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霍尔是那里的校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会见。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诱惑：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 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毫无损伤。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马上就成为幼儿性生活的高潮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narcissism）或自爱（self—love）。稍经考虑，我马上便认识到：这一状态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患者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储藏处，对象贯注（亦译“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便从这里出发，而力比多则能够再一次从那些对象中流回这里。因此，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断地被转变为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这种转换所能达到的程度可以由一个处于爱恋状态中的人提供最绝妙的说明，这种爱恋的态度不管是性欲的，还是升华的，它竟然能够达到牺牲自己的程度。鉴于迄今为止，在考虑压抑过程时，人们只是注意什么东西被压抑了，所以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对于压抑力量的正确判断。以前，人们认为，压抑是由作用于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动的，然后再使它对力比多本能发生影响。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现在被人们认识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是一种自恋力比多，所以压抑过程就被看作是发生于力比多自身之内的一个过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互对立，而自我保存的意义就是抵御对象恋的要求，也就是抵御狭义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紧迫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这种理论现在一无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为建成这么一种理论做些尝试性努力。它一开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饥饿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爱）进行了比较，但后来又用一种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新比较替换了这种比较。很清楚，这种比较并非这一主题的最后定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种只存在有一种单一等级的本能的假设，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满意。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对自已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推理的爱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也考虑了一种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诸本能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和一种默默活动的死的本能或者毁灭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适应性，看作一种恢复某一曾经存在过、但被某些外部障碍所中止的情境的冲动。本能的这种本质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强迫重复现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说明。生命呈现给我们的这幅图景，是由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