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阳光倾泻在砖墙上，显出结实的金黄色。这面砖墙是老院东侧厢房的外墙，把祖上的宅产分为了两部分。那老院有年头了，是晚清光绪年间盖起的。现在有些破旧的外表，仍足以让人想象它旧时的体面。院大门两侧的雕花，工艺颇精，而且保留得不错，只是改革开放后在门口搭起的猪圈有些煞了风景。阁楼上的飞檐，雪水滴尽了，也很漂亮，至于当年的瓦片还留有多少，无人知道了（“那要是当年的瓦，真是值钱古董了……”我父亲和大叔叔每次都说）。不消说，这宅院目睹了家业的起起落落。建国前以“落”为主，几次兴败，然后无非是分家。我爷爷分得了一侧的厢房和阁楼，但不能占一丁点院子。无非是分家产留下的那些别扭事。后来我爷爷就在这厢房外侧，又建了一个院，这才是爷爷家的主体部分，改革开放后曾几次翻修，他一直住到去世。今天想来才觉得他不容易。至于那承继下来的厢房和阁楼，虽和新院以一处小门相连，但随着我父亲这一辈都离开了乡村，就基本上做了杂物间。
爷爷不在了，奶奶不得不搬走。房子留在了身后。
大家进了院子，反而没什么话了，只是彼此拍了些照片。爷爷家的偏房和厨房，都借给了本村的一户小两口住。他们结婚时家里临时没有新房，在此借住，顺便帮我家看个门，打点一下院子。因此院子是和爷爷健在时一样干净的，只是地中间放着的供香小砖台和香炉没有了。爷爷当年点香祈福是很勤的。他是精干人。而精干人往往迷信。谁曾想，他年纪大了以后竟被香炉台绊倒过一次。至于卧室，现在的这小两口都给收拾得很现代，很有生活气息，和城里公寓里的布置没什么不同了。冷清的，自然是尘封中的堂屋。开锁进去，里面所剩的家具是连我都熟悉的。正中间的桌案上端放着观音瓷像，我记得是九十年代初请来的。老式的柜子上放着的东西，似乎从未曾改变。而炕是冷冰冰的。
不知为什么，父亲忽然提出要找出一对小案几，说将来要带到北京去。于是大叔叔打开了阁楼和旧院厢房小卧室。阁楼里堆满了从******时代到新世纪的各种物件。有些窗户还是纸糊的，更添冷清。他们在那里翻来找去时，我就溜进小卧室。以前回乡探亲时爷爷奶奶曾收拾出这个屋给我和我爸妈临时住，现在里面炕上散乱着一摞摞的书籍。跟在后面的大叔叔说，拆迁前这里所有东西都得打发掉，我要是喜欢哪本书就立刻拿走。大叔叔和我父亲一样，爱买书，买了未必看，接着买，后来就在这小卧室里囤积起来了。我不禁想起中学时代回乡时，呆闷了，我就常跑到这屋来，翻箱倒柜，看大叔叔的藏书。《死魂灵》、中苏论战的文献、《光荣与梦想》等等，都是在这里读的。那时找到了什么好书，我也就很厚脸皮地跟大叔叔说，我想要。大叔叔总是大方地咧嘴一仰头：“那你就拿走呀！根本不用问。”也许因为好书都被我贪污完了，这次在小屋里我只看到一些教材、教辅书和中学生课外读物——大概是大叔叔当老师办补习班时买下的吧。我挑出几本字帖，照例去找大叔叔说，我想要，他照例有力地挥手，说“拿着吧”。
案几只找到一只，比我想象得还要小，也远没有父亲记忆中的那样精致漂亮，而且损坏严重。父亲有些伤心，絮叨着“绝对是一对的，你们以后帮我找出来……”
总之，不论爷爷自己盖起的宅院，还是更老的老院，夏天都要被夷为平地了。我庆幸这次回来最后看了这里一眼，并想酝酿一点伤感的情绪。然而，转念一想，这一切不都是我从小所梦想的吗？小时候不想回爷爷奶奶家，不也是因为嫌弃这里随时停电停水，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吗？不也总是一次又一次在心中诅咒家乡的“落后”，交通不便利，即便费了劲骑车进了城，也感觉沉闷无聊吗？而我从小又是多少艳羡大都会高楼林立的样子，所谓“现代生活”。记得1996年、97年从北京回老家，我总爱和我的亲戚们谈论中关村如何如何，他们只能一头雾水，那时正是我所生活的海淀区摆脱北京西郊的形象有了一点后现代都市气象的时候。现在老家所发生的，不就是梦想成真吗？以后乡亲们回迁的，竟还是旅游休闲产业园、城市森林公园区。那么我的伤感是多么虚伪——
却又同样真实。上海的摩天楼，老家的新城镇，都是我们时代的全部欲望的纪念碑，也都是我们时代所有记忆的坟包。生活着的人都把它们扛在了肩头，在这白纸般的大地上奋斗着。
我的父辈更有权利伤感。他们在这老宅子里出生，长大，又走出去。但他们来不及伤感。离开村的路上，他们一直商量着怎样尽快清理家里剩下的东西，或搬走，或变卖（如果谁还愿意买那些破旧东西），或送人（如果有人要），或扔在那里等待推土机。而要搬走的，临时放在何处，将来又在几个继承人中如何分配，也在讨论中。
开车后，我又回望那爷爷坟头那山顶上的游乐场。大冬天当然那里空无一人，但机器似乎开着，有些渺渺的声响，还放着烂俗的流行舞曲。远看，它就像硬插到山头上的一把鲜艳的假花。而山形如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