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顿，老人的昏迷加快了，医生向审讯者提议说，犯人需要时间恢复。他准备好一支针剂，扎进囚徒的血管。药物好像马上就产生了效果，把老人从近乎昏迷的麻木状态带回到苏醒状态，让他的神经再次感受到疼痛。
几根钢针在火盆里烤得发红了，之后他们用针慢慢地穿过犯人已经枯萎了的阴囊和干缩了的睾丸。
刚过六点钟，老人又一次昏死过去了，这一次医生慢了一步。他手忙脚乱地开始工作起来，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下来，但所有扎入心脏的强心针都没有作用了。
阿里中士离开房间，并于五分钟后与奥马尔·卡蒂布一起回来。准将看了看尸体，多年的经验使他无需具有医学学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来，举起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正畏缩着身子的医生的脸上。
巴掌扇过去的爆发力和打人者的权威，使医生摔倒在地，他的针剂和药水瓶就摆在地上。
“白痴，”卡蒂布吼叫着，“滚出去。”
医生收拾起他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放进包里后手脚并用地离开了。折磨者看着阿里的杰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味，他们两人都熟悉这种味道，是汗味、恐惧、尿味、粪便、血、呕吐物以及肉被烤焦后的淡淡的香味混合而成。
“他一直抗辩到最后。”阿里说，“我发誓，如果他知道什么事，我们肯定能从他口中掏出来。”
“把他装进口袋，”奥马尔·卡蒂布厉声说，“交给他老婆去埋葬。”
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袋子，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宽。那天晚上十点钟，帆布口袋被抛在了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户主的遗孀和仆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去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打不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到隔壁的药剂师家，请这位邻居帮忙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时候，正当药剂师邻居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的时候，吉迪·巴齐莱回到了维也纳并起草了一封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新电报，而泽伊德少校正向哈桑·拉曼尼局长汇报他当天一无所获的搜查结果。
“电台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吧？”拉曼尼问道，“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长官。最靠近的一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肯定是在地图上的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不是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苏联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邻居家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转达给了邻居的小儿子。
消息于黎明时到了远离巴格达一个军事基地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二月十七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不少巡逻队和路卡。但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以通过。
但这一招碰到断桥就行不通了。每到一座被炸断的桥梁前，他不得不等候轮渡。当他抵达父母亲在卡迪西亚的那座住宅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啕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老佣人讲了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讲完后，他陪着小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那个洞穴，士兵们就是在那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的袋子的。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有人翻墙进来的刮擦痕迹，应该是头天晚上进来埋那东西的时候留下的。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等着会见外长，心里很不快，最后快到十一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使馆是可以通过无线电与本国首都通讯的，而且那种电报通讯总是加密的。”
“是的，部长，但那种电报是从使馆大楼拍发的，那才是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但这次情况不同。我说的是一部秘密电台，是间谍用的收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声电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接收地不是莫斯科，要比莫斯科近得多。”
“噼啪声电报？”阿齐兹问道。
拉曼尼解释了这种电报的原理。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克格勃的特工——假定这是克格勃的一项行动——要从一等秘书的住宅里拍发噼啪声电报呢？他们完全可以在使馆里用功率更加强大的发报机发送电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准将。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办公室之外，现在是什么形势？昨天下午我刚从莫斯科返回，在那里我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代表叶甫金尼·普里马科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而普里马科夫上星期刚来过这里。你知道吗，我带回了一个和平计划，如果热依斯接受这个计划——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计划呈送给他——苏联就会召集安理会阻止美国人进攻我们？”
“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指望我同意你对他们的一等秘书的别墅进行搜查？这不是侮辱苏联吗？坦率地说，准将，你一定是疯了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拉曼尼离开了外交部，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件事是塔里克·阿齐兹外长没有禁止的。也许他们无法进入库利科夫的院子，也许他们无法触及他的汽车，但街道和马路并不属于库利科夫。
“包围那座房子。”拉曼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向他手下最优秀的监视小组下达了命令：“要悄悄地，不动声色，但要对那座房子实施全面监视。进出的所有客人——肯定会有客人——要进行跟踪。”
中午时分，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他们坐在树底下停着的轿车里，分布在库利科夫住宅的四边围墙旁，并监视着唯一通过该别墅的那条街道。其他反间谍特工把守在较远的地方，可以用无线电联络，随时报告有人进出别墅的情况，并可以对出来的人实施盯梢。
那位小儿子坐在他父母家的餐厅里，盯着那只盛放着父亲尸体的长长的帆布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沾湿了他的军装。他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们度过的好时光。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开业开得很大，经朋友奈杰尔·马丁介绍之后还成了英国社区一些居民的家庭医生。
他回忆起和哥哥一同去马丁家的花园里，与麦克和特里一起玩耍的时光。他不知道马丁家的两兄弟现在怎么样了。
一小时后，他注意到帆布袋上的污渍好像扩大了。他起身走到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