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艰辛的童年，缺少更幸运的莫扎特周围的那种家庭温情。从一开始，生活对他就显得犹如一场悲惨而冷酷的战斗。父亲希望利用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把他当个小神童去展示。四岁时，父亲把他长时间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者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屋里，用功课压得他精疲力竭。这差点就让贝多芬永远失去对艺术的兴趣。父亲不得不采用暴力迫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因为物质方面的担心，挣钱糊口的忧虑，过早的工作担子，贝多芬的青年时代令人悲伤。十一岁时，他加入剧院的管弦乐团；十三岁时，他成为管风琴乐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敬爱的母亲。“她对我非常好，非常值得爱，是我的好朋友！噢！当我能够说出母亲这一温柔的称呼，而她又能够听到时，谁比我更幸福？”1787年9月15日，从奥格斯堡写给沙德大夫的书信。（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2封）母亲死于肺结核；而贝多芬认为自己也患上了同样的疾病；他已经常常感到不舒服，在病痛之上又加上比病痛更难忍受的一份忧郁。他后来（1816年）说：“不懂得死亡的人是一个可怜的人！在我只有十五岁时，我已经懂得了死亡。”十七岁时，他成为一家之主，负担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他为不得不恳请酗酒且无能力持家的父亲退休而感到羞愧：人家把父亲的退休金交给儿子，以免父亲把钱挥霍掉。这些伤心事在他身上留下一记深深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体贴的支持，这个家庭，布罗伊宁一家对他终身都是宝贵的。可爱的“洛尔兴”，即埃莱奥诺蕾·德·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也是他，把她领入诗歌之门。她是他的童年的女伴；或许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相当温柔的情感。埃莱奥诺蕾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是贝多芬的挚友之一；且他们之间存在的一段平和的友情直到最后都没有中断。韦格勒和埃莱奥诺蕾的那些严肃而真诚的信和忠实的老朋友给善良的、亲爱的韦格勒的那些信就是证明。当三个人都上了年纪时，友情愈加令人感动，内心的青春活力并没有减退。我们在《信函》中引用了其中的几封信。
贝多芬还找到了一位朋友和导师，他的老师，杰出的克里斯蒂安·格特罗布·内弗，其高尚的道德对贝多芬的影响并不亚于他的广泛的艺术才能。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如此悲伤，但他对童年，对度过童年的地方却一直保留着一种温柔和伤感的回忆。被迫离开波恩，并在维也纳度过几乎一生的他，在这座无聊的大城市及其死气沉沉的近郊，从来没有忘记莱茵河河谷和这条令人敬畏的父亲般的大河，如他所说“我们的父亲莱茵河”。
的确，这样鲜活，几乎就是活生生的人，如同一个巨人的心灵，经历了数不清的思想和力量，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莱茵河流经美妙的波恩的那一段更美、更有力和更温柔，它用一种温存的强大力量滋润着郁郁葱葱、鲜花盛开的河堤。在那儿，贝多芬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二十年；在那儿，他的梦想在年轻的心里形成——在这些懒洋洋地漂在水上的草场里，长着笼罩在雾中的杨树、灌木和柳树，还有果树，它们把根扎进寂静而湍急的水流中；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慵懒而好奇地关注着河岸；而在地平线上，青色的七峰在天空勾勒出它们那动荡不安的轮廓，峰顶上废弃的古城堡的剪影嶙峋而古怪。他的心永远眷恋这块土地；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重新见到它，却一直没有实现。“我的故乡，我出生的那块美丽的地方，总是和我离开她的时候一样漂亮，一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1801年6月29日，写给韦格勒的书信。（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14封）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一个发源地，贝多芬1789年5月14日在这里注册成为学生，上著名的奥伊洛格·施奈德讲授的德国文学课——施奈德后来成为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得知巴士底狱被攻克时，施奈德在讲台上读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诗的开头是这样的：“专制主义的锁链被打碎……高兴吧人民！……”次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集。下面是典型的一首诗：“鄙视宿命论，折断愚蠢的权杖。为人权而战斗……啊！任何王公的侍从都不可能做到。需要自由的心灵，与其谄媚，他们宁爱死亡，与其受奴役，他们宁爱贫穷……要知道在这样的心灵中，我的心灵不会是最后的。”我们在认购人中看到了“贝多芬、霍夫穆希库斯”和布罗伊宁一家人的名字。参见Karl Nef，Beethovens Beziehungen zur Politik（载Sonntagsblatt der Basler Nachrichten， 第26、27、28期，1923年7月1、8、15日）。
1792年11月，贝多芬正好在开战之际离开了波恩。他将在德国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1787年春，他已经做过短暂的旅行。他当时见到了莫扎特，后者似乎没有重视贝多芬。1790年，在波恩就认识的海顿给贝多芬上过几次课。贝多芬也把巴尔布雷希特斯伯格和萨利耶里看作自己的老师。他在路上遇到奔赴法国的黑森德国的一个州，位于莱茵河和图林根森林之间，首府为威斯巴登。——译者注军队。或许他的爱国情感被重新激发。1796和1797年，他为弗赖德伯格的尚武诗谱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部爱国主义的合唱曲——《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是他希望歌颂法国大革命的敌人是徒劳的：大革命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贝多芬与一些法国人，与大使馆，与刚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贝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1818年为瑞典国王。——译者注将军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贝纳多特的随行人员中有小提琴家鲁道夫·克莱采，后来贝多芬把那部著名的协奏曲题献给他。。共和主义的观念在这些交往中表现出来，我们在贝多芬随后的生活中，见到这些观念有力地发展起来。
斯泰因豪泽根据贝多芬本人画的一幅素描相当出色地表现出贝多芬当时的样子。这幅画像与贝多芬后来的肖像相比，正如盖兰皮埃尔·纳希斯·盖兰（1774—1833），法国画家，先后为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宫廷画师。——译者注所绘的波拿巴的肖像，和拿破仑的其他肖像相比一样，那是张受野心之火折磨的令人不快的脸。贝多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瘦弱，腰板笔直，被高领弄得僵硬，一副不信任的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鼓起勇气！尽管有身体的各种毛病，我的才能将取得胜利……二十五岁！已经到来了！我二十五岁……在这一年，人应该完全表现出来了。”他刚刚出道。他作为钢琴演奏者的首场音乐会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举行。伯恩哈特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以粗鲁、令人不快的方式表现得非常骄傲，说话时带一口很重的外省口音。但是只有那些亲密的朋友才了解掩藏在这种骄傲的笨拙言行之下的完美的善良。当他在信中给韦格勒讲述他的种种成功的时候，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念头是“例如，我见到一个陷入贫困的朋友：如果我手头的钱不允许我立即帮助他，我只需坐在我的桌子前开始工作；并用不了多久，我就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你看这多带劲”1801年6月29日，写给韦格勒的书信（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14封）。1801年左右，他在给里斯的信中说：“只要我有什么东西，我的每一个朋友都不应该缺乏。”（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24封）。不久后，他说：“我的艺术就是要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命运。”
痛苦已经敲过他的门，安安稳稳地住进他的家，不再离去。在1796年至1800年间，耳聋开始肆虐。在1802年的《遗嘱》中，贝多芬说病于六年前就出现了——因此是1796年——我们顺便指出，在他的作品目录中，只有作品第1号（三重奏）写于1796年之前。作品第2号，最早的三个钢琴奏鸣曲，1796年3月问世。我们因此可以说贝多芬的整个作品是由聋子贝多芬创作的。
耳聋加重了，但一直没有发展为完全的失聪，贝多芬对低音的感知强于高音。据说在晚年，他使用一根小木棍，一端放进钢琴的琴箱内，另一端顶在他的牙齿上。作曲时，他用这种方法听。在波恩的贝多芬博物馆里，人们收藏着技师麦勒泽尔1814年前后为贝多芬做的助听器。
关于贝多芬的耳聋，参见：C. G. Kunn， 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1892年2—3月；Wilibald Nagel， Die Musik，1902年；Klotzi-Forest医生， Chronique médicale，1905年5月15日；Theodor Von FRimmel， Der Merker，1912年7月；Moabit-Berlin市立医院的主任医师莱奥·雅各布逊医生在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1910， Sonderabdruck， 第27期）中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Ludwig v. Beethovens Gehrleiden，在文章中，他希望证明疾病源于梅毒。他的耳朵日夜嗡嗡作响，他受到疝痛的折磨。他的听力逐步降低。在几年时间里，他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他的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他回避社会，以便他的残疾不被人发现；他把这可怕的秘密藏在自己的心中。但是，在1801年，他不能再隐瞒，绝望地将此事告诉了两位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概括了全部问题，我在马拉日大夫的帮助下对新的基础资料重新进行了研究。依我看，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贝多芬超常的精力集中和大脑的劳累过度是如何引起内耳和听觉中枢的阻滞的。（《贝多芬：创作的高峰期》，1928年）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体贴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经常地待在我身边！你的贝多芬不幸至极。要知道我自己的最珍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减弱了。当我们还在一起时，我已经感觉到这种疾病的一些症状，而我隐瞒了；可是此后就每况愈下……我能治好吗？我当然希望能，但希望渺茫；因为这类病是最难治愈的。我不得不悲伤地生活，回避我所爱的所有事和我所珍爱的所有人，而这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只得逃避到悲惨的顺从中！我当然打算战胜所有这些疾病；但这对我又怎么可能呢？……”①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写道：“……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回避任何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聋子。如果我有个其他什么职业，这还有可能；但是在我这一行中，这是一种可怕的状况。我的对头，他们为数不少，对此会怎样说呢！……在剧院，我必须贴近乐池才能搞清角色。如果我离得稍远就听不到乐器和歌声的高音……当人家轻声说话时，我勉强听得见；反之，当人家喊叫时，这让我难以忍受……我经常诅咒我的生存状态……普卢塔克②引领我走向顺从。我愿意，万一可能的话，我愿意挑战我的命运；但在我一生中有那么一些时刻，我是上帝的最悲惨的造物……顺从！多么悲惨的庇护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14封。参见《信函》。
这种悲剧性的悲伤体现在这个时期的几部作品中，在作品第13号《悲怆奏鸣曲》即贝多芬《第八钢琴奏鸣曲》。——译者注（1799）中，特别是在作品第10号《第三钢琴奏鸣曲》（1798）的“广板”中。奇怪的是，悲伤没有处处留下痕迹，且许多作品，诸如喜气洋洋的《七重奏》指贝多芬《管乐七重奏》，作品第20号。——译者注（1800），宁静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1800），仍然反映出一种青年人的无忧无虑。或许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如此地需要欢乐，以致在它没有欢乐时，就必须创造欢乐。当现时过于严酷时，它就靠过去度日。逝去的欢乐时光不是一下子就被抹去，当欢乐时光不再，其光芒还长期持续。孤单而不幸地生活在维也纳的贝多芬逃避到对家乡的回忆中：他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乡愁中。《七重奏》中变化多端的“行板”的主题是一首莱茵河“浪漫曲”，《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部赞颂莱茵河的作品，是向着梦想微笑的年轻人的诗。它是愉快的，倦怠的；我们从中感受到讨人喜欢的欲望和期待。但在某些段落，在引子中，在几个凄切的低音的明暗对比中，在幻想的“谐谑曲”中，我们在年青的面孔上激动地发现了未来的天才的目光。这是波提切利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译者注的《圣家族》中那个小耶稣的目光，相信人们已经从孩子的这双眼睛里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