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国内的影响。明代的印刷术相当发达，刊刻的兵书到清代依然大量存在，有的流传至今。由于清代认识到明代兵书的重要意义，因而大量翻刻、重印和传抄。据不完全统计，清代重新刊刻的明代兵书就有110多种。清代乾隆年间，政府把明代某些兵书列为禁书，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兵书的传播。如《金汤借著》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一崇须年间由局鉴等辑著的兵书，到了清乾隆年间改头换面，成了惠鹿酒民撰的《讲僻百金方》，而且一再翻刻、传抄，到清末已有20多个版本。与此同时，嘉庆年间薛大烈删节《金汤借箸》，辑成《训兵辑要》；陈阶平辑著的《戌政刍言》也摘录了《金汤借箸》的内容。薛大烈是带兵打仗的提督，陈阶平是漕标副将，他们辑摘《金汤借箸》的内容，足见该书的实用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监察御史江鸿升自称摘录《洴澼百金方》的训练部分而成一书，名为《训兵六章》。他将该书连同奏折，上送朝廷。道光皇帝批道：“该御史所奏各条是否实于军政有裨，著各直省总督、巡抚、提督将各条逐加体察。如有可采之处，即著照折内所陈及所录《训兵六章》实力讲求，认真训练，务使力挽颓风，士卒皆成劲旅，是为至要。”（江鸿升：《训兵六章》）嘉庆之后，禁书之令渐弛。咸丰之后，《金汤借箸》的刊本、抄本有二三十种之多。明代的《金汤借箸》和由它改名的《讲澼百金方》，在清代前后共有翻刻本、手抄本50多种，可见其影响之大。
清人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也很重视，视为“指南”。金针”、“圭臬”及“遵用”的法则，不仅将其收人《四库全书》，而且刊刻多达20几种。其中鸦片战争后是刊刻的一个高潮，表明当时人们力求从中寻求治军之方。用兵之术、清人还按《纪效新书》等书的军事思想实际操练，并收到一定的效果。多年带兵打仗的薛大烈说：“以戚太保练将、练兵之法及《登坛口授》之语一一遵行之，行则无不效者。”（薛大烈；（训兵辑要序》）曾国藩组建湘军所实行的募兵制度、挑选士兵的标准、编制体制、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等，或多或少渊源于明代军事思想。
民国年间，人们也注意从明代军事思想中吸收治军、作战有用的东西，仅翻刻的明代兵书就有40多种。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仅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各印过5次以上。人们要从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著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抗击日寇。
2.国际影响。明代军事思想在国外也有影响。日本至少翻刻过《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神器谱》、《兵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十四卷本）等10余部明代兵书。宽政十年（1798年），平山潜子龙在《刻纪效新书序》中说：“夫戚子之书，节制精明，号令严谨，实兵家之规则，行军之律令也……及今之时，损益此书，变通其事，而兴练兵讲武之要法，振护国保民之伟略，则步伐止齐之兵可见于今日，而于圣贤虑亡之戒思过半矣。”封建时代的日本也要灵活运用明代的学说来“振护国保民之伟略”。19世纪中期，日本社会封建制度危机加深，农民和市民暴动此伏彼起，社会动荡，就是在这时连续翻刻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的。弘化六年（1844年）翻刻《练兵实纪》，第二年翻刻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安政三年（1856年）翻刻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在短短13年时间里，戚继光的三部兵书相继在日本问世，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朝鲜，明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使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传到朝鲜。当时朝鲜国王李日公得知明军之所以能收复平壤，是用了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御倭之法”，就下令购买此书。得到此书后，他亲自阅读，并请柳成龙等讲解。在此基础上，他设立训练都监，以柳成龙为提督，按照戚继光的建军思想，招募军队，进行训练，得到了一支“国家赖之”的军队。从此戚继光的兵制在朝鲜实行开来。以后朝鲜又颁布《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令将弁学习。戚继光军事思想在朝鲜比在国内更受重视，而且也确实取得了成功，朝鲜人自己说：“戚继之法虽非旧制，亦自久在行间经历试用，累有功于南方者。”
二、以安民为宗旨的战争观
（一）战争的两重性
明代军事家认为战争具有双重性；既有平定祸乱，安定民生的一面，也有招致祸乱，妨民残民的一面。当祸乱发生的时候，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应当起兵，用战争消除这种祸乱，以安定民生。从这点出发，兴兵必兴仁义之师，注重军纪，不扰民害民。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只应当加强武备，而不能轻率用兵。因为战争对百姓来讲有五害：妨民之农，妨民之业，妨民之财，妨民之力，妨民之生。穷兵黩武，无端启衅，妨害百姓，必然招致祸乱。明代军事家正是从这点出发，主张慎重用兵，实行防御政策。
（二）制止战争的两种手段
明代军事家指出，制止战争的发生有两种手段：一是加强武备，一是安定民心。“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只有大力进行军队建设才有可能不动用军队，只有大讲武备才有可能不动武。但仅仅靠武备是不够的，无论是反对外敌入侵，还是制止百姓“暴动”，安民是最重要的。安民是制止祸乱的根本。要用儒家思想教育百姓，使之皆出道化之下；要减刑罚，薄赋敛，使百姓能生活下去。所以“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筹海图编》卷11《叙寇原》）。在和平时期，不可重文轻武，也不可重武轻文，文德教化有时更为重要。
（三）进行战争的两个条件
明代军事理论研究者认为进行战争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的财力，“国不富不可以兴兵”；一是民心，“民不和不可以合战”（《投笔肤谈》卷上《本谋第一》）。在有的人看来，民心更加重要。人心不归，就是有众多的军队、贤能的将领，也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作战必须以得民心为本。因此要询察百姓对战争的看法，百姓乐意打仗，则从民愿；百姓不乐意打仗，就要停止战争。战争是为了安民，安民是制止战争的根本，进行战争要顺应民心，“民”受到明代军事家和军事理论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三、以练将、练兵为中心的建军思想
（一）练将
“练将”一词是明代人提出来的，它表明了人们对培养训练将领认识的深化。
明代在重文轻武的情况下，军事家对将领依然很重视，认为在和平时期，将和相一样是“国之辅”，“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将领的好坏关系到三军的死生和战争的胜败。有了好的将领就能练出好的士兵，就会在战争中获胜。
什么样的将领是好的将领，明代的军事家作了具体的阐述。《孙子》讲：“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明代军事家认为，“仁”应该包括敢于除暴伐罪，拯民于水火；在战争中安抚民众，不乱杀人，受护民众；爱护士卒，亲如兄弟，爱如骨肉；不杀降附之敌，保全生灵等内容。“智”，应该包括知、识、谋三个方面。知，指知天时、地利、人和，知兵，知将，知战阵，知己知彼；识，指有预见性，“能察机于未形”；与敌对阵能识其多寡，知其强弱；谋，指战前能谋划胜敌之策，作战能审进退之机，战后能深谋远虑到未来。勇，是有智有勇的大将之勇等等。明代军事家还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具体的将领标准。认为将领应该正心术，立志向，做好人，要有忠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光明正大、宽宏大量、廉洁奉公、实心任事、不妨贤忌能、不刚愎自用的品质和作风；要精通兵法，熟悉韬略，具备善于节制、长于指挥的才干；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有高超的军事艺术，熟悉各种兵器的使用并精通一二种。
对如何培养出这样的将领，明代人作了具体的阐述，即既要读书，又要实践。读书要广，既要读品德修养方面的书籍，又要读战策和广博学识方面的书籍。读书要心体神会，融会贯通，师其意不泥其迹。在读书的基础上要“履夫实境”，“置诸桴鼓实用之间”，以便熟悉己情、敌情和山川之形，学习、运用兵法，增长才干；通过“实境”考察将领，然后根据德、才、识、艺的不同，委以相应的职务。
明代军事家还注意选拔将领，认为选拔将领要广泛，不仅在武将中选，还要在文臣中选；要“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惟材是用，不论门第，不限品级，不求全责备。反对用世将，用私人。
在任用将领上，明代军事家强调市之要严，用之要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监军，不中制。因为“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王文成公全书》卷11《俐头捷音疏》）。只有将领责重，权也重，事无掣肘，伸缩自由，相机而动，才能充分发挥其才于，夺取战争胜利。人君对待将领一定要“诚心相感”，“推诚待下”，“最不可用智数”；应该“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诚”。“隆之以恩”，使将领深深感激；“厚之以诚”，使将领没有二心；“富之以财”，使将领有足够的钱财养死士，得敌情；“小其名而崇其势”，使将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奋发向上；“略其细”，使将领不因一点小过错而失去展布才能的机会；“久其官”，使将领熟悉自己的工作。
（二）练兵
练兵，首先贵在选兵。在兵额粮饷有限的情况下，一定要精选。要选乡野老实之人，不要城市油滑之徒；要勇、力、捷、技具备，尤其注重胆气精神。其次是编制体制。为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强调编制要与战斗队形相一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王文成公全书》卷16《兵符节制》），一切阵法只在伍法中变化；军队要体统相维，大小相承，兵将相识。再次强调训练。“有兵而不练与无兵同，精兵而不练与弱兵同，练兵而不熟与不练同”（《正气堂集》卷6《与李同野书》）；“战必以练兵为先”。兵不贵多，惟贵精练。练兵要分强弱，因能别队，量材分等，随材异技。要练耳目，辨别旗鼓号令。“号令、旗鼓皆治军之要。”士兵熟悉并坚决执行号令，就能强弱一力，巧拙一心，进展有度，分合自如，虽退亦治，成为有节制之师。要练手、足，练技艺、营阵。要练实战真本领，战时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禁绝“花法”；要从难从严。要练胆，练心。练胆气是练兵的根本。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练胆，或强调“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正气堂集》卷11《大同镇兵车操法》），或强调“身卒之道”，“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并以赏罚为辅助手段，注重思想教育，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亲上死长思想为重要思想内容。练兵注重平时养成，“虽闲后坐睡嬉戏亦操也”。
（三）武器装备
明代的军事家更注重武器装备，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有人无器，人非我有。因此，第一，强调武器装备要不断改善更新，优于敌人。对于武器“旧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设之，原未有者创造之”。制造武器一定要精良，要选能工巧匠制造，“除积弊，立成规，酌旧法，出新意”。对于武器要“因敌变置”，目的是优于敌人，特别是要知道“异用之术”，不是敌人用什么武器，我就在这种武器上优于敌人，更重要的是我使用的武器或武器群体能扼制敌人发挥其武器威力。
第二，讲究各种性能的武器配合。主张“所用之器，必长短相杂，刺卫兼合”，远近兼授。“远多近少者，合刃则致败，近多远少者，未接而气夺。远近不兼授，则虽众亦寡。”一支军队既要配备进攻性武器，又要配备防御性武器；既要配备远距离打击敌人的武器，也要有近距离打击敌人的武器；既要有冷兵器，也要有火器，使各种武器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取长补短，形成有机的整体，提高战斗力。
第三，强调武器与使用武器的人的正确结合。不同的士兵“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的武器，即让不同年龄、不同体格、不同素质的士兵使用不同的武器。从而充分发挥士兵的长处，充分发挥武器的威力。
第四，强调灵活地使用各种兵器。长兵器要会短用，短兵器要会长用。长兵器不会短用，一旦“被他短兵一人，收退不及，便为长所误”。
明代军事家不仅阐述了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尤其可贵的是阐述了各个方面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和武器的关系，人是主导方面。“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士兵立得脚根定则拽柴以败荆，况精器乎？”（《练兵实纪杂集》卷2《储练通论》）“有神器而无精甲利兵，终不可战”，如果没有精兵，“多造利器莫能用”。练将和练兵的关系，练将更重要。“必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夫有得之将而后有人之兵。练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练兵之要在练将”。将德和将才的关系，更注重将德。将领“不贵其有过人之材，而贵其有事君之忠”（《王文成公全书》卷14《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将德靡，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骄将，有逆将……安能立功植名，卫国保家，为始终完器也？”练胆和练艺的关系，“练胆气乃练之本也”。练心和练气的关系，认为“气发于外，根之于心”，“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练心则气自壮”。思和威的关系，“恩如形而威如影。形动则影即动，形偃则影亦惬，形大则影大，形小则影亦小。孰能为无影之形，则可以恩而去威；孰能为无形之影，则可以威而胜恩。”恩和威就像形和影那样不可分离，但有形才能有影，恩是本源性的，主要的。
这些关于练将、练兵、武器装备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不仅注意到了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又指出了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有主有次的整体，从而形成了关于军队建设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
四、富有创见的边海防思想
（一）边防思想
明代270多年中，始终面临着北方民族的袭扰和威胁，在长期激烈的边防斗争中，形成并逐渐完善了边防思想。
建国之初，明朝国力强盛，兵精将勇，所向无敌，但朱元璋基于“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的认识，决定对不威胁中国的绝不兴兵征讨，期于“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对逃往漠北的残元势力，也只是采取“固守疆圉，防其侵扰”的防御战略。屯田积粟，坚诸隘，谨斥堆，严加戒备；来则御之，去则不追，保持边境安宁。其后国力衰弱，边备废弛，蒙古族内犯加剧，后金在辽东崛起，边防问题日益突出，边防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发展，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内修者，外攘之本，治理好国家是巩固边防的先决条件。“戎敌为患，自古有之，惟人君修德于上，人臣效忠于下，则其患未有不平者。”（《少保于公奏议》卷2《兵部为边务事》）也就是说，在上的皇帝能勤于政事，图强治国，实行有益于人民的政策，在下的大臣能尽心效力，竭诚报国；国家强盛，外来的袭扰是完全可以平息的。而且“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因此，帝王之治，详内而略外，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