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心绪不宁与肉体痛苦交织到一起。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激情洋溢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总是出自一种高度的纯真。激情与情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对这二者的混淆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激情的无知，不明白激情的绝顶罕见。贝多芬的心灵中有某种清教徒思想；他厌恶下流的谈吐和思想；他对爱情的神圣抱有不可动摇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滥用才华写出《唐璜》那样的作品。他的知己申德勒确认，“他终生都带有一种处子的羞耻心，从没有任何要自责的短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爱情的受骗者和牺牲品。贝多芬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断疯狂地陷入情网，他不断梦想幸福，一旦落空，接踵而来的是苦涩的痛苦。正应该在爱与骄傲的反抗的不断交替中，寻找贝多芬的灵感的最丰富的源泉；直到相当的年岁，他那天生的热情才在一种忧伤的顺从中平息。
1801年，他的激情的对象看起来是朱丽叶塔·圭恰尔迪，他那首被称作《月光》（作品第27号，1802年）的著名的《奏鸣曲》的献词使她不朽。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过着一种比较舒心的生活，并且与人来往得也多了……是一位可爱姑娘的魅力促成了这种转变；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的第一段幸福时光。”1801年11月16日给韦格勒的信。（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18封）他为这段幸福时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这次爱情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残疾的痛苦，而且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女人。其次，朱丽叶塔轻佻、孩子气、自私；她使贝多芬痛苦。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她后来为了他丈夫的利益毫不在乎地利用贝多芬的旧情。贝多芬救助了加仑贝格。“他是我的敌人：正是这个原因我尽可能地帮助他。”贝多芬在一本1821年的对话簿上对申德勒说。但是他更看不起她。他用法文写道：“她到维也纳，哭着来找我，但我看不起她。”这类激情蹂躏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当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衰弱不堪时，这类激情更有可能导致心灵的毁灭。他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封信让我们了解到，他度过了一次绝望的危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是给他的弟弟卡尔和约翰的，注有“于我死后阅读并执行”的说明。1802年10月6日（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26封），见《文献》。这是因反抗和撕心裂肺的痛苦而发出的一声呐喊。我们听着不由不生出满心的同情，他差不多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唯有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止住了他。“嘱咐你们的孩子要有美德。只有美德可以让人幸福，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正是美德在我的困苦中支撑着我；正是靠它，还有我的艺术，我没有以自杀结束生命。” 他在1810年5月2日另一封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只要还可以完成一项善举，人就不应该自愿地轻生。要不是我在什么地方读过这句话，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也许就是由我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他治愈的最终希望破灭了。“支撑我的强大勇气甚至也消逝了。噢，神啊，为我显现一次，一天，仅仅一天真正的欢乐吧！真正欢乐的低沉的声音对我早就陌生了！什么时候，噢，什么时候，我的上帝啊，我可以重见欢乐？……永远见不到了？——不，这可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抱怨；然而，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强有力的本性不可能甘心被考验压垮。“我的体力前所未有地与我的智力一同增加……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它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更接近我隐约见到但不能确定的目标……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种疾病，我愿拥抱世界！……没有休息！除了打打瞌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休息；而相当不幸的是我要花去比过去更多的时间打瞌睡。但愿我摆脱哪怕一半的疾病：这还用说！……不，我不能容忍它。我希望扼住命运的咽喉。它肯定不能让我完全屈服……哦！千百次地享受人生该有多美妙啊！”写给韦格勒的书信。（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18封）
这爱，这痛苦，这意愿，这些沮丧和骄傲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体现在1802年谱写的那些伟大作品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26号贝多芬《第十二钢琴奏鸣曲》的别称，其第二乐章有“一位英雄的葬礼进行曲”的标题。——译者注；俗称《月光曲》即贝多芬《第十三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7.1。——译者注的《幻想奏鸣曲》即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第27.2。——译者注，作品第27号；作品第31号的第二段奏鸣曲即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译者注，其戏剧式的宣叙调就像壮丽和忧愁的一段独白；《C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即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30.2。——译者注，作品第30号，题献给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即贝多芬《第九小提琴奏鸣曲》。——译者注；为格勒特的词谱写的六段英雄主义的和令人心碎的宗教乐曲包括《祈祷》、《邻人的爱》、《关于死亡》、《圣体颂》、《神的力量与统治》、《忏悔之歌》。——译者注，作品第48号。1803年写成的《第二交响曲》更反映出他那年轻人的爱情；我们感到他的意愿显然占了上风。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横扫了悲伤的思想。生命的激奋引出“终曲”。贝多芬希望幸福；不愿接受不可逆转的厄运：他希望痊愈；他希望爱情；他充满希望。1802年出自赫尔曼之手的小肖像描绘了合乎时尚的贝多芬，戴颊髯，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定的神情颇像拜伦式的英雄，但是拿破仑式的强大意志从没有减弱。
在上述的多部作品中，活力和反复出现的行军、作战的节奏打动了我们。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即《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译者注和“第四乐章”中尤为明显，在《亚历山大皇帝奏鸣曲》即贝多芬《第六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30.2。——译者注那华丽的英雄主义的第一乐章中更加突出。这部音乐作品特有的一种尚武的特点让人联想到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法国大革命到达了维也纳。贝多芬被这场大革命卷走。赛弗里德骑士说：“他在知己中主动发表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以一种少有的睿智，一种清晰、简洁的洞察力作出评判。”他的所有同感把他带向革命思想。“他喜欢共和主义的原则，”申德勒说，他是在贝多芬的晚年最了解贝多芬的，“他支持绝对自由和民族独立……他希望所有人共同治理国家……他赞成法国的普选，他也期望波拿巴确立普选制度并就此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是革命的罗马人，受过普卢塔克思想的熏陶，向往由胜利之神——首席执政即拿破仑。——译者注——创建的一个英雄主义的共和国；他打造出《英雄交响曲：波拿巴》我们知道《英雄交响曲》是为波拿巴和根据波拿巴创作的，最早的手稿仍带有标题——波拿巴。在创作其间，贝多芬得知拿破仑的加冕。他愤怒了。“这不过是一个凡人”，他喊道。他一怒之下，撕毁了献词，写下了这个既复仇又感人的标题：“英雄交响曲……为了颂扬对一位伟人的回忆。”申德勒叙述说：他后来放弃了对拿破仑的蔑视，只把拿破仑看作一位值得同情的不幸者，从天空坠落的伊卡洛斯。1821年，当他得知圣赫勒拿岛的不幸时说：“十七年前我写下符合这件悲惨事件的音乐。”他乐于承认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是征服者的悲惨结局的一个预言。——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中，《英雄交响曲》，尤其是它的第一段，是拿破仑的某种肖像，或许非常不同于原型，但是就是贝多芬想象的样子，也就是他希望的样子：大革命的天才。贝多芬在《英雄》的结尾，重新使用了他曾经为杰出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1801）而写的作品的一个主要乐句。（1804）——帝国的史诗；和《C小调交响曲》①的“第四乐章”（1805—1808）——光荣的史诗。第一部真正革命性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孤独的心灵里显得无比强烈与纯洁，伟大心灵的感受并没有因为与现实的接触而有所减弱。贝多芬的形象带着这些史诗般的战争的映像出现在音乐中。这些战争，或许不知不觉地、无处不在地体现在这个阶段的作品里：《科里奥兰序曲》（1807）中刮起风暴；《第四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8号，其第一乐章与这首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②，作品第57号（1804），俾斯麦说：“如果我经常听它，我永远会非常勇敢”③；在《埃格蒙特》中；直到贝多芬的那些钢琴奏鸣曲中，在这部《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④，作品第73号（1809）里，华彩乐段本身化为英雄主义，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对此有什么可吃惊的呢？贝多芬在写《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进行曲》（奏鸣曲，作品第26号）的时候，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值得他颂扬的英雄——奥什⑤，刚刚战死在莱茵河畔，其墓碑仍矗立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即使贝多芬当时不曾知道这件事，在维也纳他也已经两次目睹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出席《费德里奥》⑥首演的正是法国的军官们。于蓝将军，巴士底狱的攻占者，住在洛布科维茨家里，洛布科维茨正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英雄》和《C小调》题献给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于申布伦。贝多芬的家位于维也纳的城墙附近。拿破仑攻占城市后将其拆毁。“多荒蛮的生活啊，我周围都是废墟，”贝多芬1809年6月26日给编辑布瑞特科普夫和黑特写信时说，“只剩下鼓、号、各类的痛苦！”
贝多芬这个时期的写照是由1809年在维也纳的一位法国人——行政法院的助理办案员特雷蒙男爵，留给我们的：他描写了贝多芬住所的混乱。他们一同谈论哲学、宗教、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 。贝多芬打算随特雷蒙去巴黎，他知道那时巴黎音乐学院已经演奏过他的交响曲，并且那里有热情的崇拜者（参见1906年5月1日《音乐信使》上由特雷蒙男爵撰写的《对贝多芬的一次访问》，J.尚塔福瓦出版）。贝多芬很快就仇恨起法国占领者。但他仍然感受到法国人的那一系列壮举的激情；不能像他那样感受这种激情的人就只能对他这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断了《C小调交响曲》的创作，在没有惯有的拟草稿的情况下，一气呵成地写出《第四交响曲》。幸福出现在他面前。1806年5月，他与特蕾泽·德·布伦斯维克订了婚。更准确地说是特蕾泽·布伦斯维克。贝多芬于1799年在维也纳认识了布伦斯维克一家人。朱丽叶塔·圭恰尔迪是特蕾泽的表姐。贝多芬还曾一度爱上了特蕾泽的一个姊妹——约瑟芬。约瑟芬嫁给了戴姆伯爵，第二次婚姻嫁给了施塔克尔贝格男爵。大家可以在我的新书《贝多芬：创作高峰期》（I，1928年，Sablier出版社）见到贝多芬与布伦斯维克家人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所有细节。在“布伦斯维克姐妹和她们的月光表姐”一章中，我努力复现这个家庭，特别是根据特蕾泽的未出版的《回忆录》和私人《日记》，复现她的高贵的个人品格。贝多芬的女友配得上他。她的长寿的一生（她死于1861年）有很多苦难和善行。特蕾泽早就爱上了贝多芬——从小姑娘时，在贝多芬刚到维也纳教她弹钢琴时就开始了。贝多芬是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1806年，贝多芬是她家在匈牙利的毛尔通瓦沙尔的客人，他们从那时起相爱了。对这些幸福时光的回忆保留在特蕾泽·德·布伦斯维克的几段叙述中。Mariam Tenger， Beethoven’s unsterbliche Geliebte， Bonn， 1890.她说：“一个周日的晚上，晚餐后，贝多芬在月光下坐到钢琴前。他先是放平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弗朗索瓦和我知道这个。他总是这样试音。然后他敲出几个低音和弦；然后带着一种神秘的庄严，缓慢地弹起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首歌曲这是塞·巴赫的夫人安娜·玛格达莱娜（1725）的相册中的一首美妙的歌曲，标题是《吉奥瓦尼尼之歌》。是否出自巴赫之手是有争论的。：‘你若愿把心交给我，先要秘密进行；我们共通的想法，任何人不能猜到。’”
“我母亲和神甫已经睡了；我哥严肃地在对面看着他，而我呢，被他的歌声和目光深深地打动，感到生活臻于完美。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园子里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角在我心中，在我面前，无论我去哪，无论我待在哪，他都和我在一起。我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切都是光明、纯洁、清澈的。在这之前，我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孩，只管拣石子儿，而没有看见路上开满灿烂的花朵……’1806年5月，我成为他的未婚妻，只得到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