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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治世名臣(5)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南京的旧称)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此四件事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30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5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12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部下仅剩几千人了。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

李鸿章:畿疆门户,洋务领袖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李鸿章少年聪慧,6岁时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道光二十五年(1845—1846)投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事,李鸿章和父亲李文安回乡办团练,组织淮军。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屡立战功,赏加按察使衔。因功高遭人忌妒,于咸丰九年(1859)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李鸿章受曾国藩之命,回乡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首批淮军约9000人抵沪,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40年生涯。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淮军装备,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约2万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此后,李鸿章率领淮军连攻克常熟、太仓、昆山无锡等地,协助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进剿捻军。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松江、上海创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同治十一年(1872)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其后,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

在领导督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也着手建设海军。当时,列强对清朝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利用这个机会,建成北洋水师。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三,《马关条约》签字。《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莫斯科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清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中,李鸿章凭借他独特的外交手腕,代表清政府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为挽救清朝危局,促进国家变革图强付出了重要的努力。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他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