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柬埔寨的印象，大概可以从进入和离开它的边界说起。从越南进入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旅游大巴，越迫近边界，越南那种混乱的生机越干瘪，逐渐只剩下干巴巴的混乱。在过境的时候，旅游大巴要先被装进船上，然后过河。大巴停下时，许多柬埔寨孩子围上来，希望游客能摇下窗，给他们一点钱物。几乎没有人行动。不是游客个个冷血，而是那种情境非常诡异：窗外是黄土飞扬的荒地，几十度的高温，一群陌生国度的孩子们迫切地想要开窗，探进这个冷气十足的方盒子内。如果要用一个非常无礼的比喻，那就是我们好像僵尸片中最后幸存的一小拨人。
一点点惊恐、无措，和对自身优越感的羞耻，让我们没有办法开窗散财，扮演一个施舍者的角色。身临此境，才会感到，世界上仍然有人日复一日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平日的抱怨，确实难与其相比。
我把目光投向远方，却看到河滩的淤泥之上露出一截人的躯干。因为隔得太远，我看不清楚是正在休息的人，还是一具尸体。他黑瘦的皮包裹着窄小的骨，一动不动插在河滩上。
到达金边，我们被司机安放在市中心的一个商铺的篷子下面。我们并没有安排在金边的行程，只是要在这里转车，逗留两个小时。像几乎所有来柬埔寨的游客一样，我们的终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是暹粒，吴哥窟、高棉的微笑、东方的蒙娜丽莎。金边，即便是首都，也只是换乘的车站而已。更何况，它丝毫不令人愉悦。
在大巴驶入金边城区之后，车窗外的景色由荒芜的田地变成了杂居的人群。有点像人类社会刚刚形成部落的样子，简易的房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人们如随意聚散的水滴，一片一片躲在阴影下乘凉。能够表示这是个现代城市的，是一些消费主义的冗余，比如报废的轮胎，被做成桌子的支架；房屋外墙上贴着和路雪和可口可乐的广告纸；背着巨型背包的西方人，拿着日本出产的单项相机在拍摄当地人。
我和康夫躲在这个篷子下面，几乎连踏出一步的能量都没有。正值午后，大地上蒸笼起直逼天灵盖的热气。我强打精神，在门口的这条街上走了一圈。简易的房屋一座连着一座，似乎在无尽的远方，这样的状况都不会改变。当苦难过于深重而浮出表面的时候，甚至能够打消人基本的探索欲望。
金边曾经是最著名的政治试验场。1975年上台的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取得政权两个星期后，就将首都和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强行迁至乡下劳作。居民不能携带任何财产，没有能力离开的人遭到遗弃，三天之内，原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变成一座空城。货币被废除，前政权和“反革命分子”被血腥清洗。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里，柬埔寨死亡数百万人，占总人口的一半。
这些历史书上的数据落实到眼前，就是在柬埔寨，年轻人的比例非常之高。这与在日本不同，在日本街头，老年人随处可见，甚至许多仍然在工作；但在柬埔寨，街上游荡的大多是年轻人。一代人像拔韭菜一样被拔掉之后，如果没有一系列完整的机构来保存记忆，死几百万人也会瞬间被遗忘。2009年，柬埔寨才开始教授红色高棉的历史，而许多年轻人已经对此一无所知。
在柬埔寨，康夫的身体逐渐变差。我们出发的时候，康夫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盒，里面各种药物码放整齐。她大学的时候曾参加过登山队，受过比较专业的户外和急救训练，“这个药和这个药，我们可能会用到”，她指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瓶子对我说，“但是如果我们要用到这个药的话，就可能回不来了。”她甚至还带了专门吃饭用的小勺子，在小馆子里，她从不碰那些一次性的餐具，也不喝加了冰块的饮料——谁知道那些冰是用什么水做成的？
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柬埔寨的苦热没有药可以治愈。旅馆房间在顶楼，只有一个吱吱呀呀的吊扇，八美金一天的旅馆是没有空调的。每天晚上，我们在这间桑拿房里默默蒸发，不多久，生命值就下降了一半，游戏开始进入har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