练。这些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很遗憾的。如果加强对此类散文的研究，是能丰富古典散文史的，也是很宝贵的散文研究资源。
10——11世纪，是中国文化思想和古典散文乃至科技又一次繁荣和崛起的时代。对欧洲来说，则是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和逐渐衰落的时期，一般称为“中世纪”。这是文学不发达的时期，也没有出现能树立起旗帜的人物和作品。欧洲的“文艺复兴”要等到14世纪左右，在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后，他们才迎来了文艺的发展。而中国在这个时期，历史已经进入到了宋代。
宋代是一个很适合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在思想理论界，有张载、程颗、程颐、朱熹、陆象山等彪炳千秋的思想家；在文学领域，除了词的完善并有极大的发展之外，散文也十分兴旺发达，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有很显著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宋人就占了六位，这六位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散文的一时之盛。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是在于发挥它在政治及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体上是相同的。从文体上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眼光要宽广一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一些，他们对骄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他们的散文兼收骄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骄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宋史文苑传》说：“国初，杨亿、刘绮，均袭唐人声律之体；刘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软？”这段话，寥寥数语，可以说是对两宋散文的精确急结。
欧阳修是真正继承和发扬光大了韩愈的散文主张，他不但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家，还推动了古文运动。欧阳修在散文史上的功绩是很大的。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他的政论文充分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优秀成分，为政治斗争服务，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他状物写景及叙事的散文摇曳生姿，从容委婉。《释秘演诗集序》、《醉翁亭记》、《垅冈叶表》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欧阳修的赋也极具特色。他的《秋声赋》，采取散文句法，把秋夜写得生动可感，且变唐以来赋的“律体”为“散体”，在赋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欧阳修又是个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还自著《五代史》，后人称之《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他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但避免了韩的尚奇好异的作风，散文内容充实，纤徐流畅；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纤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又严密，语句轻快圆融而不滞涩。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开山人物，他使沉寂了百余年的文坛再次恢复了生机，使古文的写作有了新的活力。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的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纤徐有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他还开创了中国诗歌评论的一个新的形式，即“诗话”。他的《六一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学永远的骄傲。他在诗、词、散文和书法、绘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程度。这里先论述他的散文创作，中华书局在1986年出版了《苏轼文集》，共六册，字数180多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苏轼的思想是儒、道、释三者并存，表现在散文创作上，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旧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态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解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泪泪，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纪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裕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削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赞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且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吵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旧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扣烛而得其形。他日揣，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篱，亦远矣，而吵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彗谷堰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初，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鹃，闻人声亦惊起，碟碟云霄间。又有若老人软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鹤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憎眩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蒋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美学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骄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是可以和战国时代诸子散文相抗衡的，要说散文真正的“复兴”，到了苏轼，才重新有了大气象大格局，犹如大海一样，风起云涌，潮卷天下。其后，没有像苏轼这样的古典散文了，他是横空一绝的巍巍高山！
宋代散文大家还有王安石，他也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有所发展和创新。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又是一个卓著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以拗折峭深为风格特征。最著名的散文是他的《读孟尝君传》，共有四句话：“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磋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文笔曲折而严密，极有气势，清代的沈德潜说：“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王安石的散文多是政论文，文字简短，逻辑性强，语气有着不可遏止的力量。他的游记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游褒禅山记》、《慈溪县学记》也都写得情理兼备，其中提炼出来的观点也发人深省，比如“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等等。他是政治家，站得高，看得远，说理能说透，笔力又健壮，没有苏轼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才情，却也位列“唐宋八大家”，确是名副其实的。至于苏洵、苏辙、曾巩等人，成就斐然，但是，为文都在樊篱之中，此处就不再说了。
南宋文学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锉、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开创了新儒学——“理学”。理学继承了古代的儒学，融会了佛学和老庄学说，探讨宇宙的本原、认识真理的方法途径、世界的规律和人类本性等哲学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道德、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朱熹不是文学家，也无意在这方面下工夫，但是，他的一些文章，成之于随意，却也是上好的散文。如，他的《张魏公行状》洋洋四万余字，内容充实，饱含深情。我喜欢读《朱子语类》，这是南宋黎靖德收集了朱熹的大量语录而编的一部书。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共有八卷之多。内容涉及很多，也很有风趣，明白如画，朱熹说到读书，“看文字须仔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每日可看三两段。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盖工夫都在那上也。”“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这样的语言，看似直白，然而，语言却是到了纯青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再说，朱熹挺有意思的，他提倡理学，反对妇女“失节”，他的女儿死了丈夫，他还是让女儿改嫁了，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还纳小妾，据说朱老先生还卜过勾引小尼姑的勾当。可见，人性是能战胜他的理学的。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为文必须是性情中人，没有激情，是怎么也写不出好文章的。
人类的文明史走到了15—16世纪，中国的古典散文已经相当辉煌，云起波涌，蔚然成为世界文学的独特风景。而在这时期，欧洲文学上，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作家——英国的约翰·班扬，他的散文著作是《天路历程》。不过，也许是文化不相同的缘故吧，班扬的散文的篇幅和完整性，和中国古典散文比较，是有系统有层次的，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写作，不是零篇碎章，这就是东西方的文化的差异。对散文创作上的不同的文体要求，也是东西方不同的阅读要求的反映。
也就是说，当班扬的《天路历程》出版的时候，我国的古典散文仍然承袭着以前的散文文体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在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急风暴雨来临以后才有了改变。中国的文言文，影响了中国各种文体的发展，但是，在民间，在市民里，白话文却在大行其道，明代后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如果不单单从小说的角度去欣赏的话，里边也有不少的优秀的散文描写，至少是可以和外国的散文家相媲美的。话题有点远了，还是回到明代的古典散文吧。
明初的宋镰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虽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却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了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归有光在明代后期，是承前启后的散文大家。他是昆山人。屡试不第，后来，迁居安亭江上，专心读书讲学，教的学生很多。直到六十余岁了，才勉强中了进士，当过不大的官员。著有《震川文集》。他的散文曾被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读书刻苦认真，把自己圈在小房子里足不出户，在《项脊轩志》里，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正因为能如此用功，他的散文才有了这样的成就。就说《项脊轩志》吧。这篇散文记叙了项脊轩的环境及其前后的变化，亲人生前对自己的关切和他对他们的怀念，流溢着无限的深情，人物也栩栩如生，宛然如在目前：“借书满架，堰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他的《先批事略》，哭泣掩于文字，令人感动。总体来看，归有光的散文能以清淡朴素之笔描写事物，感情真挚，记事生动，不事雕琢，风韵超然。但是，题材狭窄，他自己也说：“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也。”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与公安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他在思想上受李赞的影响很大，非常赞同李赞的“童心说”，曾经专程拜访李赞，在一起切磋达三月之久。袁宏道的文学主张是：一、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二、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这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三、所谓性灵，就是重视文章的“趣”和“韵”，这是由李赞的“童心说”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四、他把民间的通俗文学视为“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吃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一千多字，短的只二三十字。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己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冬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史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袁宏道的游记文约90余篇，这是他散文的精华部分。他的游记散文，在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如《满井游记》：“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张岱在《琅娱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说：“古人一记山水，太上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袁中郎。”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至于袁宗道、袁中道，也有精彩的篇章，他们的散文成就不及袁宏道，但袁家三兄弟的文学主张相近，在革新散文上都做出了美学努力。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张岱，字宗子，别号陶庵。山阴（今绍兴）人。少为富家子弟，爱繁华，好山水，通晓音乐、戏剧，也善于品茶。明亡以后，入山著书，于往昔繁华，多所追忆，散文造诣极高。张岱的散文，是比较纯粹的散文，是明代散文的一座高峰。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文字清新峭拔，形象生动，广览简取，刻画有力，余韵悠长。他的《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依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流场，天与人、与水、与山，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江一痕，湖心亭一点，余与舟一介，舟中两三粒而己。”写静，静到无声，而物体鲜明，俱入画中。还有他的《西湖七月半》，写了当时杭州人七月半游西湖的盛况，各类人物跃然纸上，声气如在耳旁。写的《柳敬亭说书》：“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瘤，忽忽悠悠，上木形骸。”几句话就把说书人写得宛然在眼前。全篇文字生动传神，使人不仅见到了柳敬亭的动作、语态，而且可以想见其为人。《阂老子茶》写月生：“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人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善于把握人物的精神气质，发掘人物身上的独异之处，这是张岱散文比前人特别的地方。张岱散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把中国文化中雅文化和俗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地自由地表现自我，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只自由说着自己的话。”这是了不起的散文美学创造。不说圣贤的话，不说别人的话，就构造了自己的散文话语系统，建立了自己的散文美学特色。这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生命的最有力的继承和延续。当张岱把自己的散文艺术审美眼光投注在以西湖为主体的山水上的时候，220年后，美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以描写瓦尔登湖为主题的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他的成名著作就是《瓦尔登湖》。张岱出生于1597年，梭罗出生于1817年，两人相差了220年的时间，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可是，两个人的艺术审美趣味，却是可以比较的话题。张岱和梭罗的相同处，在于他们对自然山水的无比热爱和始终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去打量，并能从自然山水中找到寄托自我情感的介质，把自己的人格和自然山水的美互相转化，产生了优美的艺术散文，感动着读者。他们的区别是，张岱在把自我的感情投入到自然山水的时候，除了和山水的美达到共鸣，欣赏、流连和陶醉外，更多的是带有深沉的家国之恨，正是“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西湖的景色，在张岱的笔下，浸透了无奈的失落的“旧时月色”般的深愁，凄美的景色，显示了孤独高傲的灵魂。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是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美色的描写，来探索人生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企图在这宁静的湖畔来思索自我的价值。梭罗来到湖边，是想向世人发表他个人的宣言，独立于社会。住在湖边，可以无羁无绊，自由地看日出、日落，到了晚上，可以孤身一人，在明月下享受那无边的孤独，把自己的身心沉醉在浩瀚的静中。这是一种成熟的静，拥有自然山水的一切，正如他说的：“我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或星星，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们的情感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描写湖畔的景色也就在思想和情感上有了分野。张岱的山水散文，和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不能等同，也和袁宏道的山水散文不能等同，他的思想和感情来得更为复杂和深沉。梭罗的山水散文则只是个人转向内心深处的自我拯救。湖畔的审美各有各的心思，但是，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优美的散文。
反观17一18世纪，是欧洲文艺的辉煌时期。14—16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产生了塞万提斯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每一部都是成功的巨著。如果我们把散文的概念再扩大一点，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些人物的独白和对话，简直就是很优美的散文。比如《哈姆雷特》里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的独白：“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还是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死，就是睡眠——”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类似这样优美的散文台词很多，它是欧洲文艺发展的最为肥沃的土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6世纪的前期，法国产生了伟大的散文家——蒙田。蒙田从1572年开始，一直到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顽强地进行着随笔的创作，后来《蒙田随笔全集》出版，共107章，百万字左右。它是16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经过分析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语言平易流畅，不假雕琢，形象亲切生动，富有生活情趣，是欧洲随笔散文发展的奠基石，开创了这种文体的先河。时间过去了三四百年，随笔散文在英国开始发展，作家迭出。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58篇《随笔》。培根的随笔散文偏重于说理，是哲理性的，和蒙田那带着个人风趣的随笔散文不同。到了17世纪，英国出现了考莱的《随笔集》和邓普尔的《杂谈集》。18世纪，英国的随笔散文发展到繁荣阶段，由于报刊的大量需要，随笔散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家用它来立论、抒情、写人、叙事，把自己的个性因素也表现出来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随笔散文作家，例如，兰姆、赫兹利特、德·昆西和利·亨特等人。当然，成就最大的还是兰姆。其代表作是《伊利亚特随笔》。这部随笔散文，个性鲜明，直抒胸臆，而又亲切平和，跌宕多姿，妙趣横生，是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散文。几乎和兰姆同时，法国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随笔散文作家，他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卢梭，他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影响了欧洲文学，引起了人们心灵的骚动。还有他晚年艰难写作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忏悔录》，把欧洲的散文提高到了理性的美学的高度，是人类心灵史的绝世的风景。在这部巨著中，卢梭袒露自己全部的灵魂，把它揭示给世人，使人们看到了一个鄙弱而伟大的真实的卢梭的形象。这种艺术的勇气，不是襟怀光明的人，是不能为之的！——欧洲的散文，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高度发展，做好了艺术的准备，也树立了美学的样标。
此时中国进入到了清代。清代的学术是繁荣昌盛的，但在散文创作上，它已经不能和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和唐宋时代相比较了，也不能和欧洲的文学相比较。应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散文的衰落时期。没有出现伟大的散文作家，也没有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转入到了严寒的冬季了……要说的话，清代的桐城派古文，算是当时还能闪耀的亮点。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彪、姚算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慕的《登泰山记》等。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骄文”的复社作家，汪中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定、魏禧。王酞定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到了19—20世纪初期，欧洲文学在世界文学里占主流地位。主要潮流批判现实主义，还有次第兴起的各种文学思潮，涌现出大量的震撼世界的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在法国，在英国，都出现了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俄罗斯最著名的散文家应当是屠格涅夫，他的《猎人笔记》能传达出俄罗斯大地上草原、湖泊的湿润气息和深厚的俄罗斯人文情怀。这时期，欧洲文学，特别是散文成就，是当时先进生产的反映，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映，也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反映。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非常漂亮的散文艺术家，他的《资本论》和卷浩大的著作，论述的主要对象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比喻生动，文采斐然，文势若滔滔江水，浩无边际，是世界散文的宝贵篇章。
清代的后期和民国的初期，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国外思潮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散文家，最为著名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康有为、梁启超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淋漓痛快。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他的散文风行天下，影响了一代文风。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的作品。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智慧，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正统的散文，沿着儒家的思想道路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篇幅也十分浩瀚，但是，文体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格局也始终如此。一条是沿着赋的道路发展，个体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影响到以后的山水游记等散文文体：这条线索的散文是比较富有审美价值的。总体来说，中国的古典散文，其源泉还是战国时代的诸子，或继承，或反对，在不断地兴盛着，不断地发展着壮大着，围绕着这个“根”，派生出许许多多的“系”，在探索，在前进，都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其杰出的代表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美学智慧，都为中国散文的浩瀚银河，布满了属于自己的星辰，并且在不断地影响着近代和现代以及当代中国的散文文学。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散文在它繁荣之后，走上衰败道路的事实。这种衰败是必然的，其主要的原因：一是散文的实用功能太强烈，大都有经纬天下的大抱负，而对散文的个人灵性张扬采取了回避和压抑。二二是文字的特殊性。中国的汉字，由甲骨文演变而来，一般来说，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具有特定的含义，散文作者在写作上要追求简明扼要，追求文字的音节美，形象美和意境美势必在客观上和口语脱节，脱离广大的老百姓，使散文只是传布于少数人的圈子里，在所谓的士大夫之间，这样，势必要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三是内容土的复杂性，散文包含的文体太多，有传记、游记、杂记、笔记，有论、说、解、原，有寓言、杂文，还有书信、赠序、碑志、哀祭、公犊等等。四是理论上的稳定性。中国古典散文从它诞生的哪天起，其文体就几乎没有多少新的变动，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一篇散文，如果不看作者，就分辨不清楚是哪个时代写的，几千年一个散文模式。把写文章看得过于正经和神秘，动辄就要“载道”，就要“经世”，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所以，作者在散文的创作上苦苦追求发扬六经之旨意，维系世道人心的最高境界，主题太严肃了太沉重了，影响了散文的艺术发展。和世界散文相比较，特别是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散文“无可奈何花落去”，发展得特别缓慢。不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么深厚的散文文化底蕴，一旦在解放思想，接受世界文学思潮的有力冲击之后，中国散文的新生就像地平线上的红日，即将辉耀世界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系统研究还刚刚开始，要研究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勾画出我自己的古典散文简单的蓝图，是对是非，探索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