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1
4205500000020

第20章 厂卫制度(2)

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细致描述了镇抚司监狱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况:镇抚司狱虽名为“诏狱”,但居住条件比“三法司”监狱恶劣得多。其监室建于地下,墙壁坚实,厚达数仞,隔音效果极佳,即使隔壁惨叫呼嚎,旁边房间却悄无声息。监内人每欲买一物入狱,必经数道检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规定监内不得自己燃火,虽在严冬之际,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属一概不得入内探视,只有在镇抚司拷讯之时,与亲人遥望而已。另据《明史,刑法志》载:官民被捉入镇抚司狱之后,其家属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交纳足够的金银,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谓“全刑”分五大类,即械、镣、棍、拶、夹棍。当时人称全刑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时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可以说,一入“诏狱”,九死一生,而且诏狱之事严格保密,家属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当犯人一入诏狱,其家人往往远望狱门稽颡哀号,焚香祭祀,令人惨不忍睹。明代诏狱之残酷实为中国封建帝王滥施淫威的一个突出体现,“荼毒之下,何狱不成?”如此看来,锦衣卫及“诏狱”之设就不仅仅是对封建刑法系统的破坏,而在本质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明宪宗成化年间是厂卫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后者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明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太监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其成员则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只是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数量是东厂的一倍以上,势力远远超过锦衣卫。它把锦衣卫与东厂的职权来个“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语,全部记录上报”“至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从重处置”。也就是说,西厂不仅有权四处侦访官民的“不轨”言行,而且还可以进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将特务与法庭、监狱的职能合为一体,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惕息”。汪直与西厂的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汪直每次出府,随从爪牙极多,扬扬得意,横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于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厂随意逮捕朝臣,经常不向宪宗奏请。无法无天,莫此为甚。更为严峻的是,西厂侦缉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北京城内,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内外、大江南北,诸王府及边防重镇也都成为其监视及滥发淫威的所在。

物极必反。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位守备大员。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又报:“圣驾至!”阿丑依然酣态十足。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赏赐甚厚。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