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节录《走在历史的路上一一顾颉刚自述》的第二篇《北京岁月》。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顾颉刚
一、戏剧与师友
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这一觉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纪念的。
在热心党会的时候，早把书籍的嗜好抛弃了。这时又把党会抛弃之后，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
民国二年（1913），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的预科。
我在南方，常听得北京戏剧的美妙，酷好文艺的熏陶，又常向我称道戏剧的功用。我们偶然凑得了几天旅费，到上海去看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这时我竟有这般福分，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
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
戏迷生活二年余
别人看戏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
每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园的戏报已经贴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预科所在）跑去一瞧，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
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
上面说的，我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但这原是十岁以前的事情。十岁以后，我读书多了，对于这种传说，便看作悠谬无稽之谈，和它断绝了关系。我虽曾恨过绅士，但自己的沾染绅士气，确是不能抵赖的事实。我鄙≯薄“说书场”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说书的淫俚，不屑读。
在十五岁黼候，有—种赛会唤做“现圣会”，从乡间出发到省城，这会要二十年一举，非常的繁华，苏州人倾城出观，学校中也无形的停了课，但我以为这是无聊的迷信，不屑随着同学们去凑热闹。到人家贺喜，席间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厌恶她们声调的****，唱到我一桌时，往往把她谢去。
从现在回想从前，真觉得那时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没有人的气味了。
因为如此，我对于社会的情形隔膜得长；就是故事方面，也只记得书本上的典故，而忘却了民间流行的传说。
“无稽之谈”有它无稽的法则
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也须随时留意了。但一经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许多问题来。现在随便举出数条于下（久不看戏，所记恐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1）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仁责见于史，平贵不见，而其遇合更为奇诡，直从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见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因为仁贵的故事还不淋漓尽致，所以造出一个平贵来，替他弥补了。
（2）戏剧的本事取于小说，但很有许多是和小说不相应的。例如《黄鹤楼》是“三国”戏，但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是“水浒”戏（萧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见于《水浒传》；《盗魂铃》是“西游”戏，但不见于《西游记》。可见戏剧除小说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谋。
（3）《宇宙疯》又名《一口剑》，什么缘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说，赵高的女儿装疯时，说要上天，要人地，宇宙即天地之谓。但戏中凡是遇到装疯时，总要说这两句，未必此戏独据了此句命题，后来看见“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戏名应是《宇宙锋》，“宇宙锋”就是一口剑的名字。戏中情节，是赵高之女出嫁与邝洪之子；邝洪嫉恶如仇，不为赵高所容；赵高就与李斯同谋害他，派刺客到邝家盗取了他们世传的宝剑，投入秦皇宫中，邝家既破，赵高之女遂大归（尚有下半本，未见）。这出戏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小说，也许并没有小说。“皮黄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装疯的一段，于是戏名的解释就变成了猜谜了。
（4）《小上坟》中的刘禄敬夫妇，在剧本里原是很贞洁的，情节亦与《雪杯圆》相同，应当由老生与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与花旦演了作尽了****的态度，但唱的依旧是贞洁的字句。唱的字句给演的态度遮掩了，听客对于戏中人的观念，也就变成了小丑与花旦的调情了。
（5）《草桥关》与（《上天台》同是姚刚击死国丈的事，又同是“皮黄班”中的戏。但《草桥关》是光武命斩姚期父子，马武闻信，强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请罪时，光武自动的赦免，并没有马武救援之事。
（6）《杨家将》小说中只有八妹，并无八郎。但戏剧中的《雁门关》则系八郎之事，八郎亦是辽国附马，尚二公主。其他表述“杨门”功绩的戏词，也都以“四八郎”并称。看来八郎是从四郎分化的。
（7）《辕门斩子》一剧，在“皮黄班”中，一挂斩杀剑，佘太君即出帐，一斩马蹄，八贤王亦即出帐。在“梆子班”中，则挂剑后余太君跪在帐前，六郎出而陪礼，及将斩马蹄，八贤王与之争辩，六郎献印求免官，始无精打采而出。
在这种地方，可见编戏者看描写人物的个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状为重要。因为各就想像中描写，所以各班的戏本不必一律。
（8）司马懿在《逍遥津》中是老生，因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净，华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计》中，与老生诸葛亮对阵时，他便是净了。曹操在别的戏中都是净，但在谋刺董卓的《献剑》中却是生。
可见戏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个性，且表示其地位。
这种事情，简单说来，只是“乱”和“安”。在我的中学校时代，一定不屑齿及，不愿一顾的。但在这时，正是心爱着戏剧，不忍把它拒绝，反要替它深思。深思的结果，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
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像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作者的预期，常常在始则欲其危险，至终则欲其美满；所以实在的事情，虽并没有这样的危险，而终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叹，但这件事成为故事的时候，就会从无可挽回的危险中，得到天外飞来的幸运了。危险和幸运是由得人想像的，所以故事的节目会得各各不同。这是一庄，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同，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
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当时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戏剧本事录》，把各出戏的根据加以考证并评骘其异同之点，可惜没有成书。这不得不希望于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