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有句俗语：“狗肉贴不到人身上。”
细琢磨一下，此话于哲理之外还颇有几分诗意，而且是象征主义诗意。就像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中的汝尔丹不知道自己说了四十多年的话竟是“散文”一样，如果把“象征主义”这束鲜花送给一个说出了这句俗语的人，他也一定会莫名惊诧，不知所云的，也许出于某些中国人那种惴惴不安的心理，他还会像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使劲儿打弯这可悲的枝条，叫它长不出发臭的芽苞蓓蕾”。①但是波德莱尔这样的真正象征主义的诗句，一旦光临，却又被我们文质彬彬的同胞们“敬谢不敏”、“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②。
①《谢天恩》。
②陈西滢《致志摩》。
于是，我想，狗肉固然贴不到人身上，但人吃了狗肉，不是同样可以长出人肉么？那么，象征主义这块肉在中国究竟是一位“快乐的死者”，还是已变成“腐尸”①了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象征主义这位远征者踏上这片黄色国土之后的命运。
一二十年代，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股世纪初的春风，飞越千山万水吹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花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蕾香、带来艺术上一种新奇美的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岁的诗人”②。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AB”，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都变成“AB”。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臭花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流滚滚的夏天。象征主义是诗歌进步的流派，竟遭夭折，如何解释呢？全面考察，不外作品本身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原因。
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有过唐诗宋词光辉顶峰的中国文言诗歌发展到20世纪初巳经走进了死胡同，山穷水尽，不变革无以生存。但是变革后的白话体诗，只不过在语言上通俗了一些，形式上自由了一些。而实质上仍是很差，像胡适《尝试集》那类的作品，几乎无诗意可谈，在总的审美价值上，还不如旧体诗。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普通读者只能接受传统典故式的暗示，接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一类的直描，接受“我把月来吞了”一类的直抒胸臆。
这样，当李金发等人的象征主义诗作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立刻便遭到了不理解的厄运。以李金发为例，经常被以假洋鬼子视之，先是惊呼看不懂，然后斥责“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做人家看不懂的东西”。本来规模不大的读者群为之瞠目结舌，连名重一时的大诗人、大评论家也读不懂，例如钟敬文先生。
①皆波德莱尔诗题。
②兰波诗题。
中国习惯于那种赋比兴的意象系统，猝然遭遇到象征主义诗歌，仿佛吃了80年红烧猪肉的老人，突然间吃了牛排，是消化不了的。象征主义是塞纳河水浇灌出的花朵，到中国要有个适应过程，而中国又是这么的一种情况，因而，其枯萎也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系一次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