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人十大科学家:李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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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李远哲回答:“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仍会和往常一样,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位记者追问道:“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李远哲幽默地说:“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实验室漏水,应该尽快修好,否则会影响学生的研究工作。”

“今天晚上你将如何度过?”一位记者抢着发问。

李远哲笑着回答:“到实验室去。”那天晚上,他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他仍然与平时一样,按时来到实验室,继续前一天的工作。11点,他把要上“化学动力学”课的学生带到物理科学馆演讲厅,然后跟学生一样坐在台下,兴致盎然地观看一位英国教授做各种关于爆炸的化学实验,并认真地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

从10月16日开始,美国及海外许多中文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李远哲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照片或长篇介绍文章。加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李远哲举行庆祝会,祝贺李远哲在物理化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获得诺贝尔奖。李远哲却没有沾沾自喜,他真诚地向给他很大帮助的加州大学、同人及研究生们表示感谢。

李远哲的夫人吴锦丽女士得知丈夫荣获诺贝尔奖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耀。”

李远哲在台湾的父母欣悉儿子获此殊荣,更是无比的兴奋和骄傲。母亲高兴地回忆起儿子6月返台时他们关于诺贝尔奖的谈话。父亲正逢八十寿辰,他把儿子获奖当做是给他的最好的贺寿礼物,激动地向记者说起儿子幼时的种种天真无邪和件件逸闻趣事。

李远哲获奖消息发布后,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振奋、雀跃。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86年10月18日打电报给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李远哲教授,对他荣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表示热烈祝贺。贺电说,李远哲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国科技界感到欢欣鼓舞,祝今后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继续为人类科技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大陆、台湾的很多团体、科研机构、知名人士也先后给李远哲发来了贺电。

1986年12月10日,身着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李远哲,神采奕奕地偕夫人吴锦丽女士,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走进了隆重的诺贝尔奖颁奖会场。

第四位华裔科学家登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

5.“科学家获奖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李远哲获诺贝尔奖之后,一下子名扬四海,各种社会活动骤然增多,常常被人请去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参加各种类型的仪式,他在住所、办公室、实验室,每天都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造访者,有时走到路上也会被人拦住,提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不仅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更令他感到烦恼的是那一遍又一遍的客套话、恭维话。就连家庭也被叨扰得失去了往日的静谧。电话铃声、门铃声使吴锦丽整日难以安静。

李远哲记得在得知获奖的第二天,化学系同事希伯教授曾对他说:“李远哲,从今天开始,人家大概不会问你那么多你知道的事情,而会问你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你会有很大的期望,把你当成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人。”

后来的日子果真如希伯教授所言,他常常被人围住问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或是被人软磨硬泡地拉去作报告和演讲。

李远哲有一次在作报告时说:“在座各位,今天在台下看着我,可能会想:能像李远哲教授那样获诺贝尔奖,真好!有这种抱负的人大概很多,我想这是很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站在这儿,跟你们讲话,这种事情对我是很不习惯的,我从来只作学术报告,像这种杂七杂八、无头无绪的讲话,我以前从没有作过,所以一讲就讲不好。”

1987年在北京大学给大学生作演讲时,他又一次说到这种无奈:“诺贝尔奖对我并不是重要的事,而是很大的干扰。在美国,我在许多场合都要讲话,还要在晚宴上讲笑话。我常常想,这样下去我就不会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小丑了。”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新闻记者的不负责任的报道,连李远哲看了,也对自己产生了困惑。他曾苦恼地说:“从10月15日开始,关于我的事,报章杂志实在刊登得太多了!往往到晚上临睡前,常在想:‘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真正要得到这个解答,大概还要多看一些报纸,多看一些杂志!

“连我太太也问:‘你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也不晓得到底……有些话传出去其实也不是很对的。”

李远哲是极为谦虚、务实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获奖,常会感到不安。他认为科学家获奖并不是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对科学和社会有多少贡献。另一方面,他觉得现代的科学研究是群体合作干出来的,而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因此,一次次获奖反而给他添加了不安和负担。他常常对别人说:

“现代科学研究,往往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好的。所以,一个科学家虽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应当把他自己的重要性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能过分。”

一天,他对记者们说:“我常常因领奖或受到嘉奖感到不安,因为在我的实验室里,有20位研究工作者与我一道工作。“我实验室里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七十个一同工作的人,包括一些工厂的人,他们也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研究出来的。

“虽然我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贡献,而是我这个研究小组大家共同作出的贡献。所以,每当我领奖时,就会想到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科学奖,而且要奖给个人呢?”

有一次,李远哲参加著名化学家赫尔曼教授的百岁寿宴。在宴会的间隙,李远哲来到赫尔曼教授的面前,向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界老前辈祝贺百岁寿辰,然后问道:

“教授,请问您,您一辈子得了那么多奖,到了一百岁还得奖,您对这种事怎么看呢?”

赫尔曼教授一时没有领会李远哲的意思,就反问道: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李远哲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科学研究是集体工作,不是个体的劳动。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在研究中得到的满足和兴奋,并不是一两个奖所能比较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奖,有这种必要吗?”

“这个问题嘛,”赫尔曼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你的话不全对,虽然科学家并不需要这些奖励,科学家之所以努力作出贡献,不完全在于得到社会承认他们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会需要设立这些奖。”

李远哲听了,认真想了想,说:“我想您的讲法很有道理。谢谢您!”李远哲尽量推辞和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回到他的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如果是对学生和青年人的演讲或报告,他就向年轻人宣传科学和科学的发展,殷切地鼓励新一代为科学、为人类的进步去学习,去奋斗。他对青年学生们说:“奖励某个科学家,对这个科学家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通过这种嘉奖来告诉社会,科学家到底在研究些什么。赫尔曼教授的话,使我觉得我有责任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获奖科学家的责任。

“我得了诺贝尔奖,我只希望大家了解,在过去的20年,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化学反应已变成一门定量的学问,化学反应从微观到宏观的联系做得很好,我个人得奖是其次的事。因此,把我当做标兵或当做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对于人们请他作各种演讲、报告这种事,李远哲也有了新的认识:“就一个科学家来说,被人从实验室带走那么多的时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这同时也相对地给你责任和机会,让你敢去做以前不敢做的、没有机会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