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部《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亦称《战争交响曲》。威灵顿（1769—1852），英国著名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成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译者注；1814年初，他写了一部尚武的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面对一帮君王听众，他指挥演奏了一部爱国主义歌曲：《光荣的时刻》。而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谱写了一部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时之作给他带来比其余所有作品更多的名誉。布莱修斯·赫费尔根据一个法国人勒特罗恩的素描完成的木刻，和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ein）1812年用贝多芬的脸翻制的面模是维也纳会议时期贝多芬的活生生的写照。这张狮子脸牙关紧闭，带着愤怒和痛苦的皱纹，其主要特征是意志——一种拿破仑的意志。此人在耶拿战役德国中东部城市，拿破仑1806年在这里打败普鲁士军队。——译者注之后谈论拿破仑时说：“真不幸，我不像懂音乐那样懂战争，否则我会打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王国在空中，”正如他给弗朗索瓦·德·布伦斯维克的信中所说。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他给考卡的信中写道：“我不向你发表对我们的君主和他们的政体的任何看法。在我看来，精神的帝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这对世俗的和宗教的所有王国来说都是首要的。”
紧随这段荣耀时光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善待过贝多芬。像他那样一位骄傲而不受约束的天才，不会喜欢待在这座矫揉造作、观念世俗的城市，瓦格纳也无情地表示过对这座城市的蔑视。“维也纳不就说明一切吗？德国新教的痕迹都被抺去，甚至失去了民族风格，被意大利化了。德国精神，德国的举止和风俗被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条文解释……带着一份伪造的历史、一个伪造的科学、一个伪造的宗教的国家……一种浅薄的怀疑主义，它能够摧毁和埋葬对真实、信誉和独立的爱……”（瓦格纳：《贝多芬》，1870年）
格里尔帕策写道：出生在奥地利是一种不幸。19世纪末在维也纳生活过的德国伟大作曲家们都深受这座沉湎于勃拉姆斯的伪经的城市之苦。布鲁克纳在这儿的生活是一场长期的苦行。胡戈·沃尔夫在被压垮之前曾痛苦地挣扎，对维也纳表示了无情的审判。贝多芬不失时机地要离开这里。大约在1808年，他曾认真考虑过离开奥地利，去威斯特法伦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热罗姆·波拿巴国王给贝多芬提供六百杜卡托金币的终身薪金和一百五十杜卡托银币的旅行补贴，条件是为他单独演奏几次，并指挥他的室内音乐会，这些音乐会不太长，也不太频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49封）。贝多芬差一点就去了。但是维也纳的音乐资源丰富；应该承认，这里总有高尚的音乐鉴赏者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的伟大，能够让他们的国家避免蒙受失去贝多芬的耻辱。1809年，三位最富有的维也纳领主：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皇太子、洛布科维茨亲王和金斯基亲王承诺每年支付给贝多芬四千弗罗林，唯一的条件就是他留在奥地利。他们说：“鉴于人只有不受任何物质匮乏之困扰，方可完全献身于他的艺术，且唯有于此种境况下，方可创造出属于艺术之荣耀的非凡作品，承诺者决心让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不虞匮乏，远离可能有碍他发挥才能的贫困的阻碍。”
遗憾的是结果与承诺不符。这笔年金远没有如约支付；很快，它就完全停发了。另外，1814年会议后，维也纳改变了特色。社会因为政治而疏远了艺术，音乐趣味被意大利派搞坏了，而完全属于罗西尼的时尚则把贝多芬看作老朽。罗西尼的《唐克雷迪》足以动摇整个德国音乐的大厦。据埃哈德记载，鲍尔费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的各个沙龙中流传的这一评价：“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老朽；上个时代的愚蠢给他们好评；从罗西尼开始，人们才知道旋律是什么。《费德里奥》是垃圾；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去自找乏味。”
贝多芬作为钢琴演奏者在1814年举行了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散去的散去，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茨死于1816年。拉兹莫夫斯基，贝多芬曾为他写了美妙的四重奏拉兹莫夫斯基伯爵是俄罗斯驻奥地利的公使，贝多芬受他委托，写了《拉兹莫夫斯基四重奏》，也叫《俄罗斯四重奏》。——译者注，作品第59号，在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他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蕾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了和气。同年，贝多芬失去了自己的弟弟卡尔。他在给安托尼亚·布伦塔诺的信中写道：“他如此地珍爱生命，我却如此地自愿放弃我的生命。”他自此形单影只。他和玛丽亚·冯·埃多迪伯爵夫人的感人友谊除外。她同贝多芬一样一直忍受着痛苦，染上不治之症。1816年她又骤然失去了独生子。1809年贝多芬把他的两个三重奏，作品第70号，题献给她。1815年至1817年，他又把自己的两部大提琴大协奏曲，作品第102号，题献给她。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在世上孤身一人。”
耳朵彻底聋了。除了耳聋，他的健康也日趋恶化。从1816年的10月起，他患上严重的感染性卡他病。1817年夏季，他的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胸部疾病。1817年至1818年冬季，他因这种所谓的肺痨病焦虑不安。此后就是1820年至1821年的急性风湿症，1821年的一场黄疸病，1823年的一场结膜炎。从1815年的秋季起，他只能用笔与他人交流。最早的谈话簿是1816年的。强调指出，这一年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的一次转变，这一转变始于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1号。贝多芬手书的谈话簿有11000多页，如今收藏在柏林王家图书馆里。瓦尔特·诺尔于1923年开始出版从1819年3月至1820年3月的谈话簿。遗憾的是出版工作止于第一卷。我们听说过申德勒有关1822年上演《费德里奥》的痛苦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总彩排……从第一幕的小二重唱开始，他显然完全听不见舞台上在干什么。他大大延缓了进度；可是，当乐队随着他的指挥时，歌唱演员们却按照自己的节奏加快了。结果是一场全面的混乱。常任乐队指挥乌姆劳夫提出暂停，没有说明理由，在与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次出现。必须再次暂停。显然继续由贝多芬指挥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让他明白这点呢？谁也没有勇气对他说：‘下去吧，不幸的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焦急不安的贝多芬来回踱着步子，尽力从各不相同的面孔的表情上弄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四周一片寂静。突然，他不容反驳地叫我。当我到了他身旁，他把他的小本给我，示意让我写下来。我写了这些话：‘我请求您不要继续了；我回去解释为什么。’他一下子跳下台，对我喊：‘我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住所；他进了屋，无力地倒在一张长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他这样一直待到吃饭。在餐桌上，无法从他嘴里得到一句话；他一直是一副灰心丧气和非常痛苦的神情。晚饭后，当我想告辞时，他挽留我，表示不愿意独自待着。在分手时，他请我陪他去他的医生家，这个医生在耳疾治疗方面很有名气……在我和贝多芬的整个交往中，没有一天可与11月的这个致命的日子相比。他的内心受了伤，直至去世，他一直生活在这次可怕的排练的阴影下。”从1819年起成为贝多芬的知己的申德勒自1814年就开始同贝多芬交往，但花了最大的力气才同他建立了友谊，贝多芬最初用一种看不起人的狂妄态度对待申德勒。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他在指挥《合唱交响曲》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译者注（或者如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完全听不到全场一致的喝彩声，当一位女歌手牵着他的手，让他转向听众，他突然看见起立的观众摇动着他们的帽子，鼓着掌时，才终于明白了。大约在1825年见过贝多芬弹钢琴的一位英国旅行者鲁塞尔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声响，在这寂静中，关注他的脸上激动的表情和痉挛的手指，真令人感动。
他自我封闭参见瓦格纳有关贝多芬的耳聋的令人叫绝的章节。（《贝多芬》，1870年），与世隔绝，只在大自然中得到抚慰。特蕾泽·德·布伦斯维克说：“大自然是他的唯一知己。”那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结识贝多芬的查尔斯·内阿特说，他从没有见过这样全身心地喜爱花、云、大自然的人他喜爱动物并怜悯它们。历史学家弗里梅尔讲叙说：她长期都对贝多芬抱有一种无名恨，因为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贝多芬用手绢赶走了她希望逮住的所有蝴蝶。；说贝多芬似乎以此为生。贝多芬写道：“世间没有像我这样爱乡村的人。……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在维也纳，他每天绕城墙走一圈。在乡村，他不戴帽子，顶着太阳，或者冒着雨从早到晚地独自散步。“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中，我是幸福的——在树林中，我好幸福——那里的每棵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上帝，多么壮丽啊！——在森林中，在山岗上，——一片寂静——供你享用的寂静。”
他的精神焦虑在这里得到小憩。他总觉得自己住得不舒服。在维也纳的三十五年中他搬过三十次家。他因操心钱的问题而心事重重。他在1818年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食的地步，而又不得不装出吃穿不愁的样子。”另外，“作品第106号奏鸣曲即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译者注是在紧迫状况下完成的。为谋得面包而工作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施波尔说，他经常因为鞋破了而不能出门。他欠出版商们一大笔债务，他的作品不能带给他任何收入。预订出售的《D大调庄严弥撒》有七名预订人（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曾亲自致信凯鲁比尼，这是“同代人中他最敬重的人”（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250封）。凯鲁比尼没有回信。他那些最美妙的奏鸣曲只给他带来三十或者四十杜卡托，但每部都要让他投入三个月的工作。加利茨金亲王让贝多芬写了作品第127、130、132号四重奏依次为贝多芬《第十二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第十三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和《第十五A小调弦乐四重奏》。——译者注，这或许是他的最深刻的几部作品，他似乎是呕心沥血完成的；可是亲王没有付钱。贝多芬因为日常生活的困窘，因为没完没了的诉讼日渐憔悴，这些诉讼或是为了得到人家应该支付给他的津贴，或是保有对一个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这是他那1815年死于肺痨的弟弟的儿子。
他把心坎间满溢的温情全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在这一点上他又是在自找苦吃。似乎某种境遇在刻意地不断更新和加重他的苦难，以便让他的才华不致缺少养料。他首先必须同不称职的母亲争夺小卡尔，她想把孩子从他这里夺走。
贝多芬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堡垒，我的防卫，我唯一的庇护所！你看出我的灵魂深处的想法，你知道我遭受的痛苦，当我必须让打算从我这儿夺走我的宝贝儿卡尔的那些人受苦的时候。他在给施特赖歇尔夫人的信中还写道：“我从不复仇，当我不得不反对别人时，我只为保护自己，或者为防止他们做恶，做最基本的不得不做的事。”理解我吧，我不知道如何称呼的上帝啊，应允你那最不幸的造物的强烈祈求吧！
噢，上帝啊！救救我！你看到我被整个人类抛弃，因为我不愿意与不公正妥协！应允我对你的祈求，至少将来让我和我的卡尔一同生活……噢，严酷的宿命，无情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永无止境！
后来，他热爱的这个侄子显得不配得到他叔叔的信任。贝多芬与他的书信往来，就像米开朗琪罗和他的那些兄弟们的书信往来，是痛苦的和愤慨的，而且更天真也更感人：
我不得不再次蒙受最令人作呕的忘恩负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不得不断绝关系，就让它断了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此事都会恨你……如果我们之间的约定让你难以忍受，以上帝的名义，那是他的旨意！我让神来处置你；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可以面对最后的审判……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343封。
像你这样受娇惯的孩子，努力做一个淳朴和老实的人对你决计没有害处；你对我的虚伪行为让我的心十分痛苦，并难以忘怀……上帝为我作证，我只渴望远离你，远离我这悲伤的弟弟，远离这令人作呕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他的落款是：“很遗憾是你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314封。
但是宽恕立即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