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山住了九天，有时候清醒，有时候迷糊，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中午，再次睁开的时候就是晚上，又睁开的时候就是第二天。在我清醒的时候，在那九天里我见到许多同样有时候清醒，有时候迷糊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船夫，清醒的船夫，不清醒的船夫，清醒但是希望变得不清醒的船夫，不清醒但是希望变得清醒的船夫，都在寻找，到来，离开，经过的路上，我记得的时候问他们蓝色的村庄，他们中没有人见过，有时候他们就一直摇头，也不知道他们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没有。
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清醒，我不清醒的时候就在做梦，在梦中我看到了很多次三牙叔，在梦中他很年轻，他的胳膊上带着青春清晰的肌肉线条，他站在一个蓝色的村庄前，身边站着一个美丽的少女，三牙叔叫她安雅，她有着褐色的皮肤，明亮的大眼睛和一条乌黑的辫子，安雅在微笑，笑得就像阳光。
有的时候我清醒，但是圣山那里却没有船夫，我猜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样的时候，就是生意不太好的时候，我就穿过树林中的小路，去圣山酒吧的西面，那里有个破旧的小村庄，满是灰尘和丢弃的塑料瓶，在那里我看到猪在树林的腐烂泥土中奔跑，狗穿过树叶缝隙中的阳光扑向蝴蝶。
后来有一天我从大麻店的墨镜老头那里知道其实圣山酒吧离主河道并不算太远，从正确河湾进入支流航行只有三十几分钟的航程，其实圣山所在的地方也根本也算不上雨林深处，那天雨下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也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悲伤，这本就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事实。
不过，彩色大鸟就是突然在那天早上失踪的。一开始我以为它躲在西面村庄的鸡窝里，它有时喜欢在那附近呆着，大概是寻找某个公鸡不在的时刻骚扰母鸡。后来雨停了没有看到它，也没有在意。到了下午喂食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出现。我们请两个酒吧里的人一起搜索了树林，踪影全无。
我们又围着圣山和西面小村的六个鸡窝转了一圈，彩色大鸟也没有在附近的草丛里。
它飞走了，大概是厌倦了圣山酒吧里大胸女孩子做的黄豆煮鱼肉的味道。它选择了大雨中这样一个没有清晰温暖阳光的早晨离开，离开我独自继续去看自己的世界，有一天累了也会在一棵红树上有自己的家。彩色大鸟离开的时候没有和我，圣山酒吧的女孩子，大麻店的老头，村落里的公鸡母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说再见，虽然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离开大概是它在雨林中的宿命，或许本身就不应该想过留住它，但是它没有跟我说再见就走还是让我觉得有点难过，我一直以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是朋友。
“大鸟老兄，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你，不会再见到你可以变大变粗的脖子，你终归不会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CASAROSSO剧院成为色情大明星。”我看着水面说。
其实我也不会再见到丛林里所有的人，正如每次停留，寻找，离开一样，直到背着背包离开前回头的那一刻，才会觉得唯有离开才是永恒的。
二十三岁那年的五月，在另一场大雨之后，我离开了雨林中一个叫圣山的酒吧。
我顺着河流的方向，往东，寻找三牙叔逝去青春中的蓝色。大鸟离开以后，我话说的更少了，有时候我再次从背包拿出三牙叔送给我的那本《水果湖，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那些应该是遥远的记忆，那些记忆存在的物理部分已经烧成灰随水流逝，不过有时候我躺在船头，在阳光下眩晕的时刻，或是在大雨中感觉得寒冷的时刻，我总感觉我仍旧可以触摸到那些记忆的某一部分。
我继续顺流向东，航行一段，停留一天。航行了两周，亚马逊河变得越来越宽，河边见到的村庄越来越大，河面上的柴油机大船也越来越多，已经不再适合我的小木船航行。
我把船停在河北岸的一个码头，这里是一个小镇。靠着一个小山坡而建，光线明亮，河边是一片灰色的沙滩。一个破旧的葡萄牙殖民时期的房子，屋顶有着柔和的曲线，有面墙上贴满了淡淡青色花纹的瓷砖。多年前房子里曾经住的是一个咖啡园农场主。现在这个房子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一个小面包店，白色的墙壁，木头的窗户，窗户和桌子都刷成淡黄色。桌上陈列着芝麻面包，撒满果仁的面包，镶嵌有胡萝卜丝的蛋糕，黑面包和小块奶酪。奶酪的臭味弥漫着半个街道。我记起去年冬天欧洲小镇的那些彩色广场，和这个河边的街道有某些相似，相似的布局，相似的气味，人们在买卖相似的东西。
阳光很强烈，我走到沙滩上，脱了上衣找了一棵椰子树坐在树下，在身边一个榨果汁的小摊上买了杯甘蔗汁。榨甘蔗汁的老头枯干瘦小，脸上表情专注严肃，拿着弯刀动作飞快的削甘蔗，接过钱给我甘蔗汁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
河边站着两个街头演奏者，两个矮胖的巴多人。他们都有对于巴多人很少见的长的卷头发，都穿着花布短裤和绿色的短袖。一个拉一个比他身高还高过一头的大提琴，一个弹一把很小的吉他，他们弹的时候低头没有看其它人，就像是在街头演奏给自己听。像大多数南美的歌曲，他们弹奏的歌曲有欢快热烈的节奏。一个长着深褐色长头发的年轻女孩子站在他们的身边专注的听，曲终的时候，一阵轻轻的风吹来，把她满头深褐色的长头发吹到脑后，她微笑。
“安雅的微笑在阳光中就是这个样子吗，三牙叔？”我问自己。
靠近了亚马逊流域的东边，欧洲裔，巴多人，亚裔，非洲裔，土人的混合居住也开始多了。数百年前，这个河边的小镇也许是从非洲运送奴隶到美洲内陆的一个中转港口，一艘摇晃的木船在穿过大西洋的风暴进入亚马逊河后停留在这里，木船上放下梯子，走下一群从非洲运来的消瘦的奴隶，他们呕吐，引来一群白色的海鸥，我想。
“你还要吗？”枯干瘦小的甘蔗老爹又递了一杯甘蔗汁给我，塑料杯的杯口上停了一只绿头苍蝇。
我并不想喝太多的甜甘蔗汁。
不过我很想问甘蔗老爹“他这么不停的削，这些削下的一大堆皮他每天怎么用，一把大火烧掉，在火焰上烤两串羊肉？有没有人向他抱怨他榨的汁太浓太甜，每天喝了太多他榨的甘蔗汁，最后像那个河边站着的那一个黑人大妈一样长的肥胖无比？或是最后被那些甘蔗汁里的糖烂的只剩下三颗牙齿？他是不是每天都来这里，在这个窄小的沙滩上看着河面上的船来船往？在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卖过甘蔗汁给一个长相猥琐带着疲惫眼神的年轻旅行者？”
甘蔗老爹仍旧在安静地等着我，我猜他专注严肃肯定的眼神和他右手上飞快移动的削皮弯刀阻止了我拒绝甘蔗汁和他要钱的左手的想法。
水流带着落叶和泥土流过沙滩，模糊了记忆，流入大海，一年又一年。
到了日落的时候，我顺着镇上一条青色石板铺的小路慢慢往小山坡上里走。石板铺的高低不平，石板间留下弯曲的缝隙。这样的地方大概仅仅只应该出现在明信片上的，总是在照片上看似浪漫，真正走的时候每一步拖鞋都陷入石块间的缝隙，一瘸一拐。
走上小山坡顶上，有个石头凳，两个老太太坐在石凳上，看着河面，她们身边的收音机里放着的一首轻柔的巴萨诺瓦（BOSSA NOVA）。已经过了傍晚，河面上的红色的晚霞已经退去，夜空中还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天空上晚霞的深色轮廓，月光如水一般落下，落在那些小屋暗红色的瓦片上，消失在点点的灯光里。
又继续走了七八米后就到了一个小平台，平台上有三十几个人，有成人有小孩，围成一圈。圈中间有几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在练习柔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黑人在指导。年轻人算不上高大，但是肌肉很强健，教的大概是腿法，年轻黑人示范柔术的不同踢法，每轮两个男孩子在场中练习。一开始面对面踢来踢去，翻两个筋斗，中间总是保持两米的距离，踢的就像电影中回放的慢动作。后来就越来越快，距离越来越近，然后渐渐有了身体和腿的接触，最后就是肩膀的左右移动，头部的躲闪，用上臂贴紧身体的防守。
第三轮出来的是一个瘦小的日本裔男孩子。我猜他的父母也站在圈里，站在我对面的地方。他的爸爸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笑容有点狡诈，我想起很多熟悉电视剧中的龟田小队长。这些巴西的日本裔移民，出于某种未知原因，或许是带着对美好阳光的向往，对战争的逃避，对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律对日本裔的歧视的无奈，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的陆续移民来到这里，成为咖啡园，甘蔗地，稻田，豆田里的农民，渐渐成为巴西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一百多年前，他爷爷的爷爷从日本来到这里，显示了对种田的天赋，今夜此时是他显示对巴西柔术理解的时刻。
日本裔男孩子的对手一个肥胖的黑人小孩，笨拙的忙着用上臂保护着头部。胖小孩的动作有点慌乱，机械又不可预测，但是讽刺的充满节奏感，他的腰和头被本男孩子踢中。对面的人群中，龟田小队长脸上的狡诈笑容更加意味深长。年轻黑人走入场内，中止了这轮可笑的毫无意义的练习。这几分钟柔术练习的胜者一目了然，只不过我还希望胖小孩在场上多呆一会。我对他在左腿右腿前后翻滚被踢中的肥胖身体带着的深不可测的节奏感印象深刻。那个肥胖的男孩子是个舞者，他的舞台应该在大街上天空下，只是错误的在今夜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
我继续走过了小山坡另一面的尽头的拐角，右边是一个向下的石板楼梯，上面有些黑色碎石块，灰尘和丢弃的塑料袋，五十几级的石板直到小镇下面的街道，街道两边是依着土坡的建造的高低不平的红瓦屋顶，房子大多有三层，每层有个阳台。石板楼梯的两边的墙上面挤满了黑色灰尘和矮小植物的尸体，只有一面墙涂成白色，就像是刚刷过，白的和这整个街道的灰尘不协调。
两个黑人小孩就面对着石板楼梯坐在拐角那里，回头，其实大概也只有十一二岁，两个人都穿着米色的短裤，一个穿着一个宽大不合身的天蓝色背心，穿着个人字拖鞋；另一个光着上身，露出皮包着的两排肋骨。他们转过头，用他们细小的胳膊在石板上支撑住身体，盯着我，他们笑，露出白色的牙齿。
那个光着上身的瘦男孩子站起来，做了一个把烟放在嘴里的姿势，然后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根，叼在嘴里，做了个抽烟的动作。
“有打火机吗？”他用手做了一个点火的姿势。
我十二岁那年的暑假也和张超一起在香草海找路人要过烟要过打火机，那个青年人很爽快地给了，大概看到了我成为社会栋梁的潜力。那时抽烟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抽了以后，我觉得我到了十七岁，如果我能看到未来，换种方法说，就是抽了烟后我从烟雾中穿越去了在安城风沙中继续成为社会栋梁的年龄。
“你十二岁，”我说，那就跳个舞吧，我做了个跳舞的动作。
他就跳了，在石板路上，每一步鞋都踩到石板的缝隙，一瘸一拐。
“你看，你看”，他一面说，一面在石板路上挥动胳膊和腿跳起舞起来，“咿呀，咿呀，咿呀，嚯。”他叼着那根烟，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
桑巴就是这个样子，石板路上的晃动。我打开背包，摸摸旁边的口袋，里面有支笔，一支蓝色的笔，前几周我一直用它写些日记；还有我在达卡村拿到的那只吹箭，我从未用它射过任何东西。
我看到河南岸远处城镇的轮廓和港口的灯光，那里大概就是贝伦市（BELéM）吧。我知道那里快要接近亚马逊河流域的终点，再往东边，亚马逊河就会在某个黑暗寂静的地方流入的大海。而这里，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就是我航行的终点。
“拿着吧，我都用不上了，”我做了个写字的样子，把吹箭和笔都递给他。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舞跳得没有你好，读了一本叫《水果湖，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的书，抽了两包烟，怀揣着成为社会栋梁的梦想，香草海的人行道上也有弯曲的缝隙。
他接过了笔和吹箭，看了吹箭一眼，把它夹在胳膊下，又拿起笔，和烟一起叼在嘴里，猛吸两口，笑了，露出黑人小孩洁白的牙齿。
“你想买个这个，买这个，”，那个穿天蓝色背心的跳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个简单的绿色塑料球，几乎是要硬塞到我口袋里。
“走开，”我推开他的手。
滚吧，滚吧，拿着我的笔和吹箭滚吧，找几个胸前挂着相机的日本游客吧，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小混混抽过烟的位置，算不定太郎，次郎，三郎，纯子，恵子和千代子会在这里与你合影留念。
我背着包继续往下走，一瘸一拐的踏过每个石板间的缝隙，我也曾经十二岁，向路人要过烟要过打火机，然后一边抽烟一边笑话那些路过的已经年过中年的****。不过，没了那支笔，就没法写日记了，没法写了，就不用写了。
我继续踏过每个石板间的缝隙向下走，后来在一瘸一拐中我感到那些缝隙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穿过黑洞的是真实，虚幻与记忆之间的距离，对于此时此刻在地球这一面丛林尽头的我，我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对于八个月前在地球另一面上海商业楼玻璃窗后的我，我活在虚幻的世界中。
在黑洞的这一边，我还可以听到石凳上那两个老太太收音机里巴萨诺瓦的节奏声，不过我感到穿过我脚下石板路的是一首忽隐忽现的歌，就像三牙叔那本破碎的地图和那个遥远的蓝色村庄一样模糊，我听不清它的歌词，它有迷惑的开头，没有结尾，有的只是收音机里发热的扩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