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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佛医学概论(2)

二、佛法与疾病分类

佛医学把疾病分为404种101类,并把它们分为‘心病”和“身病”两大部分。“心病”是指内心的贪执、恐怖、忧愁、憎恨、愚痴等诸多烦恼,可以说佛教主要着眼于众生的心病一一无名烦恼的根治。佛经认为,众生所造的恶业错综复杂,所以心病的种类无量无边。《教乘法数》记载,众生的烦恼可归纳于八万四千种,即“八万四千尘劳”,它仃:可以浓缩为“贪、嗔、痴”三种烦恼。因此释迦以医治众生心病为己任。

(详见《心理健康篇》)

“身病。’是指身体、肌肉、骨骼、神经、五脏六脏等生理上的不适,即所谓“四大五脏病象”。佛教“医方明”主要是针对身病的治疗技艺。《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示菩萨十大行愿中“恒顺众生”愿,就包括“于诸病苦,为做良医”。药师佛、药王、药上菩萨、龙树菩萨等都以善施医药、治疗身病而称著。

佛医学对疾病的分类与现代医学模式相吻合。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一个人是身心统一体,人的健康应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概念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身体的缺陷和疾病,而且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佛教从根(生理)、尘(社会环境)、识(心理)三缘和合的整体角度考察人的存在,认为它们互不相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心起烦恼,恶业,不仅仅是“心病”的具体体现,而且还可导致生理失调而致“身病”。

三、疾病的佛法对治

佛教在拯救众生诸苦的基本理论中,向众生提供了医治众生“心病”和“身病”的技艺,不仅其全部佛法的教理体系可以作为广义和深义的身心对治方法,而且还以佛教医学善治施医。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佛教的八正道、三学、六度等修持之道,都是行之有效的身心疗法。它们对指导人生正确的心理观和生活态度,保持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对心理疾病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对策,如《教乘法数》认为,有“八万四千尘劳”就有:“八万四千种对治门(方法)”。《大乘义章》则提出了六种对治方法——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空观等,其具体方法与现代身心疗法相似。

佛教还认为,心灵的力量可以产生治病效果,并运用修定之法,使心理专注在身体的某具体部位,以放宽心胸、平息机体疾病,从而起到治疗身心疾病的作用,这与气功理论也不无相似之处。

佛教还强调修心,采用神秘的、内省似的证悟,从日常生活做起,礼拜、忏悔、唱诵、打坐、看护病人等,都具有防治疾病的功效。

(一)礼拜

这是佛教徒的修持方法之一。磕头礼拜时,屈伸肢体的全身运动,加上神情专注,动作徐缓,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心情,还可舒筋活血。礼拜时心意虔诚,意作观想,“观能礼所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些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疾病防治。

(二)忏悔

人们的身心疾病往往是内心潜意识中的不良积淀所致,尤其是当人们违背了某些社会公德、背弃了道德行为准则时,其心理负担十分沉重。忏悔则想象面临佛菩萨圣众诸天,至诚悔过,使一切精神负担在忏悔后变得轻松。诚如((观普贤行法经》所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必定有利于身心疾病的治疗。

(三)唱诵

佛教徒唱诵时,万念俱弃,虔诚敬心,并配单调的节奏,如钟磬、木鱼、鼓等乐器的和鸣,在庄严的佛堂氛围中,可产生现代心理疗法(如松弛疗法、催眠疗法)相同的效果。日本身心医学家池见酉次郎在《自我分析》一书中说:“如果大声反复地朗诵祈祷的文句和佛经等,可以将长久积郁于心而即刻就要爆发的怒火、怨气以及其他激烈的情绪和感情,以平安的方式发散出来,起到净化心灵的巨大作用。”

《摩诃止观》还提出,治病要对症下药才能很快治愈;同时必须正确地诊断病情和病因,精确地辨别各种疾病的症状,这样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治疗身体和五脏失调的疾病时,佛教还有许多对治方法,如药石、针灸、天然食物、运动和养生(如瑜伽术、太极拳、武术等)、按摩和痛捏法、修定功、修观想等等。这些治疗原则和方法,与中医理论相比有许多相仿之处。

佛教还特别重视病人的康复,提倡护理好病人。《四分律》记载,佛陀曾亲自为久病的比丘洗涤污秽、躬身按摩、说法劝勉,使之得到极大的安慰,因此,佛陀说:“若欲供养我者,应先供养病人。”这虽然是佛教慈悲心的具体显现,但在客观上使病人心理舒坦,精神受到安慰,有利于其疾病康复和积极配合治疗。

四、佛门医家的医学活动

佛门医家中有些医术高明者,竟以名医称著,成为我国古代医疗队伍中的一支力量。

西晋高僧于法开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门医家,他著有《议论备豫方》一卷。东晋的支法存著有((申苏方》五卷。南北朝惠义著有《寒食解杂论》七卷。昙鸾著《调气治疗法》一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道洪、莫满等均有著述。以上著作虽已亡佚,但对指导当时僧医的行医实践,为人们治病疗疾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历代佛门医家中,也有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者。如唐代高僧鉴真,历经磨难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副实的错误。日本首任掌管医药的官员曾随鉴真学习药物学,据报道,有部分鉴真的医方现已在日本发现,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组成部分。鉴真被日本药学界推奉为祖师,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草药袋上还有鉴真的肖像。当然,别国的佛门医家也从各地来到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医学得到交流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历代寺院因医而得名的为数不少,如浙江的竹林寺,即以有佛门医家善疗妇科疾病而名传遐迩,此寺所传妇科专著版本有数十种,至清末竹林寺妇科已绵延107世。陕西西安近郊的法门寺附近立有一方医碑,上刻63首妇科疾病药方,“远近知者,对症服药,无不应手而愈”。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艺术,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其中“药王洞”就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如今已被整理出了118首医方。

历代佛门医家对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有的便得到皇帝赏赐。如宋代庐山僧人法坚,“医术闻名天下”,曾获得宋太宗赵匡胤召见,赐给紫云袍,是称“广济大师”。元代佛门名医拳衡和尚,因皇后有病献药有功,被赐予“忠顺药师”,封五省采药使。另一位普映和尚也因精于医道,在元武帝时被封为太医,在朝达12年之久。

五、敦煌佛教医学

敦煌莫高窟以浩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其中敦煌医学也引人注目,它不仅成为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而且也丰富了中医文化,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医学散见于敦煌文献、壁画和其他文物中,甘肃中医学院自1983年开始,多方搜集整理出了关于敦煌中医药方面的资料共88卷,约20多万字。1990年该院集中研究,又经3年努力,终于编撰出了120万字的《敦煌中医药全书》,该书收集古医药方1024首,并对敦煌中医药文献,按医理、针灸、诊法、本草、医方、古藏医药、道医、佛教医学、医事杂论等9个部分归类校勘、集注。

敦煌医学中,确实不乏佛教医学内容。最早诊疗疾病的壁画出现在绘于北周296窟北顶东端《福田经变》中,它描绘了“施医药”的生动场面:两位家属扶着半躺的患者,医生在一旁精心诊脉,身后有—人正在用药臼捣药。148窟有佛口拔牙的壁画。257窟西壁《鹿王本生故事》中绘有治疗恶疮的场面,还有愚疾患者求观音得救的场面。

西魏285窟西壁南北佛龛上,画着14个菩萨禅定和练功的画像,其中南龛7个菩萨坐禅图像类似“内功”、“静功”;北龛7个菩萨则模仿某些动物姿势,仿佛练武功一般。272窟有一幅40人规模的练功连续动作图像,所有菩萨的手势、动作、眼神、体态形象逼真。北魏260窟的一幅“剃度图”更形象地再现和尚剃度的情景。一个和尚坐在大盆内洗澡;另一个和尚将头伸在水盆内洗头;还有一个赤裸上身,脖子上围着围巾,蹲在}也上左手拿着漱口杯,杯内放有柳枝做的牙刷,右手把二指伸进口内撒盐揩齿。据考证,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关于口腔卫生的绘画。

综观敦煌医学中的佛教医学,它包括了医理、医术、心理、气功健身、卫生保健等多方面。在7个石窟570多个洞窟近6万平方米的壁画中,包含着不少佛教医学成就。

在许多寺院里都供奉有药师佛,全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大医王,他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据说,药师佛曾立下12条誓愿,以救度众生,其中有几条就与人们的心理保健相关,如“所求满足”——使众生自由自在,纵横自如;“安立正见”——众生的一切烦恼都能解脱,可以获得正确的见解;“苦恼解脱”——能解脱一切痛苦和烦恼。

药师佛还有两个化身。一是药树王,专医人的肌体疾病(即生理疾病);一是如意珠王,专治人的精神疾病(即心理疾病)。据《法华经》记载,服了药树珠就能治愈肌体上的病痛;服了如意珠就能使人如意,精神方面的疾病便可治愈,从而使人心旷神怡,身心安乐,健康常乐。可以说,药师佛既是大医生药王,又是出色的心理学家,是众生健康的保护神。

佛教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心理学特点,它关心人类心理状况,关心人类的各种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对人类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贡献,它的所有教义都是对人生的价值、意义作出自己的特定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赋予它们生动活泼的心理学解释。