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总是特别漫长。因为荷兰的纬度很高，冬天天黑的很早，夜晚特别漫长。小屋里面都有暖气片，一到房间里面特别暖和，空气也干燥。所以荷兰人冬天穿衣服很特别，外面通常套一件很厚的羽绒服，而里面则是很薄的线衣甚至就是一件T恤。刚来的时候，觉得奇怪且不适应，等度过了一段冬日时光之后，也渐渐被他们同化了。室内和室外，开门关门感觉就是两个世界，每次在冬夜从外面奔回来，都有一种急迫感，如同熊钻回山洞。公寓的西面是一个单层的生活超市，是麦德龙那样的工业化风格，但规模仅满足社区需求，屋顶上还可以停车。每天傍晚的时候，尹若弗喜欢趴在走道的栏杆上，眺望远方的夕阳和城市，空气清新而凉爽。
系刊之争
12月靠近圣诞节前的一天，杨默给尹若弗打来电话：
“明天中国学生在盒子社区开Party，邀请我参加。你要不过来一起聚聚？”
“你都去鹿特丹了，还这么受欢迎？”
“没办法，人缘好嘛。虽然在这边时间不长，但是也结识了不少朋友。”
“好啊，活动几点开始？”
“晚上六点半。”
“在哪？”
“这次人比较多，在‘Joy House（欢乐屋）’里面。”
所谓“Joy House”，就是在盒子社区，学校专门为他们留的一个大号“盒子”，里面有厨房和餐桌，专门供国际学生聚会使用，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促进大家交流。
“准时到阿，记得带点吃的，到时候再聊。到时候还有趣事要跟你聊。”说完，杨默挂了电话。
“什么趣事？”
“别问了，明天你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尹若弗听完了下午的城市理论课，径自骑车奔向学校附近的超市，他们聚会的默认规矩是每个人自带一份食物，大家凑在一起，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如果没有食物，酒水也可以。尹若弗的课程结束已经5点半了，他也来不及回去再做菜或者点心之类的。来到超市买了一瓶酒带上，又马上骑车往学校里面赶。天边已经出现日落时特有的，亮面与暗面强烈对比的神色。
到达“Joy House”，已经有几个人先到了。虽然是别的院系的，但是曾经在一起上过暑期营，所以彼此都有点印象。尹若弗上去跟他们互相打了招呼，问了问各自的近况。这时候，杨默推门进来，手里还拎着个袋子，里面是餐盒装的寿司拼盘，看来他刚刚去过日本料理店。他把饭盒往餐桌上一放，就朝着尹若弗这边走过来。他上身穿了一件棕色的皮夹克，头发剪短成板寸状。屋子里暖气很热，他把外套脱下，搁在椅背上，然后坐在尹若弗的对面。
“你们那监狱之旅，好玩么？”
“还不错，还在纠结中。”
“没有到目标城市的基地现场，也能开展设计？我很好奇。”
“你这就是说的外行话了，建筑师难道都要到现场才能做设计阿？有地形图、现场照片和背景资料，就可以做设计了。有时候，不在现场，有时候反而能更深入收集前期资料。”虽然嘴上这么说，不过他心里明白，能去现场当然最好了。
“说点别的……你听说了么？最近你们系里面出事了。”杨默忽然表情严肃起来。
“出什么事儿了？”
“你们系的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吵起来了。”
“阿？怎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整天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怎么会知道？”
“在哪里争吵的？”
“在你们系的系刊上，我是听韦颉说的。”
“韦颉？就是他叔叔开中餐馆的那位？他怎么知道的我们系的事情？”
“他有朋友是你们学院城市专业的。”
每个院系都有一份自己的系报，每周出版一份，会定期刊登一些学院动态、优秀的设计作品、研究成果和系里最近的教学活动等等，有时候还有些与城市有关的时事评论。系刊的负责人除了主编是学校教师之外，其他的采编和撰稿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观点犀利，内容生动，尹若弗是满喜欢看系刊的，但是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关注，错过了两期，没想到竟然出了所谓的争执事件。
“具体情节是怎样的？为了什么事情争执？”尹若弗很好奇。
“开始，有个香港学生，在论述关于中国的城市时，写了篇文章，标题叫‘China has nothing，but people（中国除了人口，什么都没有）。’针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犀利的批判观点。”
“听这名字，就够生猛的。”尹若弗咂舌。
“是。他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说中国目前人口很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压力。另外，环境污染严重，并且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关注不够等等。”
“怎么会专门针对中国说事儿呢？”
“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发展过快，难免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国际媒体中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吧。在西方的报道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观点。但是，到了这里，其实你我都可以感觉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负面消息偏多。香港人，长期以来受的是西方人的教育，97之前也是在不同的体制下生活，回归之后，难免有些不同的看法吧。”
“这话从香港人嘴里说出来，其实挺有趣的，我真想看看他是怎么写的。”
“我都带来了，等下给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杨默说道，“这事儿还有下文。他这篇文章发表在系刊里，你们系里中国人也不少，很多中国同学看了之后很不高兴，有一位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的观点，又发表在下一期的报纸上了。”
“后来呢？”
“后来第三期，编辑干脆开辟了专栏，让他们各自把观点都发表在同一个版面上，不仅是他们两个，其他持对立观点的人也加入进来，写了整整一个版面。”
“这么热闹阿！”
“我都带来了，这三期，从邻居那里拿的。你自己看看吧。”
尹若弗拿起来，把三期评论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虽然是英文的刊物，但是国人的表达习惯都比较想像，看得出来，两边的观点都比较激烈，而且随着文章的对战的深入，双方的情绪也逐渐酝酿至高点。
这时候，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各个系的同学都有，比较聊得来的都三五成群的聚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尹若弗看到班上另外一个香港的女生也来了，他走过去，跟她攀谈起来。
他把文章递给她：“Tracy，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她拿过去看了一下，笑了：“有些说的有点道理，但有些太夸张了。”
“我只是比较好奇阿，香港民众都是这么看中国大陆的么？这可以算是香港年轻人的主流观点么？”
“怎么说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类似的观点的，97回归之前，很多港人还因为害怕回归后生活改变太大，他们也担心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会无法适应大陆的管理方式，事先移民去了国外。那时候因为对于未来的未知，各种说法满天飞，人心惶惶，现在看来，很多都可以算是谣言了。就是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人抱持着这类的想法。但是，也有不少对内地生活有过深入了解的，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我自己，我在上海、北京都工作过，我感觉很多事情跟我在香港相像的很不一样。香港人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开放、民主的教育，香港的媒体也经常批评政府。所以港人的习惯是有不满就明说，不需要隐晦，所以年轻人也受到感染吧。我想，如果他们也能够去亲身体绘一下，也许也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哦，原来如此。表达上的确过于直白了一些，但是，有些问题的确也是存在的。至于表达的方式，可能这就是你们的习惯而已。”
“是的，既然在这里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那就各自摆各自的观点吧，看谁能够说得过谁。内地来的那几位同学不是也发表了反驳的文章么？我看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自从来到荷兰，尹若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对于“身份”这件事情有种特别的敏感和执着。这并非一种刻意的强调，而是某种长期以来某种意识在他们脑海中形成的声音，有时候几乎是以无意识的状态流露的。
有一次国际学生聚会，一个老外问一个台湾女生：“你来自中国么？”
她非常肯定地回答：“不，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
当时尹若弗就在旁边，这样的话在他听来，多少有些许刺耳。“Chinese”这个词是非常奇妙的。在尹若弗的观念里，如果不带政治色彩地去看，它多少应该带有一点泛指“炎黄子孙”的意味，特别是在大家都身在异乡，面对的都是外国人。但是对岸的同胞似乎对于这个问题并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含有政治立场的意味。尹若弗对于两岸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有所了解，也尊重别人对于自己的立场有明确界定的权力。但是，这种日常对话中也要带着明显意识形态感、非此即彼的回答还是让他觉得不太适应，令他不舒服的主要感受其实来自对方一种对于自己祖先和根源的否定。
在荷兰呆久了，他才发现，类似的观念冲突基本上是一种常态。不仅是港台的学生，西方人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都有自己固有的一些看法，比如，他们都很喜欢聊西藏、台湾之类的话题。
那天去NDSM考察之后，尹若弗他们工作室的同学就聚在船坞咖啡馆休息聊天。不知怎么的，就忽然说到之类话题。
“你们怎么看待西藏？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德国人汉德里克问道。
尹若弗当然知道他问这个话题的潜台词，他思索了一下，才回答：
“据我个人观察，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对于西藏的兴趣，在于它的宗教、自然和神秘性，对于此类内容的关注远远大于政治。”
“可是当地人怎么想？”日本人和也问道。
“其实，我去云南和藏区旅游的时候，也和一些来自西藏的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当地人的想法似乎分为两种。有一部分与汉族比较亲近，另外有一部分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不能一概而论。比较不喜欢汉族的，据说是因为觉得汉族人太‘聪明’了。比如做生意这件事情，汉族人懂得变通，就能很快打开销路，可以薄利多销，而藏族人则学不会这点，原来卖什么价格就一辈子卖什么价格，这种一根筋的做法在竞争中比较容易处在劣势。这跟两边的文化差异有关。其实我比较好奇，外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加关心西藏问题或者台湾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与这些没有交集。”
“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当地人有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和也说。
“和也……”德克似乎觉得有些话题比较敏感，提醒他注意用语。
“据说你们的政府对网络有不少监管？”新加坡同学问。
尹若弗继续说：“如今是信息时代，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很发达。虽然的确政府对网络有一定监管，但是，年轻人仍然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了解不同的声音，包括当地的和境外的。各种信息相对于过去还是能比较顺畅地进入的。其实我到了这里的真实感受是，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国外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你们对于我们的。比如，我们对于欧美最新流行的音乐、电影和最新的政治事件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其咨讯更新速度连外国朋友都会觉得惊讶。但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处在留着辫子、坐着马车的年代。总的来说，虽然说双方有交流，但是这种互通和输出并不是双向的、对等的。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对中国真实状况的理解有失偏颇。”
“现在荷兰流行一句话，叫做‘中国人来了！’”德克在旁边笑着说。
“这句话很有意思，本身可以做多重解读。但是我从里面读出的最明显的意味，似乎是一种恐惧感。”
“恐惧感？”德克问，“怎么解释？”
“因为中国人是一个你们不太了解的族群，因为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别等等。但是，最近中国人在经济上取得的一些成果，和不断爆出的各种新闻，让你们觉得不得不关注这个来自古老东方古国的群体了。欧洲也一下子涌现出很多中国游客和学生，还有不少出手阔绰的富人。这一切既令人惊讶，又觉得费解。无论是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还是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游客，其实你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威胁感吧。就像中国的经济虽然已经全球第三了，但是，你们却很少有对这种发展正面的评述。你们只觉得这是一种威胁。”
“不完全是，但或多或少有一点这意思。”德克耸耸肩帮。
尹若弗将自己的思绪拉回到Party上。这天，尹若弗和杨默在Joy House里面聊到很晚。他们普遍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国度里，时刻深陷在一种孤立状态中。也许别人表面上对你很有礼貌，很善意，可是内心分明将中国人看作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
这种感觉，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