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胡志明市住的第一家旅馆在著名的范五老街上。似乎每个后发展起来的旅游城市都有这么一条集中了旅馆、旅行社、银行、酒吧的服务街，大多数游人选择住在这里。于是就会出现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胡志明市这条街上经常看见的人，往往也出现在曼谷的那条类似的街上。
刚到越南，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适应东南亚的高温和湿润，更不知道以后还有暹粒、清迈这样的地方在等着我们。只是刚刚从还处于寒冬尾巴上的北京飞到这里，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个被急速加热的水壶，所有的水汽都冲上头顶，却散不出去，只发现眼前一切都是雾蒙蒙的。
我们随意走进了一家看起来干净、但显然不是很贵的旅店。标准间大约20美金一天，老板娘把我们领到二楼，两张简易的木床，洗手间、电风扇都有，甚至有一个临街的阳台。越南许多建筑都有法式特色，只是这样的阳台看起来好看，早晨可害苦了我们——无数摩托在街上呼啸而过，声浪快把窗户掀翻。
不过目前看来，一切都还好。我们坐在这间大约十平米的房间内，面面相觑。北京的事情看起来太遥远了，在胡志明市要做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装模作样整理了会行李，又漫不经心洗了个澡，仍然没有头绪。
“我去夜市上转转。”康夫说。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吃饭真是个好话题，尤其适合不熟的人。我们很快达成了默契，尽可能地体验当地美食，当你不说话的时候，嘴巴也不会闲着。
我在越南的吃的第一家在范五老街的街口，要了一个椰奶冰。椰奶味道的冰淇淋被装进椰壳里，吃完冰淇淋后，还能用勺子刮椰肉。我只尝了一下，就确定要在越南多吃几次，掺有真正椰汁的冰淇淋值得我飞过半个地球来到热带。
在热带，人是无法思考的，哲学家都在出不了门也吃不到美食的北边。于是，所经历的每一次清凉的体验，构成了我对越南的全部记忆，暴露在野外的时间是一片朦胧的灰色，藏身于室内才能够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尤其记得某次在烈日中暴走了五个小时，从一个城区穿到另一个城区，终于在路边停下来，要了一椰碗的水果冰淇淋。我和康夫坐在二楼的窗户边上，每一勺下去，都觉得自己身上沾染的摩托车尾气都在一点一点消散，从楼上看下去，觉得做上帝也不过如此。
米粉是另外一种体验。这种汤粉很热，上面铺盖着紫苏叶和半个小柠檬，吃完满头大汗，却浑身舒爽，好像穿越了一整座热带雨林。
统一宫对面的安贡馆是我们常去的米粉店。说米粉店太委屈它了，它是一栋复古的两层小楼，里面栽满了热带植被，和街头巷尾几把椅子的苍蝇馆子相比，简直就是宫殿。菜单上有四页米粉，从名称上看，汇聚了北越、中越、南越的口味。我们每次随意点上一种，然后加一只清蒸啤酒蟹，拍拍肚子离去。
印象最深的是Temple Club，所有人都会提到，这是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光临过的店。他们的照片被放大在旅游手册上，皮特骑着摩托带着朱莉，四周都是闪烁的照相机。那个时候两位大明星才开始约会不久，意气风发的样子。明星和电影能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在以后的旅行中会慢慢见识到。
我和康夫决定跟风去尝尝鲜。为了不等座，很早就到了Temple Club——太早了，大概下午四点钟。Temple Club里空无一人，棕色的实木家具阴沉着脸，侍者不见踪影。Temple Club的客人一般六七点才到，像西方人吃正餐那样。我们到了越南几天，早已入了随时开餐的俗，闯进这样庄重的场合，竟不觉卑微起来。
“有人吗？”我们战战兢兢喊了几声。
一位穿着白衬衣的男侍者从阴影处的角落里缓缓走来。“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
“你们营业了吗？”
“哦，请坐。”侍者吃惊了一下，马上换成标准的服务笑容，用手指向一个靠窗的座位。
Temple Club面积不大，被家具和屏障分隔成若干小的区域，隐私性很好。因为没有顾客，我们就堂而皇之坐进一个有拱廊的半封闭包厢。
“想吃点什么？”侍者递来菜单。
高级馆子与苍蝇馆子的区别是，高级馆子的菜单是没有图片的。上面按照西方的规矩把食物分成前菜、主菜、甜点等，所有的名称都是英文，而且是试图解释越南菜的英文。我和康夫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既不好意思要求人家出示照片，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看不懂本土特色的英文。每个字都认识的，只是不知道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康夫只好恍然大悟地“哦”了一下，点了前菜下面的第一个。再摸瞎点了主菜，终于送走了侍者，我们也松了一口气。
“你不是在欧洲留过学吗？”康夫质问。
“你不是自称能懂各种方言英语吗？”我反问。
我能分辨出欧洲不同国家街头小吃的区别，知道在机场过夜的注意事项，可以无缝切换不同语言的订票系统，这些鸡鸣狗盗的本事，都不足以告诉我如何在一家高级的越南馆子点餐。康夫对中东的名吃kebab也很有研究，她仔细分辨了原版kebab和它在中国的衍生品土耳其烤肉的不同特征，痛心疾首地表示kebab在中国没有传人，要是都如宜家推销瑞典肉丸那样用心，大家就能吃到正统的中东风味了。
小桌上摆着雪白的桌布，左手刀叉，右手筷子。气若游丝的音乐似乎是从房梁上的小孔中钻出来，降落到地板上，再被乌乌的家具吸收进去。侍者已经不见了，除了上菜，他并不在餐厅里出现。
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我们要说点什么呢？
康夫晃了晃刀叉，说：“不如我们交待一下感情经历吧。”
我把餐巾展平，“哦，也好。你先说。”
“按照顺序。”
“好，那这顿饭得吃得久一点了。”
“我在幼儿园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康夫以回放纪录片的语气开始讲。换到主要角色的时候，前菜上来了，是著名的甘蔗虾。虾肉打碎成球，裹在削去皮的甘蔗上。我们拿起来就咬，侍者阻止了我们，“不是这样，应该用刀叉切下虾肉，拿米粉纸裹着吃。”还好灯光昏暗，估计侍者看不清楚我们脸上的表情。
“这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感情。”康夫咽下虾球，总结道。“该你了。”
“这家店什么时候打烊？可别耽误人家。”我显得胸有成竹。
第一道主菜上来，是煎鱼和米饭。很小块的鱼肉，淋上柠檬汁，酸酸甜甜，好吃，但不怎么惊艳。我们很饿，分完了米饭。
第二道主菜上来，还是煎鱼和米饭。这是点菜的忌讳，但我们看不懂菜单，没点“侍者”就谢天谢地了。鱼是另一种煎法，也淋上了柠檬汁。可我们已经吃不下米饭了。
很自然，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都撑不到两道主食结束，无论我们怎样避重就轻、努力瞎编。
“你们要什么甜点？”侍者过来收盘子。
眼前又出现一张看不懂的菜单，我们随手一指，侍者带着暧昧的笑容下去了。难道又点错了？点两道鱼的时候，他就应该提醒我们的。
端上来的是豌豆糕，还好，但国内也能吃到，觉得有点遗憾。
我们离开Temple Club的时候，客人已经满座。印象中，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个话题，在不知何时结束的旅行中，有目的地打发时间。后来回到北京，我们经常去各个饭店吃喝胡扯。路边摊喝啤酒吃烤串，在使馆区啃德国肘子、看哈萨克斯坦的肚皮舞，去港式餐厅闲坐。我们讨论的任何话题，事后回想起来都有一股浓浓的菜味儿。
但是感情话题，再没有。我很满意。它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大多数交往中，感情话题就像烟火，能让两个陌生的天空瞬间出现亮光，然后迅速燃尽，徒留一地的火药末儿。我对它的交流作用也深感怀疑。它更像是一个人自恋式的独白，另一人听得费力，只希望对方赶紧说完，自己再讲。有意无意的篡改记忆，添油加醋的细节，让这烟火炸得盛大，熄灭之后也更寂静。真正不死不休的顽疾，或者一点无力的惦念，又如何与人义正辞严地分享呢？它们大多在谈话的间隙，神出鬼没。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