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环境及其概貌
（一）时代环境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都有与以往各个朝代不同的地方。
政治上，朱元璋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取消了历代的丞相制。行政的六部、军事的五府、监察的都察院、司法的大理专，都直接隶属于皇帝，决策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经济上，朱元璋建国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包括组织军民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交通，整理赋役制度，实行田赋部分“折色”与田赋减免，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以及进行有限度的对外贸易等，遂使明初战乱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东南沿海一些城镇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新兴的市镇大量涌现，海上贸易得到很快发展。思想上，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就很重视儒学，延揽儒生。此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扶持程朱理学，以之为科考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但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扩大与加深，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失去了对朱熹理学的信仰，转而寻求新的理论。于是心学开始兴起。它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王守仁的心学，让人们求之于心，从而使人们冲破程朱理学烦琐支离的章句之学，开启了新的学风。思想界不再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而是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并存，在一段时间里心学更盛；心学后来又分成不同派别；与儒学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有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正宗儒学相背离的有反封建性质的“异端”思想；实用思潮兴起；西方思想学说传人等。所有这些构成明朝中后期思想界比较活跃而斑斓多彩的画面。但就整个明代来讲，占统治地位始终是儒家思想。
明代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新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对明代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的军事与以往相比，也呈示出下列几个新的变化：一是战争频繁，出现了新的敌对势力。明代270余年，外敌的海上入侵，边疆少数民族的袭扰，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斗，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5年中，共发生大小战争579次。在这些战争中，尤以边海防战争为突出。明朝同以往一些朝代一样，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以男耕女织为本业的农业民族如何对付善骑射、机动性强的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摆在明代军事家面前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明代还遇到了以往各代所没有遇到的来自海上的威胁，这主要是倭寇及嘉靖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倭寇以其不同于中国的武器、战略战术和武士道的强悍，第一次给明代军事家提出了如何防御外敌从海上人侵的新课题。
二是军事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兵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有了全面创造性的发展和进步。火器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传统火器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引进了威力大、射速快、射程远的西方火器——鸟铳、佛郎机和大炮。在明代中后期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到处都弥漫着黑色火药的硝烟。明代火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强，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使用的武器已由冷兵器占绝对主导地位过渡到火器占主导地位。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的发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必然引起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作战样式的一系列变化。这就给战争指导者提出了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新课题。
三是军事理论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有着古老的兵学传统。历代的军事家主要是以兵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军事问题，明代也不例外。洪武年间曾颁行《武经七书》。正统之后，又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军官大多受过兵学教育，他们解决问题当然是以兵学为理论基础的。但自正统之后，军卫子弟多习懦业，儒家经典是武学生员必读的教科书。这就使一些军事家往往以懦家思想为指导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儒家思想同兵家思想一样，成为明代军事的理论基础。
明代军事领域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色。
明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有兵书、文集、实录等。明代的兵书是历朝历代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载，中国古代自上古至清前期（1839年）著录的兵书共2327部，其中明代就有1165部，占1/2，现存的兵书1244部，其中明代有838部，古2/3。这些兵书按著作体例大体可分三类：注疏类、著述类和编录类。按所阐述的内容则可分为谋略、边防、海防、城守、练兵、阴阳、技艺、营阵、兵器、类书等。
文集，特别是兵学家的文集是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载体。如王守仁的军事思想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俞大献的军事思想则寓于他的《正气堂集》，《明经世文编》也有许多篇章专论军事问题。明代的文集特别是中后期的文集保留至今的特别多，这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史书也是重要的军事思想载体。史书中往往记录当时人有关军事方面的议论，这些议论正是人们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可补文集之不足。如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主要在《明实录》中。
（二）明代军事思想的特点
与以往军事思想相比，明代军事思想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儒家思想更加突出。明代的军事家无一不是儒家。一生征战近50年的俞大猷被称为“儒将”。在军事思想上贡献颇大的戚继光“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壶秋月，坐镇雅俗有懦者气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明代军事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兵家吸收儒家的思想内容，倒不如说儒家吸收兵家思想、兵儒融合更为恰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赋予兵家以儒家思想内涵，或者说，用儒家思想改造兵家思想，使其符合儒家思想。明人把《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生员的教科书，但往往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武经七书》的内容。如《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刘寅解释为：“道者，仁义、礼乐、孝梯、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梯、忠信，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与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卷上）完全以儒家的思想内涵来解释“道”，使《孙子》的“道”和儒家的“道”完全一致。《孙子·军争篇》多言利。刘寅认为：“篇中多以利言，利非货利之利，乃便利之利。”（同上，卷中）这也不是《孙子》原意。如果说“兵以诈立，以利动”的“利”，还可以解释为“便利”的话，那么“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和“诱之以利”的“利”，就难解释成“便利”了。明人之所以把“利”解释为“便利”，是因为儒家耻于言货利。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说：“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非不善也，而终不列之儒。设使圣贤之人用孙武之法，武经即圣贤作用矣。苟读六经，诵服圣贤，而行则狙诈，六经即孙武矣。顾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这样看来，儒学和兵学没有什么区别，其区别在为何人所用。
第二，运用儒家思想解决军事问题。明代军事家强调练兵。练将，他们用夹训练士兵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俞大奠猷讲：“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戚继光讲得更明确：“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将领不仅要用儒家的理论来教育士兵，还要以符合儒家思想的“诚”来感化士兵，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树立起“亲上死长之义”。教育将领更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学兵之士，当明王政，端心术，以仁义为本，权谋为辅，庶几有三代之风，而功业过人远矣。秦秋战国之习，岂可为哉？”（《孙子书校解引类·九变第八》）将领不能学习春秋战国的霸道，而应学习三代圣贤之道，因此首先应该“端心术”。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中第一条就是“正心术”。他认为《练将》26条“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训练将领的课程，儒家经典是主要的。要求将领“坚心忍性，苦心窒欲”。无欲，心中就会清静，思考就会敏捷；无欲，就不惜死，就勇敢。有勇有谋，自然能打胜仗，成为好将领。
2.防御思想更加明确。明代的防御思想与秦汉、隋唐和朱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方位的防御思想。秦汉、隋唐和宋讲防御都是陆上防御，因无海上外敌大规模入侵，没有提出海上防御理论。明代不同。不仅陆上防御理论更加发展，而且建立了海上防御理论，从而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理论。
第二，设险防守思想更加突出。明代不仅修建了比以往各朝各代更加坚固的长城，而且大修城池塞堡。在沿海，无论是卫所，还是府州县都大建城池，以城池这种人为之险为依托，抵御敌人从海上人侵。在边疆，除长城外。塞堡林立，卫、所、守备点都有城池。因此，明代设险防守思想远比秦汉和宋代深刻。
第三，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都主张在边海防设置多层次有纵深的防线。海防，主张防之于海，防之于海岸，防之于内河，防之于城池。海上的防守也是有层次的，“会哨于陈钱，分哨于马迹、洋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发兵船为第三重。”（《筹海图编》卷12《勤会哨》）边防，主张防之于边墙，防之于旷野，防之于城堡。城池的防守也不是单纯依靠城墙，主张首防敌于濠（护城河），次防敌于羊马墙，再次防敌于城墙，最后防敌于城内。
第四，攻守结合、以守为本的思想更突出。明代军事家强调攻守结合，“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筹海图编》卷12《严城守》）有人更强调守，“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战、守、和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要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这些手段，取得主动权，达到防守的目的。
3.实际操作性更强。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明以前的军事思想精深微妙，多为形而上者，“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纪效新书自叙》）。明代军事思想不仅理论性强，而且很具体，便于实际操作。比如军事训练，明代军事家既强调练兵也强调练将，并阐述得十分具体。挑选士兵时，不仅看年龄、体质，还注意思想素质。编伍，不仅由下而上逐级编定，甚至对每个士兵怎样登记都有明确叙述。各种技艺一招一式都有具体规定，以防“花法”混人。至于练将，论述得也很具体，列出课程，指出学习方法等。
（三）明代军事思想的作用和影响
明代军事思想在继承、总结以往历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和提高，充实并发展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指导了当时的军事斗争。
1.充实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明代根据实际作战经验，在一般作战原则和防御思想方面都有补充、阐发和修正。以往没有海防思想，明代确立了；对以往的边防思想，明代给予充实和发展。这就使我国国防理论更加完整和深刻。明代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把我国古代军队建设思想推到了高峰。其主要标志一是系统性和完整性，即对构成战斗力的士兵、将官、武器装备的各个方面及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训练、整饬的理论和方法，对人和武器、练兵和练将等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是内容的深刻性，练兵提出了练心气，练将提出了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武器装备提出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相互补充，求精求新等等。这些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指导了当时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明代军队建设思想和边海防防御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对实践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戚继光按照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建立了一支敌人畏之如虎的“戚家军”，在南方平息了侵扰沿海十几年的倭寇，立下不巧的功勋。在北方，俞大猷按照他的兵车操法，在大同练就一支车兵，取得了安银堡的胜利，以步骑三千、兵车百辆，打败了十余万蒙古骑兵的进攻。在海防防御思想指导下，明代在沿海构筑了大量城池，在海上冲要之处，建立了多道巡逻线，中国第一次建立起海防防御体系，且比较严密。迄今依然屹立在我国北部疆土上的万里长城，是明代设险以守思想的产物。隆庆以后北方和西北疆域的宁静，是在注重招抚、抚剿兼施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明代的战车是在火器大量装备部队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攻守结合的思想建造的。一头两翼一尾阵反映了明代人对奇正理论的运用。俞大献持重用兵，功收万全是他不拘泥于“拙速巧久”思想的结果。凭坚城用大炮的思想，使袁崇焕赢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但是，明代军事思想大都是个别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提出来的，有些被朝廷接受，成为总的指导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有的只是由个别军事家或将领付诸实施，这些人一旦离开，他们提出的军事思想也就随之而去。熊廷粥巡按辽东，在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提出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战略。但熊廷廷离开辽东，此战略再无人实行。萨尔浒战后，熊廷弼二次赴辽，提出了分驻重兵，扼守险要，相互联络，相互支援，迭扰疲敌，相机进剿的复辽战略。可是他到任不久，便因受攻汗而去职，此战略也就付之东流。辽沈失守，熊廷弼再次经略辽东，又提出“三方布置”的复辽战略。这一战略一开始就受到阉党分子的抵制，结果广宁失守，熊廷弼被杀，辽东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如果能始终贯彻熊廷弼第一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发展；如果能贯彻他第二次提出的战略，努尔哈赤就不可能占领沈阳、辽阳；如果能贯彻他第三次提出的战略，明廷在辽东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快。由此可见，明在同后金斗争中接连失败，不在于没有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而在于政治腐败，使这些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
明代军事思想总的来讲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需要的，在当时的军事斗争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明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