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甘肃南部、汉水上游的西和、礼县一带，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近年来随着秦宫室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大量文物的出土，足以证明，秦先民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所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情风俗在这里得以延续和传播。目前依然盛行于此地的古老民间风俗活动——乞巧，就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意蕴的一种民间风俗活动，根据笔者调查了解，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风俗，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民间乞巧风俗，和陕西等其他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其活动形式和仪式延续了自汉代以来的乞巧传统，蕴涵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及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意味，可谓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民间风俗的活化石。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的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当地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农历七月七日，西和县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首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乞巧与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密切相关，即向神灵“巧娘娘”祈求使女人变得心灵手巧的一种传统民间风俗。所以既有宗教意味，又有爱情意味，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纸偶形式的“巧娘娘”造像也具有浓郁的民俗美术文化韵味，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美术形式。
一、西和、礼县“乞巧”风俗概述
七夕节在古代也称“女儿节”，西和、礼县一带，也称“乞巧节”。每年七月初一至初七的“乞巧节”，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女儿节”，其场面之热闹，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毫不逊色于春节。当地乞巧风俗，在延续传统乞巧古风的基础上，随时代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变化，以时间为序，大致包括以下活动：
准备阶段：城乡姑娘从六月下旬开始，就已按村庄或街道结合，演练曲目，筹备服装道具以及祭祀用品，从县城纸马店请（买）回扎糊好的巧娘娘纸偶造像，寻找合适的居民家庭设置灵堂。
迎巧：一切准备就绪后，于农历六月晦日夜晚，抬着巧娘娘像，在河边搭“仙桥”（在河两边扯红头绳），进行迎巧，并演唱迎巧曲：“一根线，两根线，我把巧娘接下凡。一片瓦，两片瓦，我把巧娘接下马。一炉香，两炉香，我把巧娘接进庄。一根绳，两根绳，我把巧娘接进门……”从河边一直唱到灵堂，再供好巧娘娘像，开始祭祀、唱乞巧歌、跳舞等活动。
乞巧：从七月初一日至初七日，就是真正乞巧活动的主体，姑娘们打扮一新，又跳又唱，其歌词多反映着青年妇女的心声。夜晚在本村进行祭祀、歌舞，白天则如民间社火一样，各村之间交流互演，当地称“交神”。初七日清早要在本村水泉边祭祀水神，用容器盛泉水于灵堂，称为“迎水”，夜晚进行会餐活动。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乞巧”活动开始，姑娘们用事先生好的“巧芽”，将白天所迎的水盛于碗中，将巧芽置于水面，以巧芽影子形状与物象的“巧合”程度判断是否“得巧”，并且伴随乞巧歌进行：“巧了给一个花瓣儿，拙了给一只鞋垫儿……”
送巧：七月七日深夜进行“送巧”，将巧娘娘像抬到村庄河边，唱“送巧歌”，烧香点蜡、放鞭炮，并将巧娘娘像一起烧掉，送别和姑娘们朝夕相处七昼夜的巧娘娘，歌词中充满了无边的惆怅与悲伤：“白手巾绣的牡丹花，巧娘娘走家我咋家（怎么办）？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害怕走迟了天门关。野鹊哥，野鹊哥，你把巧娘娘送过河。驾的云，打黄伞，你把巧娘娘送上天。白手巾绣的是水仙，一股子青烟升了天。巧娘娘，上天去，再等明年（个）七月七……”
从当地流传的乞巧活动形式来考察，虽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也基本延续了传统的乞巧风俗，例如生巧芽、丢巧针等，同时纸偶“巧娘娘”造像从七夕节“乞巧”历史来考察，其造型也有历史文化渊源。
二、“乞巧”风俗的历史探源
“乞巧”风俗应源于中国著名的民间神话传说“牛郎织女”以及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起源于西汉时期，“牛郎织女”传说虽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其历史文化渊源却可以上溯到三四千年前，最晚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织女星”的称呼了。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在其相关论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缜密的考证：他认为地处汉水上游的西和、礼县作为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起点。秦先民居汉水上游，在长期的繁衍生息过程中，通过仰观俯察，遂以汉水命名晴天夜空中呈现的银白色光带为“汉”。周秦文化融合后，“汉”或“云汉”、“天汉”成了银河的通用名称，而将位于银汉北侧呈三角状排列的一大星两小星称作“织女”，西周之时“牵牛”、“织女”已是天汉两侧的两座星名，只是相关故事尚未形成。而作为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也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可以说是“男耕女织”农耕社会的缩影，所以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也是秦人为纪念其“男耕女织”文明的始祖“叔均”和“女修”，秦先民最初为游牧民族，所以“牛耕”和“纺织”的发明，对其生产和生活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织女的原型应是秦人的始祖女修，牵牛的原型来自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杰出人物叔均。后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高度发展，“牵牛”和“织女”开始由互不相关的两颗星座，进而产生了爱情纠葛，最终演绎发展成为“牛郎织女”故事传说。
“牛郎织女”故事传说的情节初步形成在汉代，如《古诗十九首之十·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织女与牵牛的真正“结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梁殷芸的《小说》中，已经演化成为完整的故事，但篡改和歪曲了传说的情节。其后随着勤劳、善良的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按自己的理想对传说的反复改造完善，才最终形成了这个完整、美丽的传说。
从西和、礼县流行的乞巧风俗及“乞巧歌”歌词中也可知，乞巧风俗中的巧娘娘应为织女无疑，如乞巧歌中唱道：“有心把巧娘娘留一天，害怕天上生故端。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巧娘娘心里不了然。有心把巧娘娘留三天，牛郎抱子银河边”。所以汉水上游的西和、礼县一带当为“牛郎织女”故事传说的发源地，乞巧风俗的文化渊源当为秦文化、农耕文化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复合体，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积淀。
汉代时期的乞巧活动中，不仅有“穿七孔针”的风俗，而且开始用瓜果祭牵牛和织女，以使妇女变得心灵手巧。唐代时乞巧风俗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已经十分流行，诗人也有大量关于“七夕”主题的诗歌，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罗隐《七夕》诗：“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等。唐代统治阶级对七夕节也非常重视，据传唐玄宗曾于宫中建“乞巧楼”，以锦结成，高达百尺，可坐数十人。在楼上陈列瓜果酒炙，摆设坐具，以祭牵牛和织女二星。对宫中嫔妃们各赐九孔针、五色线，在月光下穿过者为得巧。乞巧后，演奏清商妙曲，欢宴达旦，以至城中士民之家皆仿效之。
宋代乞巧风俗仍极为盛行，《岁时杂记》记载：宋代东京潘楼出现了乞巧市，专卖乞巧物。七月一日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以至“车马相次拥遏，不得复出，至夜方散。”%又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宋代乞巧活动形式有穿七孔针、以蜘蛛乞巧、种生、立巧竿等。元明清时期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在民间流行，清代宫廷只有后宫仍有此风俗，皇后亲行拜祭之礼。乞巧方式在基本承袭宋代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变化，有丢巧针、卖巧果、生巧芽等。
由此可见，汉水上游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风俗，与汉代以来流传的乞巧古风是一脉相承的，为我们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现实根据。
三、“巧娘娘”纸偶造像艺术探析
乞巧作为一种民俗，也有民间宗教的成分，所以自然就会有相应的偶像崇拜，如前文所述，“巧娘娘”像就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种民间美术造型。如前所述，巧娘娘的原型是秦人始祖女修，也就是“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中的织女，在当地民间，一般多称女性神仙为“娘娘”，如“送生娘娘”、“女娲娘娘”、“王母娘娘”等，因织女善织，心灵手巧，所以称为“巧娘娘”。巧娘娘作为乞巧活动的偶像，她是灵巧、善良、勤劳、美丽的理想化身，是历代劳动人民根据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渴望而塑造的艺术形象，所以寄托着民间艺人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望，传达出浓厚的民俗文化意蕴。
当地流传的巧娘娘纸偶造像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开始流行的小泥偶“磨喝乐”，在乞巧棚上所刻“织女像”，以及立“巧竿”等，都已具有偶像崇拜的意味，应是巧娘娘纸偶造型的前身，因为这些已经组成了乞巧民俗事象的系列视觉元素。明代时期给木制的磨喝乐“衣以彩服”，这种形式已经和现在的巧娘娘造像形式较为接近，巧娘娘纸偶造型是同时综合了“磨喝乐”、“织女像”、“巧竿”等关于乞巧造型元素的特征，同时结合当地丧葬风俗中流行的一种纸偶人物造型形式，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和完善，从而发展成为这种独特的纸偶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西和、礼县一带巧娘娘纸偶像一般由纸马店的民间艺人制作，纸造型在当地也称“纸活”，纸马店平时主要制作丧葬风俗中的各种纸造型，只有在乞巧节前夕，才制作巧娘娘像。巧娘娘像的制作技巧较为复杂，综合了民间艺术造型中的塑、画、剪、贴等造型方法，经过民间艺人代代延续，流传于民间。
巧娘娘像的动态、造型、装饰一般模仿传统木偶戏中的人物造型，多为正面直立式，整个造像基本由头部、躯干、四肢和莲花台构成。巧娘娘纸偶造像最主体、最主要的在于头部的制作及装饰。在当地一般的纸塑造型中，立体造型多是用竹篾做骨架，外糊白纸，再进行装饰。而巧娘娘造像中，头部的造型是用特制的模具和纸做成，先用泥巴做出较精致准确的模型，待泥模型晾干变坚硬，然后先用废旧报纸进行多层裱糊，再在报纸上糊两三层白纸，厚度为2～3毫米，待干后从中间划开，取出泥模型，再将其黏合，用砂纸磨光。干透以后，进行精雕细琢，描画五官，剪贴头发，装饰花卉。躯干和四肢部分用竹竿、竹篾、麦秆等扎成骨架，外罩各种彩纸做成的华丽衣裙，立于用泥土抟成、装饰精美的莲花台上，裙下露出精巧的“三寸金莲”。每年农历六月下旬，色彩艳丽、五彩缤纷的“巧娘娘”纸偶造像就成为西和县城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一扫丧葬习俗中纸偶造型的神秘与凄婉，取而代之的是节日的喜庆与无穷的愉悦。
巧娘娘纸偶的装饰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审美特征，也体现出强烈的民间艺术趣味，同时借鉴了民族传统戏剧的装饰特点。头部的装饰在洁白的纸壳上通过描画、剪贴的形式完成，而巧娘娘的美丽也最集中地表现在头部尤其面部的描画和装饰上，弯弯的柳叶眉，高高的鼻梁，小巧的樱桃嘴，脸蛋用淡淡的洋红晕染，白里透红，乌黑的头发上装饰艳丽的花卉，妩媚动人，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特征，和传统的民间泥玩具人物的审美特征较为相似。正如乞巧歌中对巧娘娘纸偶造像的赞美：“巧娘娘的好眉毛，弯弯的眉毛两眼笑；杏核眼睛圆又圆，线杆鼻子端又端；窝窝嘴、实好看，糯米牙子赛天仙；巧娘娘的好白手，白蜡蜡手儿摘石榴……”俨然是广大村民理想中美丽、淳朴、善良的农村少女形象，集中体现了民间艺术泼辣质朴的审美情趣。
衣饰集中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对色彩对比的独特运用，虽然大量使用对比色，但又有统一的主色调，色彩一般以红色系列为主，间以小面积的绿色、紫色等，使整个造像具有很强的整体感，和丧葬习俗中常用的黑色、黄色、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视觉心理效应截然相反。
四、陇南“乞巧”文化生态的变异与保护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
中国是农业大国，20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所以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三十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他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
巧娘娘穿的缎子鞋（音hai），你打高山蜿着来。
白蜡蜡手儿红指甲，摘下的漂子（当地的野草莓）谁吃价（语气词）？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
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乞巧文化宣传与保护措施，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保护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科学性、实效性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
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同时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
同时还应充分挖掘其他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他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
同时笔者以为，在山区地带还应将一些传统的耕作方式作为民俗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这既符合山区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是延续人类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目前一些小型的适应山区耕作的耕地机正在山区农村兴起，而农村的牲畜数量近年来急剧减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牛耕方式是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对农村的环境不造成任何污染，而这种机器不仅浪费能源，也不利于农村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在工业文化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日趋凸显的当代，人类正面临着种种难以消除的生存危机，重新认识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与民间艺术文化的弘扬与保护，也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而达到人类社会的高度和谐。
陇南北部的乞巧节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但在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系列重要思想的形势下，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又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