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爱情中的女人，不得不说阿姊。
阿姊是不会来参加我的葬礼的。
我们已经失去联系了许多年，她的面容我都想不起来了。
只是死亡让人有在时空里行走的力量，她不来看我，我可以去看她。
阿姊是我保姆的女儿。我五岁可以进幼儿园之前，父母工作太忙不得不把我托管给人，早上七点把我送到保姆家，晚上下班后再把我接回家。
依家乡人的习惯，我叫保姆为大姨，叫她女儿阿姊。
大姨是个孤儿，十九岁时嫁给了哑叔。
哑叔是个哑巴，也是个孤儿，大姨结婚时还有爷爷留下的老屋，哑巴是个连四壁都没有穷光蛋。大姨年轻时也是怀着梦想的正常姑娘，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嫁给了哑巴。
这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迷，包括大姨自己。
那个离城镇只有十几分钟路的村庄叫陈屋。
陈屋是一个富裕的村庄，水好土好，庄稼收成高，鱼塘里的鱼年年丰产，那些吃着塘边的水草虫子长大的鸡鸭总比其他村里的鸡鸭肥壮。所以陈屋每家每户都有带着院子的宽敞明亮的楼房。
而大姨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她爷爷留下的老屋里，那老屋紧挨着旧塔楼。是一间由四面高墙和一个狭窄的门组成的泥砖破屋。门口是灶头和柴堆，走四步是鸡棚，十几只鸡在里面咯咯地叫。走两步路是餐桌，再走三步是两张床，小床是阿姊的，大床是大姨和哑叔的。这两张床里的世界长年藏在厚厚的蚊帐里面，白天时蚊帐掀开的角像是个隧道入口，里面是漆黑一片。
我叫它黑屋。
那无论白天黑暗都昏暗迷离的屋子里面有鸡屎味和柴火味、饭菜味和雪花膏的混合味，那种无法言状的味道总是随着黑屋的回忆出现在我的嗅觉里。
黑屋里唯一让我流连的地方是阿姊的梳妆台，那小木桌靠在她的小床边上，上面立着一个圆镜，镜前搁着一把红色塑料梳子，镜子后面的瓶瓶盒盒是阿姊最宝贵的东西——护肤品和化妆品。只有那张桌子上的空气才是香的，是脱离黑屋的空间独自己存在。
阿姊当年十八岁。
初中毕业就决定不读书了，去制衣厂里当了女工。她有自行车，有牛仔裤，有彩色的长裙子，有挂着流苏的挎包，有一脸彩色的妆。看起来和小县城里所有的同龄姑娘一样，有时候甚至比她们更潮流。
阿姊有一件深蓝色的牛仔布短外套，上面钉着淡金色的铁扣子，和当年王祖贤在海报上的那件一模一样。
那可是一件相当于现在香奈儿手提包一样引人注目的奢侈品。它本来属于一个香港女孩，那女孩穿着那这件牛仔衣回老家陈屋过年，阿姊缠了人家几天，女孩才答应一百元卖给她。这了凑齐这笔巨款，阿姊死皮赖脸和整个陈屋里的人借了钱包括大姨和哑叔还去找了我母亲借钱，然后她用五个月的工资才还清了。
一开始阿姊把牛仔外套单独挂在床架上，用塑料纸罩着它。穿出去的时候不许人用手碰她。但这种珍惜只维持了几个月，然后就和那个她用来当衣橱用的红白蓝大胶袋里面的衣服塞在一起了。
最后阿姊彻底看腻了牛仔外套，把它和朋友的一条市场价二十块的黄色短裙交换了。
生于贫穷，但阿姊的心和行为却一点也不困于贫穷。
大姨和哑叔对于阿姊这种行为总是纵容的，他们希望女儿漂亮光鲜，尽力让她高兴，盼望着她嫁个好人家。
阿姊的工作并不稳定，总是换来换去，总是被各种制衣厂炒鱿鱼，开始她会找各种借口哄大姨，后来干脆承认是被炒的。原因是她干活时偷懒或旷工出去玩。
在还没有找到新工作时，阿姊会帮忙看我。
她喜欢带着我去邻居家玩，今天一家明天一家，好客的陈屋人总是拿出零食来招呼我们，只要他们一把零食盒端上茶几，阿姊就会偷偷藏几个糖果和花生在口袋里。除了零食外，我们还经常能蹭到午饭，只要阿姊跟人家抱怨一下家里好几天没吃肉了，邻居就会留我们午饭。
大概因为大姨家是陈屋唯一的穷人家，村里人把关照他们一家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母亲一天给大姨家三块钱当保姆费。自从有了这笔费用后，大姨家把田租给别人种了，除了打理小菜园、鸡棚外，就全家负责看我了。
阿姊去打工赚来的钱全花在了自己的衣服和化妆品上，不够时还会伸手向大姨要。
这时候他们全家收入加在一起，比没有当我保姆时更少。但他们愿意这样。
说起他们，我母亲总是摇着头说：“有把草门前坐，有杯米唱山歌！”
母亲说他们穷是因为他们太懒了！一家三口都是活该挨饿熬穷的懒虫。
而我只知道哑叔是个好脾气的哑巴，干瘦干瘦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囊括了洗衣服淋菜除草扫院子等家务活，还要整天挨大姨的骂，但从来不生气也不沮丧。
母亲说她每天来接我时都会看到我骑在哑叔的背上，人在院子地上四肢着地爬来爬去，而我乐得咯咯直笑。
大姨是五大三粗一身横肉的健壮农村妇女，嘴巴总是在忙碌，不是在骂人，就是在说别人的笑话。
而阿姊是那间昏暗老屋里的女王，她每天发号施令，没有人敢不服从。
他们一家三口都像哄公主一样哄着我。所以母亲每天都接走我时，我都免不了大哭一场。
离开保姆家后，我还会经常去看他们，每次挨骂后第一反应就是跑去陈屋大姨家，去享受被三个人围起来的呵护。
当然，我再去时只属探望，偶尔会带着礼物，不会再给钱了。他们仍然很穷仍然宠着我，仍然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
随着我长大，阿姊越来越爱带我玩了，她最喜欢用自行车载我去逛街。
阿姊最爱逛的是饰品店，她可以盯着各种形状颜色的发夹或项链看上一整天，饭也忘记了吃。她会把所有蝴蝶结都在我头上戴一遍，连连地赞叹太漂亮了。当然，她一个也没有给我买过，因为她口袋里总是没有钱。有一次她在口袋里找到了一块钱，马上就带我去甜品摊里吃了红豆冰。
阿姊也喜欢带我去她上班的工厂玩，让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干活。只要生产线的班长一走开，她就会和工友打牌赌钱，我常常负责看风报信。
有次她甚至和生产主管打起了牌，人不够，把我给凑上一份。主管不愿意欺负小孩，就说我输了算他，赢了算我得。结果那天我输了十三块钱让他掏了腰包，赢的十七块归了自己。出厂后我把钱全给了阿姊。阿姊带着我去了镇里那家香港人开的蛋糕店，买了两个里面最贵的蛋糕和我一起吃掉了。
从那天阿姊的眉飞色舞里，我感觉到她的春天到了，她爱上了生产主管，爱上那个和她一样穿着潮流头上的常用啫喱梳着周润发头的男人。
从那天牌局起，这个男人从阿姊的生产主管变成她的生命主管。
很快，阿姊和主管就成为了恋人。
这场恋爱刚开始时他们还一起带着我这个小电灯泡去游车河吃红豆冰，渐渐地，他们就双双独行了，不带我了。
从始后，我再去保姆家就很少见到阿姊了。
阿姊不在的黑屋就更黑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她的梳妆台前面坐下来，拿着她的化妆品胡乱画妆，或是穿着她的衣服照镜子。
有天遇到阿姊和主管一起回来了，两个人把自行车往院子上一扔，高声对大姨说：“我们一起被炒鱿鱼了！”
然后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他俩上班打牌被厂长抓住了，两个人一起炒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俩觉得被一起被炒很好笑，一直笑个不停。大姨本来想发火，后来只好跟着一起笑。
哑叔嘛，他还是乐呵呵的。
在我上寄宿中学之前最后一次去黑屋时，看到阿姊的小床前面加了一个硬纸做的屏风，把两张床隔开了，小床用板凳加宽了一个位，上面放了两个枕头。
原来主管搬过来和阿姊一起住了。
在那时候，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新鲜事，尤其是男方住到女方家里。
大姨脸上挂着苦霜，哑巴也拉着脸，冲着我挥着手依依哑哑地说着话。但他们只敢把抱怨给外人见，阿姊在时就收起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哑巴的愤怒，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哑巴了。
保姆一家都是心地柔软的良善人，母亲说他们懒，但世界是比他们懒的人多的是，却不像他们那么穷，这么苦。
我总是觉得保姆一家只是需要一次好运而已。
阿姊其实是个挺好看的姑娘，在贫穷之家长大，看起来却是生机勃勃又潮流的。
追她的男人和为她说媒的人都不少，但她一直和主管热恋。两个人一起去工厂找新工作，再一起打牌，一起旷工去玩，一起被炒鱿鱼。
两个人的工资全用了去吃喝玩乐，把忧虑全丢给了大姨和哑叔。
我读初二那年的暑假，保姆家终于交上了好运，发财了。
陈屋被台湾投资商征收了，每家除了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土地赔偿金外，还每家分了一套新的商品房。
谢天谢地，他们终于走出那暗无天日的老屋了。
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新房里，大姨坐在沙发一边磕瓜子一边说笑话，一边说一边自己哈哈大笑，而哑巴在旁边陪着乐呵呵的笑脸。
阿姊在自己的卧室里拥有一个带着镜子的大梳妆台，上面摆满了胭脂水粉，墙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项链和头饰。
我问：“阿姊结婚了没有？”
母亲说：“结了。听说婚礼摆了四十多台。哑仔笑得合不上嘴，一个牙都没有。而大姨喝黄酒喝醉了，一直说到人家酒店关门还不停嘴……”
但我再也没见过大姨了。
他们一家三口都再没有见过了。
自阿姊结婚后，他们一家三口似乎失踪了，杳无音信。
我每次问母亲，母亲总是郁郁说可能有钱人就是这样吧，突然记不得往事，也不愿意跟旧人来往了。
我甚至去过陈屋想找他们。但那个村庄已经变成了一个铁门紧闭的大工业厂区，那些鱼塘和山包在几年前被拖土机铲走了。
想起那间暗无天日长年飘着鸡屎味的老屋被拖土机推平的那一刹那，我竟然有点心疼。
不知道保姆一家会不会心疼，也许阿姊没有，但哑叔肯定有，想必他的脸会呈现出我最后看到那个苦相。
就是这样，台商的征收把保姆一家三口从我的生活里征走了，再也没有相见了。
只是他们并没有过上我母亲所说的那种富人的生活，因为十年后，他们一家人的故事以八卦新闻的形式，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阿姊和主管结婚后住在征收分的新房里，生了两个儿子。
大姨和哑叔并没有和女儿住在一起，而是在旁边一个没有被征收的农村里买了块地盖了间平房。陈屋的人都过上了收房租做生意打麻将的城市人悠闲日子了，而大姨和哑叔又开始过起了自己种菜种地的日子。因为他们征收得来的赔偿金大部分给了女儿，剩下的盖了房子后就所剩无己了。
台商还给陈屋的人每年发生活津贴，但阿姊以要养活两个小孩为借口，每年都事先把一家三口的津贴领走了。
而那笔很可观的赔偿金的大部分被阿姊的老公拿去做生意赔光了。
新闻传到这里时，还不算是个悲剧。
突然来的钱又突然地去，像不存在一样，而阿姊和哑巴夫妇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唯一的欣慰是成了家的女儿吧。
然而两年后，新闻的情节却朝着悲剧走了下去。
原来主管不是做生意赔了钱，而是吸毒被抓进了监狱，阿姊把所有的钱都花出去把他捞了出来。
主管出狱后，继续吸毒，又进了监狱。
阿姊把新房拿去抵押，拿了钱又去把主管捞了出来。
出来后的主管又吸上毒，这次被抓进了戒毒所。
阿姊回娘家，要求父母把平房拿去抵押凑钱赎出主管，大姨和哑叔不同意，阿姊一怒之下和父母断绝了关系。
然后阿姊干了件让人和神都无法原谅的事情，她把三岁的小儿子卖给一个不能生育的富有夫妇，拿着钱去把主管赎了出来。
两个人租了个房子，领着征收的津贴过日了。
哑叔被气病了，住了几天院后离开了人世。
而大姨一个人住在那像旧屋一样大小的平房里，渐渐地疯了。
我母亲去看过她，她已经不说话了，也不认识我母亲了。
阿姊，你为了一个男人，赔上你的所有，你的父母，你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骨肉。
你觉得值吗？
阿姊和主管依偎在沙发看电视，茶几上摆着打包来的饭盒，随着电视上的人物笑着感叹着，懒洋洋，乐滋滋的。世界的善恶，逝去的哑叔，疯了的大姨，被卖掉的儿子，他们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她只是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妈在年轻时，不顾一切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哑巴。她又凭什么要求我嫁一个别人认为好的那种男人。
我是她的女儿，我和她一样。她有她的哑巴，我有我的哑巴。
我不能没有他，卖掉什么我都要去把他救回来，良心对我不值钱，钱也不值钱，爱情才是一切。
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我就知足了，你们的标准，与我无关。
是的，这世界与她无关，也与我们无关。
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