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美国已经对做空中国进行过一次大预演。
在对中国的大做空中，如同国际炒家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每一出做空大戏一样，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然后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实施。
在1997年袭击港币中，金融枭雄索罗斯遭到重挫，为此大为恼火，他咒骂中国政府违反自由市场规则，没有民主自由，利用政权干涉金融秩序。而中国却在此后加强了宏观调控政策，因为中国更加明白失去自我控制权的危险。
但是，这没有让美国放弃做空中国。实际上，做空中国的大戏从2005年就正式拉开了序幕。在美国的压迫之下，中国于2005年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被迫升值——而这正是美国大幅做空中国的开始。也就是说，美国正在逼迫中国走日本的老路。
尽管中国努力对抗美国，但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完全阻止美国金融攻击已经不可能。就在人民币启动升值后不久，2006年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告诫说：“有一个40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已经退出中国了这样的外资，不要也罢！”同时，中国努力维持股市的低迷，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而股市却逆流而下的奇特现象。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在对抗美元攻击，但中国股市还相当弱小，根本经受不住强大财团的攻击。当时，有许多外资撤离的传言，比如在2006年12月底，又有一笔240亿美元的资金从上海撤离——这只是冰山一角，在2005-2006年的做空中，美国到底席卷了多少财富不得而知，只是数额肯定不会小。
但这次做空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做空，或者说是真正大做空的预言，此后上海及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再次节节攀升就是明证——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国际资本在2005-2006年大赚一笔后，在2007年又卷土重来，开始抄底中国各种有价值的股票，这显然是在为更大的做空做准备。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接连出台各种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规定的原因，目的就是压低房价，迫使美元攻击得不到机会——但是，这时中国的房价已经不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2006年，当我们盯着美国向台湾出售军火的时候，其实战争就已经在我们旁边的银行里大打出手了。这种隐蔽的战争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贸易争端，但实际上，这场看不到鲜血的战争更具杀伤力，他甚至会迫使一个国家破产，而千千万万的人对此却浑然不知，更不知道美国人购买新型汽车的钱其时就是从你的口袋里拿走的。
2006年，中国自8月份起，作为国家基础物资的食用油开始上涨；11月份，米、面、蔬菜以及相关各种副食品都开始上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上涨的幅度高达10%左右；2006年下半年，中国的水、电、煤气等供应价格也开始上涨；同期，由于基础物资的全面上涨，各种相关行业产品也全面上涨，这表面看起来对8亿农民有好处，但实际上这更像是海啸来临前的征兆，因为显然这种大幅度增长与国家经济总的增长水平不一致，这一年的价格增长速度大于过去5-10年的增长速度，显然过快了。
另外，除了生活必需品全面上涨外，北京、武汉、西安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房价都开始大幅上扬。另一方面，人民币已经在明显快速升值，曾经在一年之内升值幅度就达到5%。由此，中国的外贸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但直接的贸易受到外汇市场的影响，而且所受益的外汇储备也因汇率的升高而逐渐贬损。
2005年-2006年的做空实则也是在加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这也是为下一场更大的做空制造可能性。这场金融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深层的伤害，但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是成熟的经济体，即使经济发生停滞也没有社会问题产生，但中国不同，任何改革期间都隐藏着种种社会矛盾，而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深刻，如东西差距、贫富分化、特权腐败、法制不全等，这些都会经济震荡而加剧，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隐患。
这种社会矛盾和经济异常膨胀在过去的5年中持续发酵。如由于财富过度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实际上中国国民财富被错误调配，加之中国体制中本来就存在财富分配失衡，所以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这几乎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央银行副行长苏宁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相对来说，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过去相当倚重对外贸易，但人民币的升值所导致的外贸环境变得寒冷起来，使得国内迟早会出现大批中小外贸企业破产倒闭，而这又会为经济危机雪上加霜。相反，国内消费逐年下降又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外贸收缩的同时内需也在萎缩，结果就是国内国外市场同时在缩小，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三驾马车失去动力：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畸形发展，外资涌入导致投资过盛，而消费和出口却持续低迷，结果可想而知。
加深矛盾、促进泡沫繁荣，这些都是做空的必要前提，美国在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