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学而一知之。
何晏所引，乃《易·系辞传》之文。原文是：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韩康伯注这一条，也说：
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论语》又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以贯之”四个字，当以何晏所说为是。孔子认定宇宙间天地万物，虽然头绪纷繁，却有系统条理可寻。所以“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都有一个“会通”的条理，可用“象”与“辞”表示出来。“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只是说这个条理系统。寻得出这个条理系统，便可用来综贯那纷烦复杂的事物。
正名主义的目的，在于“正名以正百物”，也只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字，可包一切人；一个“父”字，可包一切做父亲的。这便是繁中的至简，难中的至易。
所以孔门论知识，不要人多学而识之。孔子明确地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不过是“知之次也”。可见真正的知识，在于能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即在于能“一以贯之”。贯字本义为穿，为通，为统。“一以贯之”即是后来荀子所说的“以一知万”，“以一持万”。这是孔子的哲学方法。一切“知幾”说，“正名”主义，都是这个道理。
自从曾子把“一以贯之”解作“忠恕”，后人误解曾子的意思，以为忠恕乃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所以把“一以贯之”也解作“尽己之心，推己及人”，这就错了。“忠恕”两字，本来有更广的意义。《大戴礼·三朝记》说：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一作必）曰知中。
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
章太炎作《订孔》下，论忠恕为孔子的根本方法，说：
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章氏丛书·检论三》。“身观焉，方不障”见《墨子·经说下》。说详本书第八篇第二章）。
章太炎这话发前人所未发。他所据的《三朝记》虽不是周末的书，但总可算得一部古书。恕字本训“如”（《苍颉篇》）。《声类》说：“以心度物曰恕。”恕即是推论，推论总以类似为根据。如中庸说：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这是因手里的斧柄与要砍的斧柄同类，故可由这个推到那个。闻一知十，举一反三，都是用类似之点，作推论的根据。恕字训“如”，即含此意。“忠”字章太炎解作亲自观察的知识（《墨子·经说下》：“身观焉，亲也。”），《周语》说：“考中度衷为忠。”
又说：“中能应外，忠也。”中能应外为忠，与《三朝记》的“中以应实，曰知恕”同意。可见忠恕两字意义本相近，不易区别。《中庸》有一章上文说“忠恕违道不远”，是忠恕两字并举。下文紧接“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下文又说“所求乎子以事父”一大段，说的都只是一个“恕”字。
此可见“忠、恕”两字，与“恕”字同意，分知识为“亲知”（即经验）与“说知”（即推论）两类，乃是后来墨家的学说。章太炎用来解释忠恕两字，恐怕有点不妥。我的意思，以为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是孔门的方法论，不光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
孔子的知识论，因为注重推论，故注意思虑。《论语》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与思两者缺一不可。有学无思，只可记得许多没有头绪条理的事物，算不上是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的材料，只能胡思乱想，也算不上是知识。但两者之中，学是思的预备，故更为重要。有学无思，虽然不好，但比有思无学害处要少些。所以孔子说，多闻多见，还可算得是“知之次也”。又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把学与思两件事看得一样重，初看去似乎没有弊端。所以竟有人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来比作康德的“感觉无思想是瞎的，思想无感觉是空的”。
但是孔子的“学”与康德所说的“感觉”略有不同。孔子的“学”并不是耳目的经验。看他说“多闻，多见而识之”（识通志），“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学于文”，哪一句说的是实地的观察经验？墨家分知识为三种：一是亲身的经验，二是推论的知识，三是传受的知识（说详第八篇第二章）。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所以他的弟子中，那几个有豪气的，都不满意于这种学说。那最爽快的子路驳孔子道：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这句话孔子不能驳回，只得骂他一声“佞者”罢了。还有那“堂堂乎”的子张也说：
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这就是后来陆九渊一派重“尊德性”而轻“道问学”的议论了。
所以我说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以上说孔子的知识方法。
“忠恕”虽不完全属于人生哲学，却也可算得是孔门人生哲学的根本方法。《论语》上子贡问是否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得通的吗？孔子答道：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就是《大学》的絜矩之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这就是《中庸》的忠恕：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这就是孟子说的“善推其所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这几条都只说了一个“恕”字。恕字在名学上是推论，在人生哲学一方面，也只是一个“推”字。我与他人同是人，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故“所求乎子以事父”，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要认定我与他人同属一类，——只要认得我与他人的共相，——便自然推己及人。这是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
上文所说“恕”字只是要认得我与他人的“共相”。这个“共相”即是“名”所表示。孔子的人生哲学，是和他的正名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古书上说，楚王失了一把宝弓，左右的人请去寻它。楚王说：“楚人失了，楚人得了，何必去寻呢？”孔子听人说这话，叹息道：“何不说‘人失了，人得了？’何必说‘楚人’呢？”这个故事很有道理。凡注重“名”的名学，每每先求那最大的名。“楚人”不如“人”的范围大，故孔子要楚王爱“人”。故“恕”字《说文》训仁（训仁之字，古文作恕。后乃与训如之恕字混耳）。
《论语》记仲弓问仁，孔子答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可见仁与恕的关系。孔门说仁虽是爱人（《论语》《说文》：仁，亲也），却和后来墨家说的“兼爱”不相同。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门的爱，是“有差等”的爱。故说：“亲亲之杀”。
看儒家丧服的制度，从三年之丧，一级一级的降到亲尽无服，这便是“亲亲之杀”。这都由于两家的根本观念不同。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故同说爱人，而性质却截然不同。
仁字不但是爱人，还有一个更广的意义。今试举《论语》论仁的几条为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以上四条，都不止于爱人。细看这几条，可知仁即是做人的道理。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都只是如何做人的道理。故都可说是仁。《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孔子的名学注重名的本义，要把理想中标准的本义来改正现在失了原意的事物。
例如“政者正也”之类。“仁者人也”，只是说仁是理想的人道，做一个人须要能尽人道。能尽人道，即是仁。后人如朱熹之流，说“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乃是宋儒的臆说，不是孔子的本意。蔡孑民《中国伦理学史》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这话很对。《论语》记子路问成人，孔子答道：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仁。
孔子又提出“君子”一个名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本义为“君之子”，乃是阶级社会中贵族一部分的通称。古代“君子”与“小人”对称，君子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小人指士以下的小百姓。试看《国风》《小雅》所用“君子”，与后世小说书中所称“公子”、“相公”有何分别？后来奴隶制度渐渐破坏，“君子”“小人”的区别，也渐渐由社会阶级的区别，变为个人品格的区别。孔子所说君子，乃是人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至少能尽一部分人道的人。故说：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是说君子虽未必能完全尽人道，但是小人绝不是尽人道的人。又说：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凡此皆可见君子是一种模范的人格。孔子的根本方法，上章已说过，在于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
上文所说人须尽人道。由此理推去，可以说做父亲须要尽父道，做儿子须要尽子道，做君须要尽君道，做臣须要尽臣道。故《论语》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又《易经·家人卦》说：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是孔子正名主义的应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使家庭社会国家的种种阶级，种种关系，都能“顾名思义”，做到理想的标准地步。这个标准地步，就是《大学》上说的“止于至善”。《大学》说：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这是伦常的人生哲学。“伦”字《说文》云：“辈也，一曰道也。”《曲礼》注：“伦犹类也。”《论语》“言中伦”，包注：“道也，理也。”孟子注：“伦，序也。”人与人之间，有种种天然的，或人为的相互关系。
如父子，如兄弟，是天然的关系。如夫妻，如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每种关系便是一“伦”，第一伦有一种标准的情谊行为。如父子之恩，如朋友之信，这便是那一伦的“伦理”。
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故《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达道”是人所共由的路（参看《论语》，子路从而后一章）。
因为儒家认定人生总离不了这五条达道，总逃不出之五个大伦，故儒家的人生哲学，只要讲明如何处理这些伦常的道理。只要提出种种伦常的标准伦理。
如《左传》所举的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礼运》所举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孟子》所举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人生哲学。后来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杨子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即是禽兽。
孟子的意思，其实只是说墨家和杨氏（老庄各家近于杨氏）的人生哲学，或是极端大同主义，或是极端个人主义，都是非伦理的人生哲学。我讲哲学，不用“伦理学”三个字，却称“人生哲学”，也只是因为“伦理学”只可用于儒家的人生哲学，而不可用于别家。
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但注重模范的伦理，又还注重行为的动机。《论语》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