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与做空，其实一直是一种国家战略，一个国家可以作多另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做空它。
有多少人知道，纳粹德国其实是在华尔街支持下发展和武装起来的。
众所周知，是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众所周知”的就一定是真理吗？在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抛下两个球之前，众所周知羽毛比石块落地要慢，因为羽毛比石块要轻；在哥伦布之前，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众所周知世界人和人都是同样的生物，但偏偏有高低贵贱之分……，众所周知的东西并不等于这就是真理，这才是常识。
不论你是否承认、是否相信，这个世界的命运往往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个极少数非常少，多了说可能有几百人，少了说可能就决定于三、五个人，这丝毫不夸张——比如，欧洲七年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俄国的手已经触及到了胜利果实，但叶卡捷琳娜突然发动了宫廷政变，于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立即风云变幻，俄国放弃了近在咫尺的胜利果实。改变欧洲命运的就是叶卡捷琳娜一人，假如她没有发动政变，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在现代，一个大型公司的运作发展有一个核心决策层，这个决策层就是董事会，而董事会内部实际上具有决定权的也就是几个人，甚至也可能就是一、二个人，这一、二个人的思想意志决定了公司的发展。在某一个行业的市场内，整个行业也有龙头老大，因此这个龙头老大也就具有了影响整个行业命运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的世界中一直存在一个道理，那就是垄断越集中，决策也就越集中，最后看似宏大的发展和命运转变实际上往往是由几个人来决定的——一个小店是由一个店主来打理的，一场战役是由双方的主帅来决策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历史就是由拿破仑一个人来主笔撰写的，如果再放大些呢？没有大流士一世很难说波斯帝国能否崛起，而没有提米斯托克利雅典绝对无法取得萨拉米海战的胜利，而雅典如果未能阻挡波斯的进攻，那么今天的欧洲很可能更像是一个大伊朗。
决策权归结于极少数的一些人，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精英组织，这些精英组织会像组织严密的帝国一样，操纵整个国家。自然，近现代民主制掩盖了这些组织，似乎现代国家的权力运转是需要人民授权和民众监督的，但实际上，无论有没有民主制，精英组织就是精英组织，他们根本在不在乎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制和监督机制，他们依靠的并不是这些，他们依靠的是看不见的力量操控，因为他们控制的是力量，而非权力。
当一个人拥有力量的时候，就会明白力量和权力的区别，也会因此蔑视所谓的权力，在那时，权力不过是力量的工具，或者说拥有权力的人不过是拥有力量的人的打工仔，尤其是公共权力，更会被视为是一种支配大众、国家和军队的工具。这很可怕，因为拥有巨大力量的人会攫取巨大的财富，这又使得他的力量更加强大。
而更可怕的是，当一些拥有巨大隐性力量的精英组织发生对抗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为此而颤抖。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形成了三大精英集团：欧洲传统的犹太财团，他们以罗思柴尔德家族为核心；美洲新兴的新大陆财团，他们以摩根家族为核心；普法战争后崛起的德国容克财团，他们以克虏伯等德国工业贵族为核心。这是一个三方博弈的时代，而希特勒和纳粹党则成为最锋利的一把战刀。
至于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导致千万人丧生的战争，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一些人是灾难的事，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幸福。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今天的世界基本上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定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彻底完成了清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一片凄凉，德国人面对的战争废墟和战败赔款，一切都毫无希望，沮丧和羞辱充斥德国的大街小巷，最重要的是每人告诉他们哪里有工作、哪里有食物、哪里能取暖，人们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损失了1/10的人口，另外还有1/7的土地被割走，此外还有一笔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价值的1/4，而虚弱的德国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当德国无力赔偿的时候，它的宿敌法国立即联合波兰、比利时冷酷无情地进占了德国经济的重心鲁尔工业区。
被逼无奈的德国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只有大量增加货币发行量，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当印钞机成了德国最忙碌的机器的时候，德国人也真的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1921年1月31日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如同海啸一样淹没了德国，德国马克与美元从1921年1月的64：1跌到了1923年11月的4，200，000，000，000：1，这用令人惊骇这个词来形容都已经不够，这之后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曾有过这样惊人的通货膨胀。当时，在德国，可以说什么货物都非常紧缺，唯独不缺钱。
对于德国悲惨的境况，世界的反应不一——德国的冤家对头法国丝毫不同情这个恶棍邻居，因此在赔款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英国秉承一贯的大陆均衡策略，不希望看到德国过分虚弱，因此，态度较为偏向德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美国了。当时对德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只有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苏联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被排斥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况且它此时在与波兰的战争中刚刚失利，于是在1922年与窘困的德国秘密合作，希望能得到德国的军事经验。
1923年，对德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对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一场粗劣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这时的希特勒不过是众多愤愤不平的演讲者中的一个，他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演讲非常富有感染力，以至连德国原陆军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成了他的追随者，但一个退役将军除了能为他增加一些气氛之外就毫无用处了。结果，希特勒这场三脚猫的政变差不多是以一场闹剧的形式结束了，希特勒被投进了监狱，他从这场政变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得到了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在此期间，他写就了日后最能蛊惑人心的名著《我的奋斗》，但希特勒却用犀利的笔调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并为建立独裁政府找到了直接的理由：“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第二件事就是从1923年底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开始稍微好转。当时，46岁的德意志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于1923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其父曾在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30年，在妻子得病后才回到德国治疗，沙赫特也因此出生在德国，有意思的是，尽管回到了德国，但其父对美国念念不忘，十分怀念在美国的富裕生活，也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充满好感，因此，在儿子出生后，他把一位美国反蓄奴政治家的名字加在了儿子的名字中间，这也就是沙赫特有这么一个奇怪名字的原因，因为按照习惯，他中间的名字应该是父亲或者是祖父的名字。沙赫特是个聪明人，他具有德国人的睿智的头脑，曾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在22岁时又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而他也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了金融业中，毕业后进入了德累斯顿银行。很快，这个年轻人就以其过人的能力赢得了同行的尊敬，成为年轻有为的金融精英，1916年，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时受命拯救即将崩溃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其实，德国货币陷入通胀的泥潭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力。沙赫特当然明白，根源一目了然，但解决起来却非常棘手。面对这个难题，沙赫特上任后就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改革货币，它采用用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的办法取代近似废纸的旧马克；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求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以便挽救德国货币。
沙赫特也知道，改革德国货币方面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获得国际金融的支持，但谁能帮助德国呢？放眼望去，在欧洲大陆已经找不到能支持德国的人了，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有这个能力，也只有美国愿意看到德国复兴，在一战中崛起的美国此时也正在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它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救世主。
而美国要想参与欧洲事务，除了派出军队之外，另一个更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了。华尔街那些精明过人的家伙当然也知道，战后的欧洲需要重建，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利润。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威斯计划”。这项计划是从1924年至1928年，为德国提供8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赔款，而利息收益则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与此同时，由美国出面，调停法国、比利时从鲁尔工业区撤军。
沙赫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以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作为基础发行新马克，以1比30亿的比率兑换旧马克。这个迅速而果敢的行动使得德国货币迅速稳定下来，仅仅8个月的时间马克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为一个稳定货币，那些国际投机者们也不再狙击马克。
首战告捷后，沙赫特在道威斯计划即将到期的1928年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来到美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之后制定了“杨格计划”。“杨格计划”不是一个新计划，而是“道威斯计划”的后续，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德国每年只要支付原定赔款额的1/3，其余则推迟。
对沙赫特和德国来说，取得“杨格计划”已经是一个胜利，而更幸运的是，仅仅一年后，即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美国总统胡佛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而接下来，到了1933年，当纳粹到上台后，德国就一分钱也不支付了。
在表面看来，无论是“道威斯计划”还是“杨格计划”都是由美国政府主导的，但别忘了，美国政府本身也不过是美国财团的代理人，而道威斯和杨格则明明白白地是美国银行集团派出的代表，这两人代表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银行集团——而美国银行集团的幕后又是谁呢？很清楚，那就是以J·P·摩根，他的身影从华尔街一直清晰地延伸到柏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其实，这连调查都不用做，因为杨格（Owen Young）就是由J·P·摩根直接派出的代表。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很好地帮助了德国，这看似是一个德国和美国皆大欢喜的场面，但实际上，德国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通过这两个计划，美国资本全面占领了德国，实际上等于说，美国从法国口中抢走了德国这块肥肉。
表面上，德国有了美国资本的支持，可以偿还战争赔款了，而且，由于贷款利息直接投放于德国，德国经济为此得到了资金支持，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美好——法国是直接的榨取，美国是采取了金融殖民的措施，用这两个计划给了法国一点甜头，这之后就完全占有了德国市场，这是一个高明的手段，一箭双雕。而到了1929年，随着胡佛的一纸政令，法国在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一分钱，而德国人也没能把钱塞进自家腰包——随着美国资本的全面占据德国，德国资本受到了严重排挤，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严重的通货膨胀刚刚好转，大面积的失业又来临了。此时，美国资本已经大比例进入到了德国的电力、钢铁、化工等几大行业中，且仍在滚雪球般发展。
这时，应该说说沙赫特的一些背景了——其父曾供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实际上的控股人就是摩根财团，沙赫特本人也在1905年就与J·P·摩根本人有过一次秘密会谈。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有三个被告的指控被宣布为不成立，沙赫特这个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被当庭释放，苏联为此指责说“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美国总共提供给德国330亿马克，但其中最大的三笔贷款实际上用来组建了三个卡特尔。卡特尔是一种源于德国的垄断形式，这个词也是出自德语，是一种把小生产厂家联合起来，然后按照统一的价格限量供应市场，以便控制某一行业市场。卡特尔在垄断形式中应该只是一种较为低级的垄断手段，但其历史悠久，从汉撒同盟时期就已经存在，且德国人信用良好，因此这种垄断形式在德国是一种传统。当美国资本进入德国后，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德国本土的垄断方式非常适合在金融领域推广，因为其简单有效，且对美国人来说，操控起来也很便捷，美国人只需要控股这个行业中的几个大企业，通过扶植他们，让其产品占据绝对优势，就可以操控整个行业市场了。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和I。G。法本，这也就等于说控制了德国的电力、钢铁和化工，而这三大行业是工业的基础，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炸药就占德国总量的95%，甚至连德国最大的军工企业克虏伯也在这三大卡特尔的控制之下。另外一方面，美国通过资金控制了德国工业，又通过输入技术帮助这三大卡特尔内的控股企业生产出品质精良的产品，其中就包括军工产品，因此，德国在一战结束后至二战爆发前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就能生产出大批高技术工业产品，大批高技术、高质量的军工产品得以装备部队。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美国投资者还是德国卡特尔中的董事会成员，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没有一个美国董事因此而受到审判。
德国三大卡特尔的美国投资者实际上就是一些在华尔街响当当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 trust）……
在美国金融贵族和德国大型企业眉来眼去这段时间里，德国的政治也在分化组合，当上层政治由于战败而崩溃之后，来自德国底层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崛起，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纳粹党在议会中获得107席，一举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胜利既令人吃惊，又在情理之中——德国民众早已对凡尔赛条约愤愤不平，强硬、锐利、反凡尔赛的纳粹党自然成为民众支持的目标——纳粹党的成功并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奋斗的结果，而是因为有厚重的土壤，所以纳粹党才能茁壮成长。这种对纳粹党的支持不仅仅是吃不饱饭的德国平民，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德国一些大企业主的资助，如“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等，他们才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最有力的支持者。
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也迅速把德国卷了进来，因为德国已经欠了70亿美元，因此整个德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国资本，当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后，不得不从德国抽调资金，由此也导致德国被拖进了金融泥潭中，德国生产收缩，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迅速增加，而“杨格计划”中所规定的赔偿此时还在继续，这是用消费税来做保证，这使得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德国陷入危机后，纳粹党及希特勒的支持度大幅升高，因为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已经十分憎恨。而正当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的时候，沙赫特却悄悄地辞去了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在希特勒为了国会席位而奋斗的时候，沙赫特也和美国财团闹红了脸，因为沙赫特对德国政府做出的让步十分不满，因此在没有通知德国政府的情况下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但这封信被J·P·摩根发表在报纸上，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德国政府大为恼怒，财政部长因此和他公开闹翻，兴登堡总统不得不向沙赫特施加压力，沙赫特因此辞职。
沙赫特辞职后来到美国，受到各大学的邀请而演讲，就是在这次的美国之旅期间，他无意间读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对希特勒的文笔不慎欣赏，但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帮助希特勒上台呢？一个强硬的希特勒政府总会好过软弱无能的魏玛共和国政府。
很快，在1930年底，沙赫特就与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会面了，紧接着，在1931年，沙赫特就与《我的奋斗》的作者见了面。
这次见面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希特勒“真诚而谦虚”，但同时也很自信，并且有敢于行动的决心。在这次见面后，沙赫特为希特勒推荐了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由他给希特勒讲授一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也正是这个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了纳粹经济部长。沙赫特与希特勒的会面并不是秘密的，因此这次见面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外界就猜测他在政治上将走向右倾，人们甚至猜测他会竞选下一届德国总统，而沙赫特似乎也有意加重人们的这种猜测，当时，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时，他回答道：“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显然，沙赫特是否参与竞选总统人们不得而知，但沙赫特与希特勒达成了某种一致是无疑的。在1931年的会面之后，沙赫特开始利用他在金融界的影响，尽力帮助希特勒。这时的希特勒虽然已经声名鹊起，但距离问鼎德国权力核心还有一步之遥，为此，沙赫特开始为希特勒募集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联名上书，要求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结果，在1933年1月，希特勒成功步入德国总理府，2月份就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举办了一个晚会，这个晚上几乎集中了德国所有工业领袖和金融领袖，克虏伯军集团、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等德国大企业当场资助希特勒300万马克，支持其竞选总统，这笔钱直到希特勒成功竞选后还富于60万马克，可见其竞选资金的充裕。
当然，为希特勒募集竞选资金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场晚会所透露出的信息其实很明确：德国工业和金融巨头们都支持希特勒，而德国卡特尔背后的美国财团对此是默许的，或者可以说是支持的。短命的魏玛民族共和国就此走到了尽头，这并非意味着魏玛共和国有什么罪过，实际上正相反，魏玛共和国太慈善了，温和的民主实在拉不动破败而又多灾多难的德国，恶劣的经济环境、沉重的战争赔款、濒于崩溃的货币体系、支离破碎的德国企业，终于压垮了魏玛共和国这匹瘦马。
希特勒用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举行了送葬仪式，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支撑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根老朽支柱也倒下去了，这个孤独的老人甚至留下了一个幼稚的遗嘱，希望由德国霍亨索伦家族来重整旗鼓，希特勒轻蔑地把这一纸遗书丢尽了火炉，他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头衔，将总统与总理合二为一——元首。希特勒正式坐进了德国战车的驾驶室。
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之后，他所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扩张军队，而是销毁了一批图书，那就是在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冒出的一些小册子，其中记录了一位名叫“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之间的几段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和工业企业领袖们向希特勒提供资助，并且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美国财团是通过J·P·摩根和柴斯银行向希特勒提供了总额达到32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下令销毁了这批图书，与此同时，书中所提及的法本公司中的美国和德国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有这件事，但书中所列出的资料是如此翔实，而且和现实非常一致，这也就成了一个历史佐证。
世界对于希特勒的上台非常震惊，当希特勒在1933年赢得大选入主总理府的时候，沙赫特于5月份访问美国，他一下飞机就被美国记者们包围起来，询问他关于希特勒反犹倾向的看法，文质彬彬的银行家沙赫特这次恼怒不已，当场将一份《纽约时报》狠狠地摔在甲板上。沙赫特这次来到美国，是受希特勒的指派，前来与美国商谈，希望推迟支付美国银行的贷款。
当时，大萧条已经持续了三年，美国经济也一片黑暗，沙赫特的这个要求似乎难以被美国接受，但沙赫特是一个老道的银行家，他不与美国人谈论德国的纳粹化，也不与美国谈论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大衰退，而是直接用银行家对银行家的语言与华尔街领袖们对话。他把一个简单的事实摆放在桌面上：美国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已经将大笔资金投放在德国市场，如今，德国和美国一起陷入了大萧条，但德国更为困难，此时如果照常逼迫德国偿还贷款，那么德国必然再次崩溃，而美国所投放的巨额资金也就将付诸东流，这个结果很清楚。另一方面，沙赫特也为华尔街的精英们想好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暂停偿还贷款，而把这笔钱用来帮助德国企业渡过难关，不仅如此，美国在德国的资本收益也投放在德国。而用什么办法重振德国企业呢？那就是依靠希特勒政府重整军备的大批订单。当德国工厂接到大批订单而高速运转起来后，就需要从美洲进口大量的原料并扩大其他采购，这对美国经济也是一个需求刺激。沙赫特说，“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如果从经济学和银行家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策划，这中间只有一个问题：希特勒重整军备之后要用来对付谁？但这不是银行家们所关心的，那是政治家们的事，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如何让疲软的经济重新复兴起来，或者保守点说，他们在德国的投资不能打水漂。
当然，摩根和洛克菲勒等人不是不懂政治，正相反，他们非常精通政治，但他们首先是商人，然后才是政客，因此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利益而不是战争与和平，换句话说，政治是为赚钱服务的工具。他们当然也清楚德国重新强大起来后会把枪口对准谁，法国、欧洲大陆、还有英国，最后还有那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苏联。美国大亨们十分清楚这场战争迟早要爆发，而他们甚至可以说比希特勒还要迫不及待，因为，英国和法国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等犹太金融集团的领地，这是他们的后院；而社会主义苏联则是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的天敌，因此，美国财团当然希望看到犹太集团被打垮，苏联被削弱，甚至就此可能被摧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场由美国财团和德国容克财团合谋发动的一场大战，美国为了打击犹太集团和苏联，德国容克集团则为了实现卑斯麦的宏图大志，让德国统治欧洲。
罗斯福总统当然明白美国财团的打算，但他有政治家的考虑，他委派了一位犹太人充当美国驻柏林的大使，但在政策上则和英法保持一致，采取绥靖策略，美其名曰中立。实际上，派遣一个犹太人去当大使只不过是在表示美国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的，不会干屠杀犹太人的事，是支持犹太人的，但实际上，美国却用绥靖政策来帮助德国得到欧洲的资源。罗斯福甚至在上任伊始就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让世界觉得美国是在掣肘德国，但实际上，这还不如说是在迷惑苏联和世界。
果然，在1933年8月，美国就和沙赫特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达成了协议，美国同意德国延期偿还贷款，并且保证将今后在德国的收益全部投放在德国，甚至直接达成了就用这笔钱兴建新的军事企业和改建原军工企业的协议。
在沙赫特将这个谈判结果带回柏林之后，希特勒的扩军计划就有了保障，他立即下令实施大规模的扩军，为战争作准备。从1933年到1939年，在短短的6年中，德国军备迅速提升，大批新武器装备部队，德国军队一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美国各财团由于德国扩军需要进口大批原料和设备也得到大批外贸订单，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在这期间与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供应合同，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德国合作最好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颁发的十字鹰徽勋章。除了原料和设备出口，美国还向德国提供了许多先进技术，尤其是军工技术，如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把坦克所需的润滑油技术卖给了德国，还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飞机专用汽油厂，为德国空军提供航空燃油；电话电报公司则与德国联合研制新的航空通讯技术，还有对空军来说最重要的飞机发动机技术也是由美国提供给德国的。
沙赫特的计划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德国延期偿还的贷款被用于德国军工企业，这些企业生产出的高质量军备产品被迅速装备部队；而工厂由此创造的利润也重新被用于扩大再生产，当德国企业高速运转后，美国经济也在受益，大批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装船运抵德国港口，美国的大批工厂也纷纷重新开工，失业工人数量在下降，科研部门研制出的新技术也被卖给德国，这样，美国的资本在德国高效运转起来，美国经济也转暖，希特勒也得到了一支最精良的部队。
当然，希特勒和华尔街的结盟不是亲兄弟的合作，而是一场战略结盟——实际上，这是一场美国财团、英法犹太金融集团和德国容克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当时英法犹太集团的实力最为强大，无论是美国财团还是德国容克集团都无法单独挑战犹太集团，因此，美国和德国财团联合起来，密谋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来沉重打击犹太集团。尽管美国财团和德国容克集团建立了联盟，但德国容克集团和希特勒政府也并非只是美国人的小弟，他们也有自己的野心和计划——让精明的华尔街领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精明仍然没有不懂经济学的希特勒算计的更好，希特勒用了一个非常原始而又十分奏效的办法来规避美国华尔街的货币赚钱机制，那就是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这就基本避开了华尔街的利用货币和汇率，从而让华尔街大亨们在双边外贸中没有了用武之地。
就这样，华尔街的大亨们一手制造了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自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失业率从30%迅速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德国由此完成了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建设，重建了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是建设了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因此，在1936年的奥运会上，德国那种气势如虹的形象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完全没有了一战结束以来一片衰败的景象，而这一切仅仅不过三年。
实际上，德国帮助美国不仅是直接的军工需求，而且还为罗斯福提供了一个经济复兴计划——其实，所谓罗斯福的新政不过是希特勒经济复兴计划的翻版，甚至连名字都一样：希特勒的计划叫做“新计划”（New Plan），而罗斯福的计划叫做“新政”（New Deal）。德国的复兴计划主要手段就是实行强硬的国家干涉，即大规模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垄断组织，依靠大量的政府订单让工厂高速运转起来，而罗斯福新政于此几乎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就是，希特勒的工厂主要生产军工产品，用以武装部队，而美国则是兴建民用设施，大批产品外销。因此，实质上美国和德国一样，都是实行了国家垄断主义。
此外，德国还有一个十分高明的经济手段，那就是货币贬值——这立即会引起人们的疑问，这不等于说又造成了通货膨胀吗？不，这次没有。因为沙赫特为德国制定了一套很有效的货币和经济管理制度，也就是在开动印钞机的同时，他严格规定国内的物价水平和外汇汇率，货币总发行量上升了，但多出来的货币主要投放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础建设和军事工业，而竭力减少对日常生活市场的压力，如其大规模发放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这是由国家作担保，专门用以支付给军工企业的，由银行秘密贴现，并且不计入财政报告中，这种办法就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既没有造成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引发生产过剩，而且还保护了军事增长的秘密，同时，普通人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干扰。实际上，这等于说在德国实行了两套货币和经济制度，一套用于普通市场，一套用于军事工业，当军事工业增长时，普通市场并没有受到多大干扰，也就等于说，德国用一堆印钞纸换来了一支军队和一批强大的军工企业，而这些印钞纸则由美国投放在德国的资本和日后的战争收益来弥补。
沙赫特所制定的外贸政策则是以物易物，这被夏伊勒评价为“惊人的有利”，当然是有利于德国。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共计签订了28个清算协定，德国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作出了一项规定，即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但要把该款项与该国购入的德国商品的款项保持持平，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效应，那些依赖德国市场的美洲和南欧国家为了促进出口，就不得不同时大量进口，这样实际上德国的外汇储备就不会因大量购进原料而损失，这等于说德国只是用外汇作了账，而在用德国商品大量换回所需的原料和其他物资。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华尔街很快发现了沙赫特计划的奥秘之处，为此十分不满，大骂德国这种做法是“金融强盗行径”，但华尔街资本早已和希特勒德国融在一起，无法分开，因此只能忍受德国的这种“强盗行径”，盼望德国赶快发动战争，以便分享战争红利。
由此，到了1936年，德国已经实力大增，具备了发动一场大战的条件。但这也意味着沙赫特的使命算是完成了，现在，该由希特勒作临战准备了。在经济上，希特勒为此制定了一个“四年计划”，戈林被任命为此计划的全权负责人，也为此设立了一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这个机构与沙赫特领导的经济部门就发生了重叠，实际上，希特勒的打算很明确，那就是将德国经济转入战时经济，此时就应该由戈林来领导了。此时，沙赫特的去留就成了一个微妙之处，按照沙赫特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中的描述，要么，沙赫特作为金融大师和经济领袖无疑能力超群，但他的政治感悟能力似乎就差了些；要么此时他没有说实话，而是开始装疯卖傻。
按照他回忆录的记述，由于戈林实际上凌驾于沙赫特的部门之上，因此沙赫特对戈林开始感到厌恶，他也一眼就看穿这个所谓的“四年计划”根本就不切合实际，他为此对戈林大吼大叫道：“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因为“圆环套圆环”的德国经济不可能在四年之后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还可能崩塌，为此，他被迫于1937年8月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德国经济部长的位置上离开，1939年1月，他又被免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只保留着内阁成员的位置。
但实际上，有谁能相信沙赫特这样的金融领袖会不知道希特勒即将发动战争？长期以来，德国重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为的是什么？只能说明，沙赫特在完成使命之后，他就离开了战争的漩涡，因为他很清楚，希特勒的战争必败，因为华尔街只是利用希特勒打击犹太集团和获得战争红利，而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德国和容克集团真正崛起。当时世界早已对希特勒德国的举动忧心忡忡，因为从1935年开始到1936年，“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中所发行的道威斯债券已经从79美元一路下跌到了37美元，杨格债券也从59美元下跌到了29美元。而且，实际上，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时候，身为帝国银行总裁的沙赫特还直接参与到了金融占领的工作中，这个老巫师又怎么能不清楚希特勒想干什么呢？实际上，在1941年，他和希特勒还有过一次非常简洁的谈话，希特勒问他，能否再去美国一趟，再向华尔街要些贷款，沙赫特告诉希特勒，当《租借法案》生效后，这已经不可能了。
沙赫特随后因在1944年参与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而被希特勒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在这里呆到了1945年达豪被盟军解放。这看似是沙赫特与希特勒反目成仇，但为什么希特勒残酷无情地处死了很多企图刺杀他的人却仅仅是把他投入集中营呢？而且，让他安全地活到了盟军到来，与他在战前为希特勒德国奔忙相比，这更像是一种伪装行动，以便他战后脱罪。沙赫特在战后没有受到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其后先后在多个国家担任经济顾问，甚至在50年代还重新回到德国金融界，直到1970年6月4日死去，他留下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战争带给他的唯一损失可能就是他的儿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了，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如果评价沙赫特的经济成就，也许用希特勒的言论是最恰当的，这位粗通经济学的战争狂人却有着令每一个经济大师汗颜的演讲，他说：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