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是否能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那还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尽管它起因于一种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思想确定下来的愿望，但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轻蔑地说，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被当作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看待，因为它的大多数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样缺乏精确性。但这种指责是建立在一种对事实完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确的定义，只有对这样的一些精神科学来说才是可能的，即这些精神科学试图拿某一领域的事实去适应某一逻辑体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是其中之一门——之中，这种明确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确也是不可能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是从某一动物和植物的正确而又充分的定义开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生物学还是不能赋予生命这一概念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物理学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对物质、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清晰而精确的程度的话，那它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任何一门科学，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数一般概念起初总是难以确定的，最初只能通过它们起源的现象领域进行解释。只有通过对观察材料的不断分析，才能弄清它们的真相，得出有意义而一致的内涵。我总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这种拒绝从人们所提出的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很清楚，一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科学除了一点一点地研究它的发现，一步一步地解决其问题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当我努力获得被人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的有关性功能的那种认识时，人们便诬蔑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当我强调那一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时，便有人对我说精神分析学否认体质和遗传因素——这正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总之，无论以多大代价，不管用何种方法，总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经试图根据精神分析的观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观点。在《关于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乐—非快乐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当然这方面我并非首创）、以及所谓“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替代。后来我又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每一心理过程都可以被认为同三个并列因素有关，我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动力（dynamic）、图式（亦译“形态”，topographical）和经济（economic）。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心理学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目标。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设想。在写了几篇论文如《本能及其变化》（1915）、《压抑》（1915）、《潜意识》（1915）、《悲伤和忧郁症》（1917）等之后，我中止了这一计划的执行。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做这种理论判断还为时尚早。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著作中，我着手根据有关病理学事实的分析观点，对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进行了分析，将它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代表人类道德标准。
但愿我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床上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chn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 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
六
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表面看来，这种反应很像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某些东西的翻版，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极端幼稚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如法国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术语的学究气和粗俗所触犯（人们不禁想起莱辛那不朽的梅列涅尔的骑士里克特）。另一种评论，其语气更加严肃（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某一心理学教授并不认为这种评论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称：精神分析的整个思想模式与天才的拉丁民族（genie latin）不相符合。从这里看出，那些法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者——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显是被抛弃了。听到这种评论的任何人都会猜想：精神分析曾经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enie teutonique）的宠儿，一生下来就被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法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最初是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我写《释梦》开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主题了。它在德国和法国一出现，就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和美学的各个部门，被应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随之开始。所有这些同医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学科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所联系。因此，用不着我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涉猎。然而，我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把它们完全忽略不提，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地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和价值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毕竟应诺要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叙述。精神分析这些应用的大多数开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为了满足自己的非医学兴趣，我时常对这方面有所探索。后来，其他人（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步我后尘，深入到各个不同的主题之中。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限制我只能叙述自己在精神分析这些应用中的作用，所以我只好对它们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相当不充分的描述。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我渐渐地认识到这一情结的普遍存在性。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么一种可怕的主题，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心理生活的普遍规律在其全部情绪意义上在这里被人们抓住了，那么，所有这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命运和神谕只不过是一种内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觉中，在与自己意向相违背的情况下犯罪这一事实，很明显正是他犯罪倾向性的潜意识本质的正确表现。从理解这一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理解人物悲剧《哈姆雷特》只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在对《哈姆雷特》的意义毫无发现、对其作者的动机毫无推测的情况下把它赞颂了三百多年。诗人所创造的这一神经症主人公，同现实中他的无数伙伴一样，竟然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遭遇不幸，这绝非偶然。因为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任务，是为了那两件事向另一个人报仇，而这两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这一任务面前，他的两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亚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便写了《哈姆雷特》。我关于对这一悲剧进行分析的提示，后来得以由琼斯彻底地完成。这同一范例后来被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作调查剧作家选择材料的起点。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